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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熊佛西先生誕生120周年。我以為紀念熊老最為重要的便是積極弘揚他的戲劇精神和戲劇教育的理念。熊老的一生，生遭亂世，又逢新中國成立，不論在哪個歷史時段，熊老都一直倡導大眾化的戲劇精神，堅持平民化的戲劇教育理念。熊老的戲劇觀，對于我們今天的戲劇活動，在相當程度上仍有積極的指導作用。正是基于這一認識，我們認真搜集整理熊老在各個時期發表、出版在不同地方的文章和書籍，完成這套6卷本的文集，雖未能在2020年問世，卻不失為是對熊老最好的紀念。

統觀6卷本《熊佛西文集》，我們可以清晰地看出，熊老一生的戲劇觀都緊緊圍繞著教化民眾、改良社會而展開。他認為“藝術中比較最有民眾關系的要算戲劇……戲劇是藝術中最復雜的一種，又是與人事最有關系的一種……特別在今日一盤散沙、麻木不仁的中國社會中”。他甚至提出了政治、教育、戲劇“三位一體”的理論體系。重視戲劇的社會功用，重視戲劇的大眾化，重視戲劇的社會教育功效，是熊老戲劇理論中最為顯著的特點。早年的熊佛西曾在一個時期十分熱衷于文明戲，不僅結交當時文明戲的知名演員，還編寫了不少文明戲的腳本，甚至躬身登臺，粉墨亮相。之所以如此，正是熊老真切地體會到文明戲的親民與平民化。文明戲一直以來高擎的社會教化的旗幟，與熊老所主張的戲劇教化理念情投意合，如出一轍。“愛美劇運動”興起之后，為了實現他戲劇平民化的理想，熊老抱著極大的熱忱投入其中，并對此前的文明戲進行了深刻的反思。

熊老不僅倡導戲劇要走職業化之路，而且還一直強調戲劇要走大眾化之路。為什么要走入大眾化的道路？熊老說：“現在是大眾時代，一切文化藝術都應該以大眾為目的……新興戲劇的勢力在今日中國實在單薄極了……”熊老進一步指出，“要有意義的內容，劇本的材料要從大眾的生活中取來，要能表現農工的生活，或表現與農工接近的生活……要有雅俗的藝術，有了教育的內容而沒有雅俗的藝術，是不能完成大眾戲劇的目標的……要有巧妙的技術，藝術與技術是互相因果而分不開的，倘若有高超的藝術而無巧妙的技術，戲劇仍然不能完美”。而如何才能達到技術之巧妙，熊老提出了他著名的“動人故事”的理論。這些80多年前的理論，對于我們今天的戲劇創作和編劇學理論，仍有極強的借鑒作用。

通過對熊佛西一生論著的整理，我發現幾乎所有熊老的戲劇理論文章中，不管是在何時、何地，都滲透著他戲劇平民化、大眾化的思想理念；在諸多的戲劇作品中，他筆下的人物亦都是普通的市井中人；他在各地發表的演講，刊載在報端的文章，都十分的淺顯易懂，十分的親民，即便是深邃的大道理，熊老亦能以平常之話語，娓娓道來。也正因為此，熊老與歐陽予倩、田漢等人在戲劇大眾化和話劇民族化方面，有著相似的理念和共同的追求，他們才能夠神情輕松，怡然自得地坐在了一起，成為中國話劇運動志同道合的“話劇三先進”。熊佛西雖是燕京大學的畢業生，且有出國留洋的經歷，但不論在他的作品中，還是在他身上，都有一種濃郁的“草根”文化情結，這也是促使我們花大力氣編纂這部6卷本《熊佛西文集》真正的動因。

熊老一生努力倡導的戲劇平民化和戲劇職業化，是話劇運動中并行不悖的兩條道路，只有滿足平民的觀劇需求，才能實現戲劇教化之目的；而平民化的戲劇之路，既不能構筑于象牙塔內，也不能囿于精英狹窄的空間內，唯有職業化的戲劇道路才是其發展的唯一坦途。因此，職業化的道路和民眾的道路是互為表里、相輔相成的。我們今天的話劇市場，如要擺脫低迷，走出低俗，唯有將民眾的生活作為戲劇創作的源泉；唯有以通俗易懂的內容，親民低廉的價格，去吸引更多的市民大眾，職業化的演劇之路才可能變為一條光明大道，熊老所倡導的戲劇教育理念才有可能得以真正實現。反映當下的社會現實生活，從而使普通民眾能夠欣賞到屬于他們自己的戲劇，能夠負擔得起他們的戲劇消費，并從愉悅的觀劇中受到教育，這才是平民化戲劇運動的價值追求。這也是我們編輯《熊佛西文集》的價值與意義。

（作者為上海戲劇學院學術委員會主任、教授、博士生導師，上海戲曲學會會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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