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毒舌律師》被交口稱贊的點，圍繞著“爽”字展開。它成功展示了一個市井小人物向正義大英雄的華麗轉(zhuǎn)身，最終落實到公義的呼吁，讓影片在核心基調(diào)上能調(diào)動跨文化圈層的普世情緒。然而，本文作者看《毒舌律師》時的遺憾也恰好在于：因為太爽了，反而不夠爽。在強情緒的支配下，電影的劇情和角色塑造都極為粗糙，沒有留下任何可供觀眾自己咂摸的灰度空間。

《毒舌律師》的遺憾，恰好能被另一部香港電影補全——同樣也是在去年的香港院線上映的《正義回廊》。《毒舌律師》和《正義回廊》幾乎是必須讓人放在一起理解的兩部電影。都聚焦一樁法庭上的懸案，兩部電影恰好分別展示了爽片和爽片的背面，并殊途同歸地對同一種社會情緒作出了回應(yīng)。文章的后半部分將兩部電影進行對比，并指出這兩個文本最大的區(qū)別，首先在于圍繞著法律與真相的探討，其次在于對階級問題的處理。

《毒舌律師》和《正義回廊》兩部電影的前后腳上映，形成了一種可能超出創(chuàng)作者預(yù)期的巧妙互文。將這兩部電影對比觀看，我們或許能夠發(fā)現(xiàn)新一代香港影人在展示香港現(xiàn)況時不同的路徑和共同的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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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太爽了，反而不夠爽

早在內(nèi)地正式上映前，原名《毒舌大狀》的《毒舌律師》就因為其在香港的票房成功引發(fā)了觀眾的注意——“香港史上首部票房破億的港產(chǎn)片”，這個名頭很是先聲奪人，對這部沒有太多先發(fā)優(yōu)勢的電影的宣發(fā)而言至關(guān)重要。

說《毒舌律師》沒有先發(fā)優(yōu)勢，主要還是從演員角度來看。過往能帶動票房的港產(chǎn)片里，永遠都有幾個全年齡層都熟的“勞模”明星臉。《毒舌律師》宣發(fā)海報上唯一露臉的，則是飾演男主角林涼水的黃子華。他是在粵語文化圈里家喻戶曉的棟篤笑演員，去年其主演的喜劇電影《還是覺得你最好》也曾登陸內(nèi)地院線。然而在粵語圈之外，黃子華的影響力就很有限，某種程度上，這也是粵語圈內(nèi)外趣味差異的一個縮影。

登陸內(nèi)地院線五天，《毒舌律師》票房已破七千萬。作為一部沒有大明星、大場面，幾乎以室內(nèi)戲為主的港片（據(jù)傳成本2500萬港幣），這個票房成績雖算不上驚艷，但也讓《毒舌律師》躋身當下值得關(guān)注的院線電影之列。同時影片在上映后也獲得了7.7分的豆瓣評分。綜合票房口碑兩個維度，這可能也是在去年國慶的《明日戰(zhàn)記》（據(jù)傳成本4.5億港幣，豆瓣6.1分）與雙影帝打架的《風(fēng)再起時》（據(jù)傳成本2.5億港幣，豆瓣6.3分）折戟之后，香港影人在內(nèi)地院線交出的第一份比較及格的答卷。

從題材來看，《毒舌律師》在港片序列中，似乎相對新穎。聚焦一宗“虐童案”在法庭上的抽絲剝繭，它好像回避了香港電影對喜劇和動作題材的路徑依賴。最終落實到公義的呼吁，讓影片在核心基調(diào)上能調(diào)動跨文化圈層的普世情緒，在“搞怪”和“刺激”之外，找到新的共振基點。

然而，《毒舌律師》又談不上是一部真正新穎的作品。它很容易讓人想到香港無線電視臺的一系列律政職業(yè)電視劇。如果不局限于地域，更容易聯(lián)想到的作品還有美國的《刺殺肯尼迪》、韓國的《辯護人》等，都以法律、真相與公義為核心。

實際上，影片最打動人的并不是法庭上林涼水最后振臂高呼的“Everything is wrong”（一切都是錯的）——即使編劇有意讓此成為高光場景——而在影片前半部分：一心賺錢的林涼水因為浮躁輸?shù)袅斯偎荆谧専o辜者入獄的悔恨中渾噩了兩年。當翻案的機會終于出現(xiàn)時，他頂著被開了瓢的腦袋，對糾纏不休的黑幫老大說：“你最好是現(xiàn)在就打死我。”黃子華在血里睜開的眼睛，充滿著旺盛的憤怒與信念感。

而這樣的角色成長軌跡和人物塑造方式，在東亞影人里，尤其容易讓人聯(lián)想到宋康昊。比如說《辯護人》，影片開頭宋康昊飾演的宋佑碩就是一個兩耳不聞窗外事、一心掙錢的律師。直到時代的風(fēng)波讓他無法置身事外，最后走上法庭慷慨陳詞，貢獻了影史留名的經(jīng)典演說：“拿雞蛋碰石頭，看似不堪一擊，自取滅亡，但是雞蛋是有生命的，石頭是死的；雞蛋打破了是生命，雞蛋可以躍過石頭！”宋康昊的演技之神，也就在于這種“猥瑣小市民到正義大英雄”的戲劇化轉(zhuǎn)身，在他的飾演之下總是極為真切，比克拉克·肯特撕破襯衣變身超人還要順滑。

從這個角度來說，《辯護人》的宋佑碩和《毒舌律師》的林涼水幾乎共享同種角色的DNA，傳遞的也是類似的信息。前半段做小人物要越草根越好。宋是短視，林是毒舌，都要有些平凡的缺陷才方便觀眾代入；代入之后，才是拔高，觀眾對于角色的視線從俯視、平視到仰視。核心思想自然地感染了觀眾：這樣一個普通人，也可以做英雄。而我們的社會要變得更好，少不了每一個普通人的努力。

以這種角色和使命為核心的電影，很難不讓人看了心潮澎湃。所以關(guān)于《毒舌律師》有兩種共識：一、這部電影滿足了社會情緒；二、這是一部“爽片”。豆瓣點贊較高的幾條短評里，“爽”這個字出現(xiàn)頻率極高：“八點檔爽劇”“給普通人聊以自慰的爽片”“足夠爽也足夠抓馬”……

然而，我看《毒舌律師》時的遺憾也恰好在于：因為太爽了，反而不夠爽。在強情緒的支配下，電影的劇情和角色塑造都極為粗糙：真相的發(fā)掘都靠林涼水的靈光乍現(xiàn)；曾潔兒的冤屈靠女兒臨終前的手語洗刷（如林涼水所說：“只有我們百分百相信你真正無辜，因為我們真的聽到了你女兒的話”）；兇手的定位憑借一段畫質(zhì)和收音都極度清晰的偷拍視頻；正義的維護靠反派低智商送人頭和中立者（檢控方律師金遠山）如童話般堅守的良心……金手指疊加金手指，贏得太容易。

因此，《毒舌律師》也沒有留下任何可供觀眾自己咂摸的灰度空間。偏離了波詭云譎的“現(xiàn)實世界”，這個文本更像安貝托·艾柯在《悠游小說林》中描述的某一種“虛構(gòu)故事”。在這個虛構(gòu)宇宙中的每個秘密信息都注定可被破解：

“我認為我們之所以閱讀小說，在于小說給了我們一種生活在真實觀念毋庸置疑的世界里的愉悅感受，而現(xiàn)實世界則詭譎得多。虛構(gòu)世界里的這種‘真理特權(quán)’（alethic privilege）也給予我們一些尺度，來挑戰(zhàn)那些對文學(xué)文本的牽強詮釋。”

“虛構(gòu)作品之所以比現(xiàn)實世界更讓我們感到形而上的安心，還有另一個理由。密碼分析及破譯專家都倚重一個黃金律，即每個秘密信息都可破解，只要知道它的確是個信息。現(xiàn)實世界的問題是，人類自天地鴻蒙起就在思索是否真的有個信息存在，如果有，那么這個信息是否有意義。在虛構(gòu)的宇宙里，我們不假思索就知道確實有這樣的信息存在，隱身于信息背后的作者實體即是造物主，信息中則是一系列的閱讀指示。”

成功翻案之后，影片曾渲染的階級矛盾等沉重復(fù)雜的系統(tǒng)性的問題就好像土崩瓦解，回到虛無縹緲的“蒼天有眼”（林涼水在審判席桌下發(fā)現(xiàn)自己曾經(jīng)刻的字由“天冇眼”變成了“天有眼”），也回到相信個人的努力——做好手頭的事，做好事，如陸定衡當年勸林涼水能做一件好事是一件，也如影片最后林涼水走出法院，就又一次選擇站在弱勢老婦一邊。

當然，不是說個人的努力不重要，也不是說“雞蛋”不可以躍過“石頭”。但是，“石頭”一直在那里，就對嗎？我們有可能把“石頭”搬開，從根源上讓更多的“雞蛋”不至于粉身碎骨么？甚至，從另一個角度來說：真實的案件，是否真的只由“雞蛋”與“石頭”、正義與邪惡、真相與謊言，這樣涇渭分明的二分法來支配？

對此，影片沒有留下更多探討的余地，只留下法庭上林涼水的一句“Everything is wrong”。而彼時的他面對的又是一個乍看森嚴，實則天真如兒戲的戰(zhàn)場。金手指消解了嚴肅性，靶子早早倒下，就使這句宣言顯得空洞而造作。

法律與真相的距離：“爽片”的AB面

時至今日，香港電影仍然是我審美趣味里的重要一環(huán)，即使它在大眾視野里早已經(jīng)是明日黃花。其原因之一就在于多元。在這里，你既可以看周星馳、王晶、徐克，也可以看王家衛(wèi)、許鞍華、關(guān)錦鵬，還可以看吳宇森、杜琪峰、林嶺東……并且倘若篇幅不限，這個名單和其背后所對應(yīng)的作品類型，還可以繼續(xù)往下列舉。

在港片式微的今天，這種多元的風(fēng)采猶存。就像最近在中文互聯(lián)網(wǎng)上引起關(guān)注的還有一部港片，也是在去年于香港院線上映的《正義回廊》。我會感慨這種命運般的安排：《毒舌律師》和《正義回廊》幾乎是必須讓人放在一起理解的兩部電影。都聚焦一樁法庭上的懸案，兩部電影恰好分別展示了爽片和爽片的背面，并殊途同歸地對同一種社會情緒做出了回應(yīng)。

《正義回廊》改編自2013年一宗轟動全港的“逆子弒親案”，張顯宗（楊偉倫 飾）聯(lián)同友人唐文奇（麥沛東 飾）于寓所內(nèi)殺害父母，并進行肢解。但對簿公堂之際，兩人的口供出現(xiàn)差異：張顯宗強調(diào)案件為兩人共謀共犯，而唐文奇把自己的責(zé)任推得一干二凈。

《毒舌律師》和《正義回廊》的首要差異，就在于法庭進程與揭示真相之間的關(guān)系。《毒舌律師》里以一段偷拍影片，在程序之外首先錨定了真相的存在。接下來要解決的唯有程序本身。而面對如山鐵證，法官和陪審團就立即倒戈——盡管法官也對陪審團言明了這是非法取證，不應(yīng)受其影響——為體系再度漆上金身。

《正義回廊》展示的就是截然不同的畫風(fēng)：檢控方和兩位犯罪嫌疑人的大律師輪番出戰(zhàn)，真相卻不是越辯越明，而是更加撲朔迷離。相悖的證詞和選擇性的證據(jù)指向截然不同的事實。在高對比度的人工照明及彩色濾片的使用之下，法庭更像是舞臺，展演律師和犯罪嫌疑人早早排練好的劇目。在一個閃回里，探監(jiān)時唐文奇的姐姐試圖向他灌輸更多策略，這似乎已經(jīng)超過了后者智商所允許處理的極限。而張顯宗的律師對張說：“那你明天等著上臺領(lǐng)獎吧，做出好戲！”

影片更大量地使用了Shatner Light（薛特納式打光），即讓角色幾乎完全沉浸在黑暗之中，僅有一道明亮的光線穿過他們的眼部，在進一步突出戲劇性和人造感的同時，也似乎在暗示真相之不可測，可能正是因為隱沒在黑暗里部分太多，被照亮的僅是經(jīng)由粉飾的冰山一角。

面對羅生門，陪審團并不像他們在《毒舌律師》中的同類一樣團結(jié)且堅定。他們被賦予了更多存在感和主動性，討論、爭執(zhí)，而不僅僅是正義意志的自動成全者。不同的供詞一遍遍引導(dǎo)他們返回案發(fā)現(xiàn)場。同時，他們對真相的理解也相互迥異。

影片最后，唐文奇被當庭釋放，張顯宗入獄。陪審員們并非都相信唐文奇真的無辜，而是在證據(jù)不足的情況下，服從“疑罪從無”原則做出決斷。很難否認，本片所有關(guān)于陪審團的戲份都有強烈的《十二怒漢》既視感。只是受時代影響，本片中陪審團的組成更加多元，出現(xiàn)了女性，也出現(xiàn)了性少數(shù)人群。

從這個角度來說，比起《毒舌律師》，《正義回廊》無疑嘗試更嚴肅地觸碰司法體系與真相間的復(fù)雜關(guān)系。在《毒舌律師》里，司法程序最終成為干凈無垢的烏托邦。我們所需要做的，僅僅是不要讓它被腐敗和居心叵測的上層階級染指操控。

而《正義回廊》中，司法本身就無法與真相等同。按規(guī)章辦事、在體系內(nèi)發(fā)揮、對規(guī)則保有尊重和期待，并不保證伸張正義，反而可能攪渾這攤水。當?shù)脛俚穆蓭熢谕ネ饨邮苡浾卟稍L，失敗的律師只能灰溜溜地離場，他們更渴望的是功成名就，還是正義昭彰？而在法庭宣判之后，一組不加過多說明的平行剪輯鏡頭，暗示唐文奇或許更深入地參與謀殺。開放式結(jié)局進一步強調(diào)真相難得，羅生門仍然屹立不倒。

比起給予一場酣暢淋漓的大勝，并且謳歌體系的完備公正，《正義回廊》在兜兜轉(zhuǎn)轉(zhuǎn)拍了兩個小時后，倒好像回到了陪審團組建之初時，一個陪審員的吐槽：“法官閣下，我根本就不相信香港的司法制度。”

直面無法言說的聲音

從直觀感受上來說，《毒舌律師》比《正義回廊》似乎有更強的階級性。前者的矛盾核心完全圍繞公義與不公、窮與富、無權(quán)者和有權(quán)者的二分法展開。后者的法庭則不再受到一個明顯外力的干預(yù)，罪案也僅僅發(fā)生在普通家庭和底層人之間。然而，《正義回廊》做得最好的地方，恰恰是《毒舌律師》的遺憾：真正直面階級，尤其直面那些沒有太多機會說話的人。當然，描述他們的苦，前提并非是要他們清白無辜。

與其說《正義回廊》里的階級屬性比起《毒舌律師》更弱，不如說前者把目光從臉譜化、標簽化的人的身份——誰是窮、誰是富、誰是善良、誰是邪惡——轉(zhuǎn)向了具體的人的狀態(tài)。尤其在前半段，影片用大量的平行剪輯渲染了張顯宗的心理狀態(tài)：生活片段、關(guān)于希特勒的幻想、色情片錄制和法庭演說……這些切片拼湊在一起，不需要太多臺詞，也讓觀眾感受到張顯宗是極端的、自恃聰明的、傲慢的，但同時也是邊緣化的、困頓的、不被愛的、陽痿的。在一個鏡頭里，他順著臺階往下走，而他的哥哥去往與他相反的方向。黑與白之間，已經(jīng)暗示了親兄弟迥異的命運。

對比之下，《毒舌律師》甚至不能被認為是合格地展示了階級差異，這也是這部電影的另一大遺憾。它在勾勒一個只手遮天的貴族階層的同時（具象化為一個咬牙切齒的惡毒闊太太），并未給予其對立面太多關(guān)注。被冤入獄的曾潔兒（王丹妮 飾），在劇情簡介里被描述為“國際名模”。且不說“國際名模”和富商是否真的能形成大眾認知中的那種懸殊的階級差異，實際上，就連這個設(shè)定都被交代得特別模糊：她衣香鬢影的前史只在閃回中匆匆出現(xiàn)。大多數(shù)時候，她只是無助和癲狂地等待審判，等待著被律師們或代言、或曲解。不可否認，王丹妮的粗糙演繹也讓該角色的塑造雪上加霜。

在這場瞄準金字塔頂端聲勢浩大的進攻中，被聲援的一方其實僅有一個模糊的影子——被冤屈的“她”，就等同于“我們”，但事實是否如此？是否可能有更多未發(fā)言的人，還處在銀幕上和觀眾席之外？

這兩部電影之迥異，甚至反映在截然不同的造景上，因為空間最和階級有關(guān)。提出“第三空間”（Third Space）理論的愛德華·索雅，就主張空間結(jié)構(gòu)和空間關(guān)系是社會結(jié)構(gòu)和社會關(guān)系的物質(zhì)形成、媒介與結(jié)果。在《毒舌律師》中，曾潔兒的住所是獨門獨院，即使在罪案后塵封兩三年，也整潔如樣板房，更體現(xiàn)出她是富人的金絲雀。

《正義回廊》里唐文奇的寓所則狹窄、破舊。隨著犯罪現(xiàn)場被雙方不同的供述來回還原，張顯宗的父母數(shù)次出入這間房間，他們對空間的評價也反復(fù)出現(xiàn)：“這里樓齡有多少年了？又霉又爛的。陽光倒是充足，又西斜，窗框又爛。”極富象征性地，這成為了他們在死前說的最后一句話。這間被嫌棄的破舊房間，也成為他們的喪命之處。

從描寫邊緣人淪落與犯罪的角度，《正義回廊》更讓我想到幾年前的《踏血尋梅》。這部影片對于新移民邊緣處境的展示全部凝結(jié)于細節(jié)中：淪落風(fēng)塵以獲取的耳環(huán)和高跟鞋在生命的最后摘下脫下、一再被同伴糾正的“M記”的發(fā)音和被家人警告不要說的冷水江話、朗讀的《圣經(jīng)》中向往天堂、閃回里數(shù)年前剛下火車到香港時的一派天真模樣……

另一邊，《踏血尋梅》里的殺人者是本地的送貨工人，亦掙扎在社會底層。一個細節(jié)是，在送貨時，收貨單位拒絕他使用廁所。好像排泄自由總和最底層的尊嚴相關(guān)，一如《正義回廊》中關(guān)于唐文奇失禁的描述。他供述自己殺死女主角的原因：“我不討厭女人，我討厭人，所以我不希望她是人。”

在被異化的視角里，人間與地獄已無分別。謀殺不僅是恨的發(fā)泄，還可能代表著清洗和解脫，甚至在最極端的情況下，代表愛。所以《正義回廊》的張顯宗反反復(fù)復(fù)地幻想化身希特勒：“如果我在希特勒的時代，我也會做希特勒的事。”

回到文章開頭說的，關(guān)于《毒舌律師》的一種共識是“滿足了社會情緒”。這種社會情緒是《毒舌律師》和《正義回廊》共同的出發(fā)點和回歸處。那么，這究竟是一種怎樣的社會情緒？

黃子華講棟篤笑時，曾有一個特別經(jīng)典的段子：

“過去香港十年里，大約有四次金融風(fēng)暴，我四次都中招。如果在以前，各位，我肯定我一定是一個忠臣，如果不是，我怎么會在十年間被人抄四次家？我是忠到和屈原是一類人了，不投河都沒有用了。現(xiàn)在我的座右銘是什么？‘輸少當贏’。不要誤會，不是輸少一點就當做是贏。而是‘輸剩少少，都當是贏’。”

黃子華能走紅確實是有原因的，他真是港人的“嘴替”。“輸剩少少，都當是贏”，就是一種特別本地化的哲學(xué)，帶著自嘲的實用主義和樂觀，像發(fā)源于上世紀70年代、強調(diào)拼搏不屈的“獅子山精神”在新世代的變體。拼搏不屈的背面是刻苦耐勞。憑借這一招，無論是金融危機，還是系統(tǒng)性的不公，都能在這個波詭云譎的時代里一一挨過。

時間來到2023年。《毒舌律師》和《正義回廊》，恰好就代表了兩種面對當下的不同態(tài)度：前者召喚一場大勝，讓觀者酣暢淋漓地感受在現(xiàn)實中難以復(fù)刻的懲惡揚善，哪怕代價是抹平細節(jié)、對灰色地帶視而不見；后者抱著更為晦暗的態(tài)度，迷惘于系統(tǒng)的不可靠和真相的不可測，并強調(diào)悲劇不只發(fā)生在公堂之上的兩位被告人之間。

或許，要幫助全社會更穩(wěn)定地面對生活、更清醒地認知現(xiàn)實，也需要兼有前者的振奮和打雞血的希望，與后者的悲觀和直面不堪的強心臟。所以我說，這兩部電影的前后腳上映，形成了一種可能超出創(chuàng)作者預(yù)期的巧妙互文。

最近一段時間，每次我看完新上映的港片（如《七人樂隊》《風(fēng)再起時》），都會想到《金雞》，并為《金雞》的“難再得”而深深遺憾。這部吳君如主演的喜劇，是我心中對于香港精神的最佳詮釋。既是浪漫又是殘酷，既是渺小又是偉大。在悲喜交加之間，這是一部真正屬于香港普通人的傳奇。

但看完《毒舌律師》和《正義回廊》——這兩部在我這里都談不上滿分的作品——我的遺憾卻釋懷了一些。至少本土的新一代影人們還在頑強地拍電影。用自己的方式，在現(xiàn)實允許的情況下，說出對香港的理解。這些理解是彼此迥異但完整自洽的。因此，我反倒感到一種文本之外的振奮。

振奮于這還是“輸少當贏”的一代。他們“輸剩少少”的手里，還攥著寫故事的筆。也像艾柯在《悠游小說林》的末尾寫的：

“我們終生都在尋找一個屬于自己的故事，告訴我們?yōu)楹纬錾瑸楹味睢Ｓ袝r我們尋找的是一個廣大無垠的宇宙故事，有時則是我們個人的故事（我們向告解神父或心理分析師傾訴，或?qū)懺谌沼浝锏墓适拢Ｓ袝r我們的個人故事和宇宙故事如出一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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