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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兩國自古隔海相望，地理上的天然優勢使得兩國之間的文化交流早在公元前3世紀便已開始，在隨后的兩千多年間綿延不絕。日前，由清華大學和日本奈良縣聯合舉辦“跨越兩國的審美：日本與中國漢唐時期文化交流”特展在清華大學藝術博物館展出。展品既有來自奈良的100余件（套）與中國相關的文物，又有國內機構所藏數十件與日本相關文物。

日本繩紋時代（日本石器時代后期）和彌生時代（上承繩紋時代，下啟古墳時代）遺留下的拙樸陶器，刻畫有鳥裝人物紋、樓閣紋、建筑物與鹿紋等，描繪了其先民的日常生活和祭祀場景。而自彌生時代至古墳時代，大量中國銅鏡傳入日本，且深受喜愛并被仿制，這些仿制鏡在紋樣和銘文上有所簡化或變動，在尺寸或造型上亦有自我創新，比如帶著五個鈴鐺的銅鏡，其功能已非照容、裝飾，而是用于祭祀。

日本的國寶、古墳時代的七支刀，則是古代東亞地區政治、文化交流的物證。七支刀的造型奇特不凡，刀身嵌有錯金銘文，以中國的年號紀年,記載了百濟王世子制造七支刀送給倭王之事，證明了日本與中國和朝鮮半島的來往聯系。此外，履和鞍的金屬部件上的龜甲系紋與棕櫚葉紋也許與中國乃至西亞有著聯系。使用金銅材質、復雜紋樣和鑲嵌工藝制造的華麗馬具，與十六國時期前燕的透雕鎏金銅馬具飾件對照觀之，令人遐思。不難想象，來自中國北方的馬背文化和西亞的藝術，也許通過古老的絲綢之路交會融合，再傳往大海彼岸的島嶼。

隋唐時期，中日交流進入黃金時代，為了學習中國文化，自7世紀初至9世紀末期間，日本四次遣使入隋、十余次遣使入唐，熱情吸收中華文明，掀起了一波又一波文化交流高潮。

日本史上首個正式都城——藤原京位于奈良境內。而接下來的都城平城京，亦在奈良。因此，奈良不僅是古代日本文明發源地，而且在公元794年朝廷遷都平安京（今京都）之前，一直都是日本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這使得奈良成為中日文化交融的結晶與象征。

奈良時代的日本吸收了大量中國唐朝的文化和制度。平城京的格局模仿的是唐長安城，其規模相當于后者的四分之一。典籍、文學、服飾、器具也在這一時期源源不斷從中國傳入日本，來到奈良。一時之間，“唐風洋溢奈良城”。磚佛由玄奘法師自印度求法歸來時帶到長安，遣唐使將這項技藝帶回日本傳播開去。法隆寺金堂壁畫是初唐時期的壁畫樣式。高松塚古墳中所繪的四神和人物壁畫，皆是隋唐古墓壁畫常見題材。西壁女子群像所運用的透視法，與唐代懿德太子墓中壁畫技法相同。唐代盛行的著名陶器唐三彩也傳入日本，日本國內還據此模仿生產了奈良三彩。

在遣唐使的時代，人們把遣唐使帶回日本、由朝廷負責管理和再分配的物品稱為“唐物”。這些為日本各階層所喜愛和追求的樂器、瓷器、書畫、香料、家具等精美物品，除了來自唐朝，也有來自朝鮮半島和其他地區，但由于唐朝的影響力實在過于巨大，乃至于它們被統稱為“唐物”，這一名詞在日本文化史中占據著重要地位。禪宗七祖菏澤神會墓中出土的一件唐代鎏金青銅柄香爐，爐柄尾端下折向外，上有一只瑞獸蹲坐在蓮花座上。在保存了大量唐代精美器物的奈良東大寺正倉院，收藏有紫檀金鈿柄香爐、白銅柄香爐、赤銅柄香爐和黃銅柄香爐各一件，皆有長柄和蹲坐在蓮花座上的瑞獸，與神會墓中香爐的形制十分相像，佐證了唐物在日本之受尊崇。

奈良一直流傳著鑒真東渡的動人故事，長安也曾留下阿倍仲麻呂（晁衡）與王維、李白、儲光羲等交往的身影。鑒真主持建造的唐招提寺歷經千余年風雨洗禮，盛唐風韻依然不減。唐詩中諸多送日本友人的美好詩篇，在中華大地傳誦。歷史遺存見證了中日兩國的文明演進和不可磨滅的往來痕跡。

回望奈良，千余年前的漢唐繁華閃現。文化和文明之美不僅跨越國界，也跨越時代，滋養后來人。

關鍵詞： 中日兩國 清華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