熟悉日本小說的讀者不會對東野圭吾感到陌生。自出道作《放學后》摘得江戶川亂步獎后，東野圭吾逐漸發展出獨特的風格，筆下的《惡意》《白夜行》《嫌疑人X的獻身》等作品為眾多中國讀者所喜愛。近日，東野圭吾出道35周年的紀念之作《白鳥與蝙蝠》已由新經典文化引進出版。3月17日，學者、作家止庵與編劇、策劃人史航現身PAGEONE書店五道口店，現場暢聊這部東野圭吾的新作。

《白鳥與蝙蝠》是一本人情小說

止庵算得上是東野圭吾的資深讀者，從他的出道作《放學后》一直閱讀至今。這部《白鳥與蝙蝠》，早在去年夏天止庵就已經通過試讀本先睹為快，到現在為止記憶還很深。相比于之前書本作品所呈現出的遺憾，《白鳥與蝙蝠》給了止庵一個驚喜，在他看來，東野圭吾“已經好久沒有這么好的書了。”而史航也將這部作品稱之為東野圭吾的“起飛之作”，“它帶給我們巨大的頓挫，或者說是一詠三嘆，帶來真正的嘆息。”在二人看來，其中的溫暖人情與宿命徒勞引人嘆息，值得反復思考、推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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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情背后是人情，人情比案情更像一個深淵。”在史航看來，《白鳥與蝙蝠》是一本人情小說，無論犯案、破案皆蘊含東野圭吾對“人”的獨到理解。

在《白鳥與蝙蝠》中，東野圭吾將舞臺交給了普通人，以一樁跨越三十三年的迷案，串聯起兩代人的離合悲喜。世事復雜，凡人即使盡最大可能做出最優解，仍然無法避免悲劇。“（在這本書里）東野圭吾寫了那么多‘乘號’，最后卻在這些乘號后面寫了一個‘0’。”史航說。小說中，隨著情節推進，案件真相與人物立場不斷反轉，極具沖擊力。而在故事的結尾，等待讀者的是至為悲涼的謎底——所有人為之奮斗終生的一切，最終化為徒勞。

然而，《白鳥與蝙蝠》中并非只有令人扼腕的悲劇。小說中的兩位主角——美令與和真，一個是死者之女，一個是兇手之子，看似截然對立的雙方，卻并肩走向追尋真相的荊棘之路。“這兩人起步的時候，正是警察止步的時候。”止庵指出，逝者已矣，案件本該在此處落幕，但對二人來說，事實真相并非罪案的真相，而是家人的真面目。兩人力排世俗非議，在冰冷“現實”前的攜手，是讓人動容的一筆。

史航則認為，和真與美令并不具備刑警的邏輯、頭腦、資源，無法依托推理、審訊；但他們與后者最大的區別是，“（與至親之人共同生活的）十幾二十年的光陰是無法替代的”，記憶可抵世間錯判，“在這本書里，關于倫理情感，有了東野近年以來最好的構建和呈現。”顯然，比起《白夜行》里的悲愴絕響，《白鳥與蝙蝠》在殘酷之外，更為讀者留下了一絲溫情與期盼。

東野圭吾不是甘心自我重復的作家

“復雜和豐富，是這本書最好的地方。”止庵認為，《白鳥與蝙蝠》突破了類型文學的桎梏，體現出“東野對社會時代變化、對一代又一代人的觀察和思考，超越了一般的推理小說”。

東野圭吾曾憑名作《嫌疑人X的獻身》帶動了“獻身流”小說。國內外有許多小說家將東野作為自己的目標，東野自身也總是面臨來自過去的自己的挑戰。《嫌疑人X的獻身》是史航最喜歡看的一部作品，在史航看來，“獻身”有兩種含義：一是把身體獻出去叫獻身，再一個是泥足深陷，不可自拔，“東野往往兩樣都能做到。”

新作《白鳥與蝙蝠》中的倉木達郎會讓人想起石神這一經典角色，但二人指出，倉木絕不是石神的翻版。通過倉木的徒勞無益的“獻身”，東野顛覆了自己，也迫使讀者共同直面“人間不值得”這一殘酷命題。史航認為，從這個層面來說，“東野圭吾是嚴肅的，而且不是甘心自我重復的作家”。

在閱讀了六七十部東野圭吾的作品之后，止庵認為東野圭吾的作品屬于從福爾摩斯到克里斯蒂這類小說的系統，“這兩個人的作品里有一個傾向性，我讀這部小說的時候自己也特別留意，就是作者到底傾向誰，這是特別容易跑偏、誤讀的地方。”但東野圭吾的作品之中，也有三四部傾向性不太明確，分別是《白夜行》《黎明之街》《嫌疑人X的獻身》以及《秘密》。在止庵看來，《嫌疑人X的獻身》中的石神雖然看起來很感動，但作品確實不是傾向他的，“我跟史航第一次見面聊天的時候，我說那里面有一個人，雖然筆墨只有幾十個字，這個人才是東野真正傾向的，就是橋底死的流浪漢，如果沒有這個人的存在，故事就是另一個故事了。”

止庵進一步剖析道，如果說石神“以惡的手段實現一個愛的結果”，倉木則始終自以為善。他的第一次“善舉”種下了因，第二次“善舉”則收獲了果，這個人物充滿悲涼、絕望。史航提出，許多創作者描寫善惡有報，是在描寫一個脫離現實的神話，而東野則告訴讀者，“善惡未必有報，但畢竟有別”。“東野圭吾的同行們寫善惡有報，東野圭吾卻在這部小說里只寫善惡有別。這看似更簡單，其實更困難，更動人，也更值得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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