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關(guān)資料圖)

我十四歲那年，在一個綠皮本上寫詩，第一首叫《綠色交響樂》，被母親偶然發(fā)現(xiàn)。她說：“倒有些‘新月派’的味道，不過現(xiàn)在是新時代，你不要學(xué)那種舊格調(diào)！”我駁她：“我看過魯迅文章，知道‘新月派’不好，我怎么會去學(xué)？何況我到哪里去看‘新月派’的詩？我一首也沒有見過啊！”聽完，母親也就算了。那一年我訂了《文藝報》，那時的《文藝報》四開，左側(cè)有騎馬釘，是雜志，但在封面報頭下就刊發(fā)文章，又很像報紙。記得有期封面的文章標(biāo)題赫然是《煩瑣的公式可以指導(dǎo)創(chuàng)作嗎？——與周揚同志商榷幾個關(guān)于創(chuàng)造英雄人物的論點》，署名唐摯。父親瞄過幾眼后說：“能跟周揚同志商榷？看來真的是推行‘百家爭鳴’了！”那時《文藝報》為周刊，有一期發(fā)表了個座談會報道。與會者里有個陳夢家，當(dāng)時已經(jīng)搞文物研究，但作為三十幾年前的“新月派”詩人，又被請出來重返詩壇。他在發(fā)言里自稱：“我是出土文物。”但他似乎也還沒有馬上出版他的詩集。我問父母當(dāng)年是否讀過他的詩？母親說記得一句：“一朵野花在荒原里開了又落了……”父親說連這句也不記得，但見過照片，是個美男子。我那時就想獲悉陳夢家除“一朵野花”以外的其他詩句。

那一年又開始了普選。母親參加街道工作，為此忙碌。我未成年，沒有選舉權(quán)與被選舉權(quán)，當(dāng)然置身事外。如今從人民網(wǎng)上查到：1953年4月2日，中央選舉委員會發(fā)出《關(guān)于基層選舉工作的指示》和《關(guān)于選民資格若干問題的解答》，拉開了新中國第一次人民代表選舉的序幕。

記得那年夏天，我們錢糧胡同的部分選民，在我們住的那個院子里發(fā)放選民證，我在家里隔著有花式隔柵的玻璃窗，能望見那邊馬纓花樹下的景象。母親自然是張羅者之一。她在回屋取東西的時候，笑著對我說：“幺幺，隔壁的陳夢家先生在幫忙核對姓名呢，你不看看他嗎？”我就趕緊隔窗窺望，于是一位俊逸儒雅的中年男子進入我的視野。他雖然穿的也是藍布的干部服，但是濃黑的頭發(fā)梳理得一絲不茍，衣褲和皮鞋一塵不染，一臉藹然的微笑，在那里與一些人交談。

三十二年以后，我和唐摯成了鄰居。唐摯是筆名，真名唐達成。再兩年以后，我們都賦閑，有時我就去他家閑聊。不知怎么就聊到陳夢家。達成說夢家不僅詩好，還是古文字專家，家里收集的明式家具，價值連城，美輪美奐。我補充說：“還是個美男子。”達成淡淡地問：“你見過？”我告訴他：“那時我家住錢糧胡同35號，是海關(guān)總署宿舍，很大的院子，隔壁34號縮進一塊，是個小四合院，那就是陳夢家的私宅。”達成想了想，搖頭：“不對吧。北京的門牌，都是路這邊單號，路那邊雙號，34號怎么能跟35號挨著？”偏那時候我正研究北京的胡同，就告訴他，原來北京街道胡同的門牌編號都是從一邊編起，到頭后再拐到另一邊，直到上世紀(jì)七十年代才改成一邊單號一邊雙號的。達成感嘆：“多少事，多少變遷，越往后越難弄明白了！”我就把當(dāng)年隔窗窺望陳夢家的故事講給他聽。達成嘆道：“我那時候糟糕，畢竟是寫了大塊文章跟周揚叫板。陳夢家只不過是有一次發(fā)言，建議文字改革應(yīng)當(dāng)慎重。他是研究古文字的，他的意見可供參考啊。”

達成的話令我憶起母親講到的情況。母親說，她去34號院請陳夢家?guī)椭值篮藢x民證，他很高興，說應(yīng)該出力。可是就在我們院那棵馬纓花樹下，有位七十一歲的選民，不接他那張選民證，他說自己七十年來一直姓葉，現(xiàn)在憑什么給他改成了姓葉？如果接過那張證，他怎么對得起葉家列祖列宗？他竟聲淚俱下。那一年剛剛公布了漢字簡化方案。有的字，確實簡化得好，比如把“體”簡化為“體”，“人之本為體”嘛，“幣”簡化為“幣”，也很容易接受，“樹葉”簡化為“樹葉”還好，把姓氏“葉”簡化為“葉”，人家一時難以接受，也應(yīng)該理解。母親當(dāng)時只把這件事當(dāng)成一個好笑的插曲道出。她還講到，陳夢家建議在選民張榜時，遇到每個姓名中有被簡化的字時，后面加一括弧將原來寫法列出，不過他的這一建議未被采納。那么，當(dāng)年陳夢家之所以發(fā)表“文字改革應(yīng)當(dāng)慎重”的觀點，是否也與他那天在我們院子馬纓花樹下的遭遇有關(guān)呢？

我四十四歲那年，在一個中外文學(xué)交流活動中，見到趙蘿蕤女士。我知道她是陳夢家的遺孀。但那時候也還沒有《夢家詩集》出版（在我六十四歲的時候中華書局才出），我也仍然只是知道夢家有句“一朵野花在荒原里開了又落了”的詩，但我知道趙蘿蕤女士恰是美國現(xiàn)代派詩人艾略特長詩《荒原》的中譯者，兩個“荒原”令我有宿命的惆悵。我那時候也知道，趙女士住到美術(shù)館后街她父親趙紫宸家去了。那次我和趙女士鄰座，她知道我，我也知道她，但是她沒有問及我的寫作與編務(wù)。我心里有陳夢家，有《荒原》，有錢糧胡同，但我們彼此沒有以上內(nèi)容的交談。我們談及西洋古典音樂，那時候CD盤在中國還遠沒有普及，我們家里都只有收聽大唱盤和盒帶的音響，我們各自道出最近最心愛的盒帶。她聽說我有法國作曲家、管風(fēng)琴演奏家弗蘭克的盒帶，眉毛上挑，非常驚異：“你哪里得來的？從巴黎買回的？”我就告訴她，是在金魚胡同東口對過（現(xiàn)已拆辟為金寶街）的一家國營商店買到的。那一家專賣進口的大唱盤和盒帶，時常可以遇到很特別的品種，比如弗蘭克的這盤管風(fēng)琴曲，他們只進口了兩盒，我買時僅剩一盒。說到這里，她笑道：“那盒該是我買啊！不知究竟誰給買走了！”我就表示將我那盒贈予她（我知道她父親是神學(xué)家，弗蘭克的管風(fēng)琴曲多為圣樂），她說：“哪能呀，咱倆互通有無吧！都允許對方翻錄，完了物歸原主，好嗎？”一言為定后，我首先將弗蘭克的盒帶換來她的好版本的德沃夏克的《自新大陸》，后來我們又有所交換。但這種美好的交往未能持續(xù)。我五十六歲時從網(wǎng)上看到趙女士去天堂與夢家會合的消息。下一年，達成兄去世。再一年，趙家那極具文物價值的四合院被拆掉。“人散后，一鉤新月天如水。”

關(guān)鍵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