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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代流行文化的攪拌機中，“學院”、“女性”與“詩人”等詞匯都經過了預先的調味，在不斷“下沉”的過程中，逐漸淪為日常生活場景內一種穩定的象征體系。一方面，它們排斥事實，用某視頻網站上最近興起的流行語來描述，即高度依賴著某類“刻板印象”來維續自身；另一方面，大眾媒體與自媒體的宣發，往往成為符號“再生產”過程的一環，推動著公共空間內一種關于“學院”、“女性”與“詩人”的“誤解”傳統的形成。

“女性寫作”的新視角

其實，上述趨向，同樣可隱約見于學術生產的軌跡。以冰心、鄭敏、陳敬容等新詩史中代表性的女性詩人為基準，“女性寫作”往往被賦予了向內凝聚的想象力內核、傾心于靜默的反思與克制的抒情等特征。而李少君主編的《燕南園的星空——北京大學女詩人詩選》（國際文化出版公司），或許就始于對這種“誤解”的一種糾正。以《詩選》中秦立彥的《迎春花》為例，“它們只有一個執著，/就是抓住永恒中這屬于自己的一瞬。/它們把全部的熱情都貫注于此。/萬千未開的花蕾，/如同搭在弦上的箭，/不能不發。”詩句充盈著抒情力量，以及將“一間屬于自己的房間”向外敞開的渴望。在這首詩的末尾，“否則，過去一年的沉默是為了什么，/為什么要忍耐寒冬和別的一切”更是完全釋放出主體投向寫作的心力，從“沉默”里抽出行動的可能，為我們理解“女性寫作”帶來了一種新的視角。再如《詩選》中另一位極年輕的詩人趙汗青，其寫作不僅用于折射自我的生命體驗，同樣能夠“蓬松”開來，在個人與歷史間隙的萬花筒內尋覓出奇崛的想象力。

合力突圍“刻板印象”

本書關注的不僅僅是一類寫作主體，同樣期待的是當不同的“刻板印象”遭遇后，它們之間能夠發生怎樣劇烈的化合反應。當被符號化的主體重新排列與拼裝，它們因此能夠突破既有認知邏輯的轄域，為當代新詩的寫作提供新的經驗。進而，將某種“異質性”引入當前的新詩史視野，勾勒出一幅被遮蔽的新詩圖景。于“學院”、“女性”與“詩人”這三個概念自身的生長而言，也有助于它們突破自我的框定與外在的價值評判，通過“刻板印象”的合力突圍，生發出當代漢語世界的新感性。拿《詩選》中的馬雁來說，盡管她于2010年就因意外去世，但詩作呈現出的馬雁畫像，卻不同于90年代媒體所推崇的“瘋人天才”，也有別于近年來大眾所熟知的“平民英雄”類詩人。馬雁對生活的熱情，存在于生命的細節，存在于每一次眨眼中的黑暗時刻。即便是“那些陡峭的山在寒冷干燥的空氣里/也像我們這樣，平靜而不痛苦嗎”這樣晦暗的時刻，馬雁也沒有傾向膚淺的樂觀主義或與絕望合流，而是在現實與想象的張力之間，在人與人擦身而過的火花中，煥發出感受的寧靜輝光。作為“下半身寫作”的核心人物之一，尹麗川的詩則是在不同歷史時期呈現了她消解“刻板印象”的努力與嘗試。世紀初的尹麗川，執著于對抗農耕社會殘余的道德枷鎖。到了《詩選》中的尹麗川，則更多地把與外部世界的對抗轉化為寫作的內在驅動力，操演日常生活內的“奇跡”。

學術場景可以助益詩歌寫作

在對“學院”認知的更新上，《詩選》同樣做了不少工作。“學院研究者”，常被認為缺乏基層生活與勞動的體驗，疏離于具體的人際關系，并全身心投向于“無用”的邏輯推演與文字游戲。康宇辰在北大生活十年，現在又任職于某高校，但她的寫作，卻能夠從學院生活的體系生發出對外部世界的廣袤認知。具體來說，康宇辰將研究生涯里細小的牢騷、瞬時的驚喜凝固在語言中，并用節制的節奏包裹著它們，以豐富的策略經營情感。同時，經由系統的學術訓練，康宇辰能夠在寫作時熟練地使用檔案、書信、舊刊等材料，在豐富了當代詩歌寫作源泉的同時，也提供了一種可行的寫作方法論。再者，學術生涯錘煉而出的警覺，使得康宇辰對于媚俗的寫作時尚保持足夠的警覺。康宇辰的寫作意味

著，學術場景可以作為寫作的助益：生存其內的詩人不僅能夠磨練寫作的技術，同樣能充實自我寫作的視野與材料，進而為當代詩的寫作帶來一種“非直觀”的復雜情感結構。或是曾為北京大學博士后的楊碧薇，從文學地理學的層面來看，她的作品開拓了新詩書寫的地理邊界，向新詩文化灌注東南亞充沛、奔放的雨水與陽光。學院人文傳統與現實關懷，也能夠讓她在“觀光客”與“考察者”之間的身份搖擺，從中汲取出一種觀看異域風情的多維視野。

限于篇幅原因，本文未能照顧到所有的作者，盡管她們都對新詩的發展有著各自獨特的理解與回應。此外，本文僅探討了《詩選》在“學院”、“女性”與“詩人”這三個關鍵概念上的突破。真正讓人期待的，是這三個復雜的概念被并置后、這本選集投入當代詩歌的場域后，能夠激發出怎樣的波紋，沖擊我們在“女性寫作”“學院寫作”等意涵上的認知邊界。這種期待，或許要求我們不要過早地將入選詩人想象為一個“共同體”、然后在此框架內闡釋她們各自的美學意圖，而應該回到歷史的復雜環境與身份的多樣構成中，以明晰她們如何在參與構建一種共同寫作傳統的同時，又在寫作中安置著各自的生命體驗與身份思考。

關鍵詞： 外部世界 北京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