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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任性的靈魂》收錄張新穎老師15篇有關(guān)西方現(xiàn)當(dāng)代作家的讀書隨筆，其中有4篇是關(guān)于博爾赫斯的。最早一篇《博爾赫斯三題》寫于1991年，最近的《七個夜晚的讀書人》寫于2016年，篇幅都不算很長，但時間跨度卻很長，首尾相隔25年。集中放在一起閱讀就有一種穿越時空隧道的奇妙感覺，可以感受作者筆力的變化，讓人想起葉芝在詩里所講述過的“隨時間而來的真理”。而變化中亦有不變者存，比如喜歡用引文來編織敘事，這從《博爾赫斯三題》中已經(jīng)略露端倪。又比如“迷人”的文風(fēng)。在《七個夜晚的讀書人》中，作者先引用博爾赫斯的話來證明這種迷人其實是一種自覺的追求，“迷人，正如斯蒂文森所說，是作家應(yīng)該擁有的基本優(yōu)點之一。舍此，別的都沒用”，又接著補(bǔ)了一句，“倘若博爾赫斯缺乏迷人的品質(zhì)，他大概就不會這么引用斯蒂文森了”。我們讀完這本《不任性的靈魂》，也可以接著再補(bǔ)一句，倘若張新穎缺乏迷人的品質(zhì)，他也就不會這么心心念念于博爾赫斯了。

在指出“迷人”這個關(guān)鍵詞之后，作者又不動聲色地拈出博爾赫斯《七夜》中所提及的兩個講演要領(lǐng)：第一條，要講述“具體的事而非抽象的事”；第二條，“我并不是在跟大家講話，而是在跟你們中的每一個人交談”。這兩條，可以視為博爾赫斯的金針度人，恰也可以視為作者自己寫作的要領(lǐng)。

很多評論家是依靠形容詞和抽象詞匯在寫作的，形容詞用來褒貶人，抽象詞匯用來唬弄人，以此為背景，方可感知上述兩條要領(lǐng)的可貴。這些年讀張新穎老師的文章，很大的一個感受就是他的文字能夠句句落到具體的實處，用流行的俗語來說，就是“干貨”很多，同時文字的起承轉(zhuǎn)合又很熨帖自然，甚至是若有若無的，看起來只是一段一段引文的綴合，沒有什么文章架子。這樣的文章，似易實難，非要等到自己寫的時候才能體會。同時，這樣的文章又很耐讀，其中那些引文和作者自己的文字之間能夠達(dá)至某種水乳交融的效果——他能讓引文也成為一種親切的交談，而非貼附在文章表面的光鮮亮麗的瓷磚。

普魯斯特在《追憶似水年華》的開頭談及凱爾特人的信仰：“他們相信，我們的親人死去之后，靈魂會被拘禁在一些下等物種的軀殼內(nèi)，例如一頭野獸，一株草木，或者一件無生物，將成為他們靈魂的歸宿，我們確實以為他們已死，直到有一天——不少人碰不到這一天——我們趕巧經(jīng)過某一棵樹，而樹里偏偏拘禁著他們的靈魂。于是靈魂顫動起來，呼喚我們，我們倘若聽到他們的叫喚，禁術(shù)也就隨之破解。他們的靈魂得以解脫，他們戰(zhàn)勝了死亡，又回來同我們一起生活。”

讀書人，也可以視為一直在傾聽過往靈魂呼喚的人。他從一本本不同時代不同國族的書籍中找到并喚醒一些文句，令它們擺脫被拘禁在書架上的命運，讓它們得以同此時此地的我們一起重新生活。要從一起生活的角度去理解張新穎對于引文的迷戀，而我們讀他的著作，也是在參與這種由他所努力喚起的跨越時空的共同生活。

他稱贊《日瓦戈醫(yī)生》是“一部捍衛(wèi)生活的書”；強(qiáng)調(diào)雷蒙德·卡佛“寫這些被生活淹沒了的人”本身也是文學(xué)的一個傳統(tǒng)，“文學(xué)能夠讓我們明白，像一個人一樣活著并非易事”；指出在E.B.懷特的“文體和生活之間，好像有一個通道”；借助奧登對于歌德的理解，講述承擔(dān)生活的責(zé)任之于藝術(shù)家的重要性。那么，生活到底是什么呢？我想，對張新穎老師而言，生活的要領(lǐng)一如寫作的要領(lǐng)，都是具體的，都是在和一個個具體的人、一樁樁具體的事的交流中所完成的。正如他引用帕斯捷爾納克對契訶夫的稱贊，“終生把自己美好的才賦用于現(xiàn)實的細(xì)事上，在現(xiàn)實細(xì)事的交替中不知不覺度完了一生”。

在《俄國之戀》這篇文章中，張新穎講述以賽亞·伯林對于阿赫瑪托娃的認(rèn)同，“她熟悉的每一個人他都熟悉，她讀過的每一本書他都讀過，她的每一句話、每一層含義他都懂得”。而我在讀這本《不任性的靈魂》時，時常也會生出相似的感受。這本書里所談到的那些作家，布羅茨基、奧登、艾略特、以賽亞·伯林、博爾赫斯、卡佛、懷特……幾乎也都是我所熱愛的作家；而他在書中所說的每一句話、每一層含義，我也自認(rèn)為是懂得并且深深認(rèn)可的。在思南讀書會的分享現(xiàn)場，以賽亞·伯林說，在經(jīng)歷過2022年的一切之后，這本他原先拖延猶豫的書成為他如今迫切想出版的書。“風(fēng)雨如晦，雞鳴不已”，那些他筆下提及的不任性的靈魂，克制而誠懇，寬闊而自由，連同他本人一起，會是如晦的風(fēng)雨中令人安心的存在。

關(guān)鍵詞： 日瓦戈醫(y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