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慧喬主演的韓劇《黑暗榮耀2》“刷屏潮”還在社交平臺繼續,又一部安藤櫻主演的日劇《重啟人生》引發關注。同為所謂“大女主”劇,女一號又都是40歲左右演技備受認可的知名女星,兩部作品難免被拿來比較。有意思的是,這兩部作品也在“女性書寫”的探索中,呈現出截然相反的兩種氣質與價值取向:《黑暗榮耀》是宋慧喬飾演的女教師忍辱負重十多年,最終成功復仇校園霸凌者的“懲惡揚善”爽片劇情;而《重啟人生》則走溫情治愈系路線,安藤櫻飾演的工薪族意外離世,為避免“投胎”成為動物而選擇反復重啟人生,在經歷五輪“重啟”后,才逐步體悟到人生平凡真諦。
某種程度上,兩部劇也反映著近期兩地影視劇不同的創作趨勢——韓劇致力于將“校園霸凌”“家庭暴力”等社會議題置于一種激烈甚至極端的戲劇環境之中,情感濃烈、表現直白,通過主角完成向反派的利落復仇,如一碗麻辣燙,辛辣上頭,帶給觀眾即時的解壓與快感;而日劇在延續以往清新溫暖的平凡敘事基礎上,并未回避現實問題,以見微知著的小切口展現溫柔且堅定的改變力量,以彌合分歧矛盾,如清粥小菜,有著更悠長的回味馨香。
當然,無論審美旨趣與創作取向如何不同,當下兩地電視劇在不同社會環境中,對于塑造更有擔當、更具智慧之當代女性的理想殊途同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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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仇女神與凡人英雄,主宰自己人生才是大女主
“妍珍吶,歡迎來到我的地獄。”這是歷盡十多年臥薪嘗膽后,《黑暗榮耀》女主角文東恩作為校園暴力受害者,對昔日施暴者樸妍珍的宣戰。也正是這一句話,奠定了該劇黑暗、冷酷的基調。劇中,主演宋慧喬收起昔日偶像劇中標志性的甜妹笑容,致力塑造出一個深沉、智慧、隱忍的復仇女神。這一突破刷新了觀眾對她的既有認知,令她在不惑之年擁有了轉型成功的代表作。
盡管壞人盡數受到應有懲罰的結局,滿足了大眾最樸素的道德觀與價值觀,可在爽過、痛快過之后,復盤文東恩的復仇之路,卻很難讓人感到欣慰。比如,文東恩先是通過跟蹤偷拍而掌握高層把柄,入職私立小學老師,從而接觸到霸凌者的女兒,來完成宣戰;隨后又通過設套、爆料、離間等手段,致使霸凌小團體成員內部瓦解。盡管復仇過程中與同為弱勢的保姆大嬸,不時展現女性互助的溫情瞬間,可顯然被女主角與樸妍珍丈夫間的情感博弈搶去了風頭——將復仇與仇敵的家庭破裂畫上等號,就注定了其并非傳統意義上善良弱者戰勝邪惡強者的大團圓結局,而是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的以暴制暴。主創也對此十分清醒,當面對劇中幾個孩子純真的崇拜與喜愛,文東恩心緒復雜——為復仇獻祭整個人生的自己何等慘烈與悲愴,又怎會是贏家?
比起決絕冷酷、在復仇路上狂飆的文東恩,為行善積德而反復重啟人生的近藤麻美,則更顯得隨意與彷徨。過往,重生題材反倒是容易被寫成帶著前世知識、記憶、經驗,修正錯誤、走上人生巔峰的爽文。然而在《重啟人生》中,麻美不斷輪回的最初動機,只為不想下輩子成為食蟻獸或海膽。相比于動輒成為富豪總統、拯救世界的重生主角,麻美沒有記下某一年的彩票大獎號碼,沒有背下關鍵考試的答案,沒有左右某一歷史事件走向,她的“成就”顯得那樣雞毛蒜皮:從制止幼兒園女老師與同學家長的婚外戀,到阻止爺爺錯誤用藥,再到解開中學男老師被誣“地鐵咸豬手”的誤會……其五次輪回的高光時刻也僅僅是制止了兩位閨蜜所搭乘航班避免失事。而為了這個目標,對于資質平凡的她來說,要用盡前半生的所有學習與努力,甚至不惜犧牲友情,方能在規定時間內成長為飛行員的身份去實現。
令人感動和意外的,是麻美達成這一“終極目標”后,沒有繼續飛行員的光鮮身份,而是又回歸第一世老家政府職員的身份。事了拂衣去,最后一世輪回,她選擇珍惜家人與友人在一起的平凡小確幸。
復仇女神與凡人英雄,都改寫著以往影視劇里固有的女性敘事,試圖呈現當代女性隱忍與豁達的AB面。
當魔幻照進現實:是女性議題也是社會議題
在許多觀眾看來,除了主創個體的價值與審美,決定兩部劇不同底色的根本原因,在于兩國社會面對主要現實問題的差異——盡管兩部作品在不同程度上存在魔幻色彩的設定與極端化的戲劇沖突,但也都一定程度上成為兩國社會現實的鏡像,照見女性議題,更照見兩國社會生活議題。
表面上看,《黑暗榮耀》的核心戲劇沖突是“霸凌”“家暴”等問題,究其深層,則是少數富人財閥對于普通底層民眾肆無忌憚的欺凌與剝削。回溯近年爆款韓劇,從《頂樓》到《魷魚游戲》,從《財閥家的小兒子》到《小小姐們》,所涉及的職場PUA、大學生求職難、大集團腐敗等不良現象不一而足,最終無一不指向“日益懸殊的貧富差距”帶來的韓國社會矛盾根源。網飛作為外部影視資本的介入,給了韓劇這類題材野蠻生長的土壤。創作者已經厭倦、或者說韓國觀眾已經無法天真代入從前偶像韓劇里“霸道總裁”與“灰姑娘”彌合階級差距的“粉紅泡泡”。自《頂樓》開始,財閥、富人反派開始通過演員夸張猙獰的外化表演,來直接呈現其人性之惡。而被逼至絕境的普通人主角,通常選擇游走在人性灰色地帶以暴制暴。而這,也成為爽片在韓國大行其道的市場因素——排遣現實中的苦悶與壓抑。
反觀《重啟人生》,也沒有回避當前日本年輕人面對社會發展停滯期的迷茫與彷徨。開篇響起的昭和時代流行曲,道出日本民眾對于那個經濟爆發式增長年代的無限懷戀。泡沫經濟的后遺癥漫長持久,也造就了以主角麻美為代表的迷茫低欲望“平成一代”。麻美五次重生先后嘗試五種職業,無論是自己感興趣的藥學專業,還是能夠達成自我表達的電視劇制片人,抑或是能夠創造更多社會價值的研究員。相比于功績社會帶來的成就感,“活過”200多年后,她回歸故鄉與家庭,幫助身邊親友收獲幸福。找回“消失的附近”,或許成為日劇主創為當前日本社會現狀與年輕人開出的一道溫和補劑。
當家庭與社會不再成為當代女性的二元對立選擇題,真實世界的“文東恩”“近藤麻美”們還能活出什么不一樣的精彩,要交由每個當代女性自己書寫。
同為所謂“大女主”劇,女一號又都是40歲左右演技備受認可的知名女星,兩部作品難免被拿來比較。有意思的是,這兩部作品也在“女性書寫”的探索中,呈現出截然相反的兩種氣質與價值取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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