盡管文學獎的評選通常會有歷史維度的考慮，然而《承諾》并非僅僅是由于反映了南非的國家歷史而獲得2021年的布克獎。達蒙·加爾格特通過靈巧的筆觸和敘事視角的轉換，講述了一個輕盈且具有懸念的故事——主人公的母親在去世前要留給黑人女傭一套房子，但是在20世紀的南非，會有人承認這件事情嗎？

有趣的葬禮開場

(資料圖)

2021年，布克獎宣布南非作家達蒙·加爾格特的小說《承諾》獲得該獎項，并在頒獎詞中表示“這本書在形式上是一部真正的杰作，它為一個衰落的家庭和充滿麻煩的土地做出了強有力的書寫”。這也讓小說讀者（尤其是國內讀者）的目光再次注視到南非這個很容易被遺忘的國度，自J.M.庫切之后，加爾格特成為了第二位獲得該獎項的南非作家。

自然，對于中國讀者來說，這也未嘗不是一種阻礙，作為非洲國家，南非文學也很容易在讀者中間產生天然的隔閡，那里的事情過于遙遠，政治與社會背景過于陌生，其所表現的黑人生活也不屬于我們日常經驗的一部分，非洲的歷史與中國的歷史交集也沒有那么多，其中出現的文學與宗教典故也經常超出我們的閱讀認知。不過，達蒙·加爾格特的小說讀起來的阻力并沒有這么大，它完全可以作為一部忽視歷史背景而閱讀的小說（雖然這肯定并非作者的原意），《承諾》的故事風格也像是“簡化過的福克納”，有著意識流和間接敘事的骨架，但又不會在同一個房間或時間中沉浸太久。

和福克納的《我彌留之際》一樣——艾迪的葬禮是《我彌留之際》的開場，她要求自己死后與娘家人安葬在一起，但在運輸棺槨的過程中阻礙重重——《承諾》也以母親的葬禮作為開場，其中的沖突比福克納更簡單直接，主人公阿莫爾的母親身處南非皈依了荷蘭歸正會（荷蘭最大的基督教會），但是在去世之前選擇了回歸猶太教，因此觸怒了家人，人們對于如何安置她的墓地以及采用什么宗教形式的葬禮產生了分歧。一部小說將葬禮作為開場是非常有趣的事情，在閱讀時，我們想不到哪個場景所輻射的時空能夠比葬禮更加豐富，它可以是沖突的結束，也可以是沖突的開始，它在當下的空間發生，但參與葬禮的人又可以將往昔及未來的時間引入這個現場，同時由于死亡的特殊性質，圍繞葬禮發生的事情還會具有一種天然的永恒感。

這些因素聚集在一起，讓我們很難想象一個作家能夠把葬禮這個場景寫不好，所以，這個場景通常是一位作家最能夠展現自己寫作才華的地方。如果說加爾格特繼承了對他影響極大的作家福克納的風格的話（他自己說過當空余時刻時會頻繁翻閱福克納的小說，尋找語言風格的靈感），在小說的葬禮部分這個語言風格也最為明顯：

“幸好她并不重，疾病早已將她掏空；不用費多大力氣，便能將她抬下樓梯，繞過底部很難繞過的轉角處，沿著過道抬進廚房。從后面出去，死者丈夫專橫的姐姐命令他們，沿著房子側邊走，別抬著它從客人身旁經過。只有在聽見那輛長轎車的啟動聲，以及空氣中漸漸消失的引擎震動聲后，訪客才會意識到死者終于離開了這里。

接著，蕾切爾走了，真的走了。二十年前，還是新娘的她懷著身孕來到這里，此后便沒有離開過；可現在，她再也不會從前門走進屋里了。”

在這樣的片段中，空氣與人，時間的凝固與流動，以及往昔和當下完全交融在了一起，同時敘述主體的短暫缺席讓這個場景具有了自己的存在感。

一句承諾帶來的懸念

在葬禮結束后，小說的情節也并不復雜。“承諾”是整個故事唯一的線索。主人公阿莫爾無意間聽到了母親在彌留之際與父親的對話，她在臨死前和父親提到，要將一座農場里的房子送給在家中服侍多年的黑人女傭薩洛米。阿莫爾的父親答應了妻子臨死前的請求。但是在母親的葬禮結束后，阿莫爾公開提到這件事情時，她的父親卻對此矢口否認。她的兄長安東和姐姐阿斯特麗德也對此表現得非常冷淡——盡管他們兄妹三人都是被薩洛米撫養長大的。

無論是安東的反對還是阿斯特麗德的冷漠，《承諾》中并沒有選擇塑造那種露骨且刻板的種族歧視場景，盡管南非一直是種族歧視極為嚴重、黑人與白人的沖突非常頻繁的國家之一，但是加爾格特沒有將沖突作為小說寫作的核心，不同階層、膚色之間的隔閡，以及《承諾》一書中所跨越的南非近40年的歷史，都是通過暗流的形式所展現的。而后，在父親的葬禮結束后，在姐姐阿斯特麗德的葬禮結束后，阿莫爾又第二次、第三次提起了當年母親的承諾，然而卻終究無法兌現。在每一次家庭成員的葬禮結束后，關于承諾是否兌現的討論，是這本小說的懸念，這吸引著我們可以一直閱讀下去，雖然就小說閱讀的經驗來看，開場的承諾與矛盾，大概率都是要等到小說最后一幕才會收場的。

阿莫爾的兄長安東在小說中呈現的面目很混沌。他是士兵出身的人，性格卻怯懦易怒，因為當地人的一點冒犯而開槍打死了一個女人，這也是之后當他收到母親去世的電報后，會認為是自己開槍打死了自己母親的原因，因為“我殺死了別人的母親。所以我的母親才會死”。他由此對戰爭產生厭惡，離開兵營，選擇成為一名逃兵。而且他在這個時刻很高調地宣揚自己將會走上一條與之前不同、與其他人不同的人生之路。

這些在第一章節發生的故事不禁會讓我們在安東這個人物身上賦予很多期待。可事實并非如此。他沒有走上任何與眾不同的獨特之路。安東知道自己所犯下的罪惡，之后，在妹妹阿斯特麗德在南非被劫匪殺害后，他在停尸房里面對警察也陷入了混亂的喃喃自語——“是的，我見過尸體，我曾經也殺過一個人”。但是罪惡的坦白在安東的身上并未能轉變成救贖的行為。他躲避，等待著所謂最終審判的降臨，猶如期待著一場大雨將南非歷史的泥濘與遺留的罪惡沖洗得干干凈凈的泥人，卻未曾試圖通過自己的行為甩開身上的污濁。安東曾經多次阻撓了阿莫爾提到的給黑人女仆薩洛米的“承諾”。第一次是出于法律，他告訴阿莫爾說，即使母親在去世前真的有這樣的承諾，即使我們愿意把房子給薩洛米，但是這也是違背南非法律的行為（彼時的南非，黑人還沒有接受房屋遺產的權利）。等到第二次家庭成員葬禮的時候，南非社會已經發生了改變，黑人已經在法律上擁有了這項權利，但是安東依然沒有遵守父輩的承諾，而是試圖策劃一筆交易。

在安東的身上，我們可以看到南非歷史的折射。他曾經在白人統治時期擔任士兵，并有過射殺平民的行為；對于家里撫養自己長大的黑人女仆，他沒有壓榨和暴虐的行為，但骨子里并不認為他們擁有平等的權利。在安東參加最后一場葬禮之前還有一個小插曲，那就是他酒駕了，而押著他做酒精檢測并取罰款的則是一名黑人執法者。這些片段反映出了南非歷史在幾十年間的變化。而我們的主人公阿莫爾也是如此。她離開家庭，以離家出走的方式成為了一名護理艾滋病人的護士。這也是一項與南非歷史相關的選擇，因為曾經的南非執政者認為艾滋病完全是美國的宣傳陰謀，艾滋病不過是因為缺乏資金造成的窮病，從而拒絕西方的醫學治療轉而鼓勵使用南非本土的草藥治療法。不過《承諾》里依舊沒有直接描述這些事件的過程及其所帶來的災難，還是通過家庭的處理方式，讓社會背景在家庭的房間中沉降，從而表現出真實質樸的日常人生活。

如果說這本小說有什么令人遺憾的地方的話，那或許是收場的時刻。在安東也去世之后，阿莫爾終于可以履行幾十年前母親對薩洛米的承諾了。但時隔多年，這棟房子的現實價值已經不再那么重要，薩洛米也已經不再奢求，當她說出這個決定時，她所面對的是來自薩洛米兒子的質問——“你不再需要它了，也不介意把它扔掉。就像你吃剩的食物一樣，你給我媽媽的，就是這種東西，晚了三十年。還不如什么都不給。你不能在用完后施舍給別人，這位白人女士。”這無疑是南非黑人對白人的一場歷史質問。阿莫爾給出了自己的辯解，說自己多年來從未使用過家里的資助，這些年存下的錢可以全都饋贈給薩洛米母子，作為姍姍來遲的承諾的一項補償。阿莫爾無疑是積極且善良的，但也似乎象征著人類在歷史補償上的別無他法。在整部小說中阿莫爾一直堅持著自己的選擇與對承諾的堅守，但是她作為文學角色存在的質感卻并不重。平凡人物身上所暗含的偉大行為一直是近幾年世界文學創作的塑造趨勢，可在某種程度上，這無疑也限制了人物身上難以預測的可能性。

撰文/宮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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