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隔三年，在中國名氣頗高的導演新海誠，帶著其新作《鈴芽之旅》出現在內地銀幕上，影片正在熱映，并且以勢如破竹的態勢，僅用一個周末的時間，至截稿前票房已達到3.5億。影片講述了生活在日本九州田舍的17歲少女鈴芽遇見了為了尋找“門”而踏上旅途的青年草太。追隨著“閉門師”草太的腳步，兩人一起去關閉災難源頭之門的冒險故事。和新海誠前作《你的名字。》和《天氣之子》類似，《鈴芽之旅》也把對東日本大地震的思考置入了故事里。

新海誠在這部電影中打開了自己，向社會關懷維度的藝術創作靠攏，以公路片的模式架構起自己的想法，把對日本311震災的追思，以及后疫情時代危機愈發嚴重的日本社會、人們日常生活的改變放入了其中。新海誠告訴記者，這樣的變化是他不曾想象過的：“在我的早期，我描寫的是不服氣，我自己處于一種不溝通的狀態，因為早期我沒有什么與觀眾溝通的經驗，大概這就是為什么我無法描繪自己不理解的東西。而現在，我繼續著藝術創作，并逐漸能與觀眾交流感情和思想，我想，我是花了20年時間才達到如今這個目的，如今這番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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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新海誠談及《鈴芽之旅》與自我思考的記錄：

新京報：你以往的故事一般圍繞兩個地點展開，一是東京，二是鄉下。《鈴芽之旅》中主人公卻在日本各地旅行，在停留的地方采取行動，這可以被看作是新海誠作品的新發展嗎？這種變化意味著什么？

新海誠：主角鈴芽在日本各地走動，主要原因是我想拍一個關于悼念一個地方的故事。在地方，人們會為死去的人舉行葬禮，但當一個城鎮、一個地方消失時卻沒有這種儀式。當我想到拍一部關于悼念一個地方的電影的可能性時，我意識到為了訪問一個地方，我需要從一個地方移動到另一個地方，所以這個故事不可避免地成為關于旅行的故事，自然這個故事發生在日本各地，這就導致了該片成為公路電影的形式。

新京報：鈴芽見了生活在這些地區的人們，通過他們接觸了當地文化，如方言、食物、習俗、歌曲，這些接觸對鈴芽來說意味著什么？

新海誠：這是一個關于悼念一個地方的故事，在充實故事上，我思考了鈴芽會有怎樣的文化體驗。早前我對宮崎駿的《魔女宅急便》有很深的印象，這也對我的故事有所影響，《魔女宅急便》在少女訓練成為女巫的過程中，琪琪遇到了很多人，包括烏露絲拉和索娜。正如許多人指出的，琪琪遇到的女人體現了她的未來可能是什么樣的。我希望《鈴芽之旅》是一個關于鈴芽與女性們相遇的故事，我試圖讓鈴芽在每個地方遇到的人都很有特色，是我以前從未描繪過的人物，比如在家里招待所幫忙的女孩和小吃店的媽媽，這些女性充當了鈴芽與未知文化接觸的催化劑。

新京報：描寫災害的電影，從《你的名字。》到《鈴芽之旅》，你是如何走到今天的？

新海誠：回顧我自己的資質和歷程，我不認為自己是會拍如同《鈴芽之旅》這樣的電影的。在我開始制作動畫的時候，總認為自己還有其他事情要做，需要把龐大的故事留給別人，也一直試圖根據日常情感講故事：比如你在車上或下車時的感覺，或者你進入便利店的那個瞬間。但正是我之前一直在做的基于日常情感的表達，與我在2011年因為地震受到巨大影響的混合，才創造了《你的名字。》。與很多觀眾見面后，我決定必須做一些事來回應 《你的名字。》。在那種心情下，我制作了《天氣之子》，再到現在的《鈴芽之旅》。看過這幾部電影的觀眾，與他們見面、交流，無論積極或是消極，都是促使我拍攝這部《鈴芽之旅》的原因。

新京報：在《你的名字。》里，宮水家族發揮了記憶裝置的作用，以避免災難代代相傳，你對拍攝存檔記憶，并將其傳遞到未來的電影的可能性有什么設想？

新海誠：我沒想過，我的制作能持續五年、十年或更長的時間，我很慶幸在這個時候能拍一部讓幾代觀眾都看到的電影，并且我認為現在不拍那就太晚了。舉個例子來說，我12歲的女兒看了《你的名字。》 哭得非常厲害，這是她第一次理解了電影的意義，她說電影很好，但她似乎很難將這部電影與東日本大地震聯系起來。我認為她不可能把這場災難想象成千年一遇的彗星撞擊的隱喻，對她來說這場災難是與她這一代人無關的事件。隨著時間流逝，他們與災難間的距離將變得更遙遠，但我認為世界上是應該有像鈴芽這樣有所記憶的人。鈴芽和我女兒在年齡上相差不大，如果我們能通過以娛樂的形式創作像《鈴芽之旅》一樣的故事，使青少年觀眾與12年前的世界保持聯系，我相信這是一個我們能做到的、有巨大意義的大工程。

新京報：“三部曲”的共同點是，兒童參與了糾正世界扭曲和拯救世界的行動，你在其中委托給孩子們的想法是什么？

新海誠：我認為孩子們能更生動、更形象地感受到這個世界，無論痛苦、快樂、顏色還是氣味，孩子們對事物的感覺遠比成年人強烈。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兒童總是在世界范圍內發揮主導作用，也許正是這樣的感覺吸引了我拍電影。

新京報：將嚴肅的主題和娛樂元素結合很重要，你是如何平衡這兩者的？

新海誠：當我決定處理“東日本大地震”這個劇情時，如果不把它變成一部具有娛樂性的電影就沒有意義。這部電影在某些場景中必須有趣，而且在整體上必須有娛樂性。如果真正的悲劇在背景中，但人們說它不應該處理得娛樂，或者說它是不恰當的，那這莫過于電影最大的悲劇。雖然這部電影是虛構的作品，但我的目標是讓它成為真實事件、真實情感的交流，所以影片結尾有一個場景是鈴芽對一個角色說些話。我認為這些話本身并不是虛假，也不是超自然的現象，只是一個簡單的事實陳述。

新京報：感覺那個場景中發生的情感交流，是我們日常也會做的事情？

新海誠：就像那場戲一樣，我有時候想告訴他們，沒關系，他們可以長大，或者告訴他們即使現在很艱難，幾年后他們可能也會微笑。如果借鑒我的個人經驗，我覺得自己一直在重復做著同樣的事情。在《秒速五厘米》中，當我讓明里說“我相信貴樹君將來會好起來的”，我是在自言自語；《天氣之子》中當我說“我相信我們會好起來的”時，我也在自言自語。我相信鈴芽會以一種簡單的方式傳達給觀眾，如果他們能理解想要傳達的信息，我就非常高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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