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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著名作家馮驥才短篇小說集《俗世奇人》改編的同名話劇，日前開啟全國巡演，既叫好又叫座。《俗世奇人》以清末民初天津衛的市井生活為背景，講述了諸多傳奇人物的生平事跡，素材均收集于長期流傳在津門的民間傳說、奇人異事。

有人說，傳統文化的創新，要以人為本，為時代所需，為生活所用。消除傳統文化與當下生活的隔閡，只有靠文化符號的多樣性展現、傳統文化的當代表達，才能讓傳統文化從歷史深處走向當代社會。從這個意義上講，小說《俗世奇人》被改編成話劇而走上舞臺，可謂對上述文化理念的生動實踐。

或許，在有些人看來，以該劇本身的題材、人物而論，其與“高大上”少有關聯，因而覺得難以帶來強烈的視覺沖擊力。可帷幕拉開，隨著一幕幕劇情的展開，一個個人物的上場，觀眾被深深吸引而拊掌叫絕。細細而想，其實“關注市井俗世，聚合生活；關注人才成長，契合需求；關注品質提升，綜合打磨；關注演出效果，整合資源”，才是該劇叫好又叫座的原因所在。

總有人以為，市井俗世生活太過普通，因而并不適合搬到時間短促、空間逼仄的話劇舞臺上進行表演。從表面上看，此言似乎在理。殊不知，市井生活就是人們最尋常的生活，俗世的煙火氣就是人們日子里看似普通而又彌足珍貴的價值性、生命力所在。戲劇作為舞臺藝術，解剖市井俗世生活的斷面，其實就是在還原普通百姓曾經的生活場景，就是在展示百姓的生存狀態及其對生命的叩問、對人生的追求。如果說，貼近生活是包括舞臺藝術在內的所有文藝創作必須秉持的一大原則的話，那么，話劇《俗世奇人》立足挖掘市井世俗題材，以清末民初天津衛的市井生活為背景，講述一個個傳奇人物的生平事跡，就是對貼近生活原則的積極踐行，也有利于觀眾讀懂那個時代，理解不同人的悲歡離合。是啊，當《俗世奇人》擺脫了“假大空”的說教氣，舍棄了“靠炫技種懸念、以懸念拉劇情”的套路活，本真地回歸生活、扎根泥土以后，它的靈性與稟賦、豐盈與多彩，便那樣地生氣勃勃了。

盡管《俗世奇人》取材于“長期流傳在津門的民間傳說、奇人異事”，而民間傳說、奇人異事能長期流傳，也定然是有來由、有根據、有軌跡的，換言之，即便有加工的成分、想象的痕跡，也是有著深厚的群眾基礎而合情合理、順理成章的產物。

于是，一個個民間傳說通過舞臺表演才顯得那般鮮活，一個個奇人異事借著話劇表演才體現得那樣真實。換言之，這些從真生活中破土而出的一個個細節，飽蘸情感，且有著平實而又抓人的張力。尤其值得一提的是，這些民間傳說、奇人異事可謂“水到渠成”地揭示了一個觀眾共同關注的“成才”主題——“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狀元”。“從清末到民初，不同時期、不同地點、不同個性，既能空手拿賊，又能平地摳餅的54位奇人”，不就是對各路人才形象生動的展示嗎？自然，這些人才的脫穎而出，既有家庭條件的催生元素、社會環境的影響因素，也有人才自身的努力要素。在娛樂之余，善于從中梳理找尋出成才的規律和特點，特別是家長從中獲得培養孩子成才的教益，是否也是當下觀眾的一個審美取向呢？

作為小說，《俗世奇人》雖有口皆碑，但要將小說搬上話劇舞臺，并非簡單改一改就可以了。原著人物眾多，故事相對獨立，人物關系各不相關，橫跨清末民初數十年，要將短篇小說集改編成精彩又不失馮驥才特色的話劇劇本，并非易事。為此，主創團隊反復思考、認真斟酌。從“黃維若先生歷時數月，自有獨門絕技般地數易其稿，幾乎一個不少地將《俗世奇人》全本中的有趣人物融合進劇本中來，而且個個精彩，毫無違和之感”，到“鐘海導演憑借對馮驥才作品的了解和創作經驗，用多種導演手段，讓每一位奇人在舞臺上獨具特色”，改編過程中的多種努力與多元創新，可謂精益求精，讓這部同名話劇擁有了屬于自己的嶄新“打開”方式。

把一個看似波瀾不興的題材，最終演繹得如此風生水起，當然不是自然天成的產物，而是整合各方資源并予精心調制的結果。原著《俗世奇人》曾獲第七屆魯迅文學獎，其中《泥人張》一篇還被選入小學教科書，這為《俗世奇人》搬上話劇舞臺提供了有利的前提條件。與此同時，《俗世奇人》話劇改編由創作過《秀才與劊子手》《樣式雷》等經典話劇的編劇黃維若操刀，天津人民藝術劇院著名導演鐘海執導。劉敏濤領銜主演，天津人民藝術劇院諸多藝術家聯合出演，正所謂珠聯璧合、相得益彰。

《俗世奇人》成功搬上舞臺，叫好又叫座，告訴我們這樣一條文藝創作規律：無論是戲劇藝術還是影視藝術以及其他文藝創作，在生活這棵常青樹上，藏著創作的無限靈感。號準時代脈搏，從中華文明中“采礦”，在社會的不斷發展變化中，更多在意人的心意、人的活動、人的感受，并對生活進行再創造，我們必能挖掘并講好更多中國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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