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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志海

清末新政是對清政府在其統治的最后十年（1901—1911）所進行的各項改革的總稱。這次改革是繼洋務運動和戊戌變法之后，清政府發動的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改革運動，其力度遠遠超出前兩次，內容涉及政治、經濟、軍事、文化教育與社會生活等領域的變革，是晚清歷史上一場比較完整意義上的現代化運動，也是中國由古代封建王朝國家向現代國家轉型和過渡的一個關鍵時期。清末新政改革雖然沒有成功實現這一重要轉型和過渡，并以清朝的滅亡而告終，但其成果卻多被繼承，成為中國現代國家生成的重要一環，對清末民初歷史產生深遠影響。在新政史研究成績斐然的情形下，潘崇這部系統考察蒙旗官員錫良在清末新政改革中的作為及其困境和命運的學術著作，豐富了地方督撫與清末新政關系的研究，具有以下特殊意義和學術價值。

首先，錫良在清末的為官遭遇及命運反映了一位游離在清朝政治派系和權力集團之外的勤政為民的“循吏”官員的從政處境和生存狀態。朋黨和派系政治是中國封建官僚政治一個揮之不去的痼疾和陰影。在清末政治派系和權力集團中，錫良除了其蒙古鑲藍旗貴族身份，似不歸屬任何政治派系或集團。一方面因不屬任何派系或集團，缺乏奧援，導致其早年仕途并不順暢，直到1903年9月履任四川總督才結束一段“顛沛流離”的官宦之旅，開始主政一方。此后，施政上還是常常因不得奧援而舉措艱難，以致讓這位生性耿直的蒙古鑲藍旗官員不時心生退意。另一方面，錫良也因其為“循吏”，在光緒二十年之后而得保舉、擢升，并成為朝廷權力斗爭的“調解器”而受到重用，同時調任頻繁。其為官經歷和處境，與咸同年間亦不隸屬任何權力派系或政治集團的歷任漕運總督、署江蘇巡撫、四川總督等職的漢族官員吳棠頗有類似之處，反映了“循吏”官員無論其漢族身份還是旗人貴族身份，在君主專制制度官僚政治下的生存實態和共性。

其二，錫良的為官經歷為我們重新認識清末滿蒙旗人官員群體及施政作為提供了一個典型對象。清末的滿蒙旗人官員通常被認為是一個保守、反動群體。新政伊始，錫良就因其對外人的態度，被視為排外的保守派官員而被排除在新政運動之外，不得參與其中。但錫良在清末督撫任上在革除弊端、興學育才、發展實業、整頓旗務、禁毒，以及編練新軍、強化邊防、維護國家主權等方面實行的各項舉措及其成效，以及在憲政上的主張，體現出的卻是“有能力、有操守、有頭腦”，負責、廉潔，開明、勤政，銳意改革的形象。這就提醒我們在歷史研究中切勿臉譜化和簡單化，有必要重新看待和評價清末滿蒙官僚群體。并且，錫良的施政作為亦表明這位蒙古鑲藍旗官員已遠遠超越和擺脫了美國“新清史”學派所說的“滿族認同”，已具有強烈的現代國家認同，體現了在反抗外來列強侵略過程中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已在滿蒙旗人官員中生根、滋長。

其三，深化了清末新政史的研究。經過40余年學界的不斷探索，清末新政的研究雖然已取得輝煌成果，學界對這場改革運動的內容和歷史意義亦多有認識，但鑒于中國地域遼闊，存在比較多的地方差異，有關這場改革在各地的實際實行情況和差異，我們的研究尚不充分。而清末錫良主政的四川、云貴和東三省三地，都在多民族聚集的邊疆地區，就與其他省份有很大不同。因此，這部著作對錫良與清末新政關系所做的研究，既有助于我們更好地認識清末新政在其任職省份的落實情況及所遭遇的一些共性問題，也有助于我們清楚清末邊疆地區新政遇到的其他省份不存在或不突出的個性問題，諸如川邊的改土歸流和治理、開發問題，云貴土司的改土歸流和禁毒問題，東三省的籌辦八旗生計和旗務改革問題，抵御列強對東三省的覬覦問題等。這些問題事關邊疆地區與內地的一體化和民族融合，事關邊疆地區的宗教和經濟發展，事關邊疆地區的邊防和邊政，事關中國近代民族國家的生成。這部著作在這些方面所做的拓展性研究，無疑增強了我們對清末新政改革的復雜性和艱巨性及其歷史意義的認識。

學術研究終究是一個不斷完善的過程。雖然在史料挖掘和利用上的突破，如充分利用了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館藏的“錫良檔案”資料，使得這部著作在錫良研究中尚能走在學界前列，但這部學術著作依然尚有待完善之處。令人欣慰的是，潘崇也說及錫良人際關系、政壇遭際、對外交涉、歷史定位等方面內容尚有較大探討空間，計劃在后續的“錫良年譜（1853—1918）”研究工作中進一步加以深化，在史論的闡釋和史料的再利用和再解讀等方面繼續有所突破。

（作者為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

關鍵詞： 清末新政 學術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