部分取材自路遙小說《人生》的現實題材劇《人生之路》，自播出以來就備受關注。路遙原著小說的光環在前，又時隔多年沒有相關作品的影視改編，《人生之路》大膽的改編方向，引發了各界不同聲音。近日，該劇總制片人魏巍接受采訪，回應了有關問題。

不是照搬 重新看待社會命題

(相關資料圖)

魏巍說，《人生之路》之所以在播出時強調“部分取材自《人生》”，根源還在于團隊對名著“IP”的認知。“路遙先生小說的寫作背景，本身是有時代限定的。小說中的高加林遭遇人生不公后無法走出農村，走出深山，這是與當年城鄉文化的二元對立密切相關的。”

魏巍認為，中國社會經過了四十幾年的改革發展，經歷了迅速的城市化和現代化過程，當年讓高加林無法扭轉命運的客觀條件已經不復存在了，“當年的種種限制如城鄉二元對立，個人婚姻、命運與身份之間的落差，對今天的年輕人來說已經不是束縛因素了。”主創團隊基于這樣的認知，一開始就決定了不會照搬原著，而是要結合時代的發展，重新看待原著中提出的社會命題，“我們真正看重的是原著提出的人生選擇及個人精神，我們是帶著時代回望的視角去創作劇版的，實際上是給《人生》做一個全傳的續寫。”

結構改造 豐富人物增加沖突

高加林的人生故事，在上世紀八九十年代轟動一時，他的悲劇命運深深影響了一代人。民辦教師的工作被頂替，被回城的黃亞萍拋棄，高加林的人生可以說始終在被命運捉弄。在《人生之路》中，這種悲劇性再次被放大，在成為民辦教師之前，高加林被塑造成當地大學生零突破的希望，但在考取上海的大學后，卻被同村的好兄弟高雙星冒名頂替。

“之所以增加高雙星這樣一個全新的人物，某種程度上是考慮了如今的觀眾對于民辦教師這種特殊身份的陌生。”魏巍解釋道，其實在上世紀八九十年代，大學錄取名額被頂替本身是有事實基礎的。劇作選擇在民辦教師資格被取消事件之前增加這一設定，能讓今天的觀眾更深刻地感受到“人生被偷了”的悲愴。

與此同時，高雙星去上海上大學，也對原著進行了一定程度的延展。高雙星的都市生活與高加林的農村生活雙線并行，并為后續高加林走出農村、來到上海進行鋪墊。“這是在尊重原著的前提下進行的豐富人物、增加沖突的改編。”魏巍強調，對于小說中的關鍵情節，劇版都進行了保留。比如，農村人不刷牙，巧珍燙頭，高加林送給巧珍紅紗巾等等，這種可能會讓觀眾感覺到疏離感的細節，恰恰又讓讀過小說的觀眾找到一種熟悉感。

人設變更 為時代變革寫注腳

除了主體結構的變更，熟悉《人生》原著的觀眾還會發現，《人生之路》的主線人物看似相識，但又有些不同。在原著中，高加林并沒有劇版這樣優秀，巧珍也更樸實內向，沒什么存在感的馬栓在劇作里也有了伏筆。

對該劇的主創來說，只有15萬字的原著小說要改編成一部至少30集以上的劇集，必然要做擴容。文學小說中沒有交代的人物故事背景，需要在劇版中充實和補齊。據魏巍介紹，主創團隊為主線人物都進行了一定的人設調整，更加側重去展示上世紀八十年代陜北農村青年的群像，同時為人物增加一些當下中國更為看重的品質。“以高加林為例，相比小說中的人物形象，他變得更為柔韌，除了隱忍的個性，還有很多熱情似火的決心和志氣。”劇作后期還根據路遙本人的經歷續寫和豐富了高加林的人生經歷，如通過寫作獲得新的工作機會等，以豐富對人物的塑造。

女主角巧珍也有了較大的改動，不管是小說還是之前改編的版本中，巧珍更多是一個樸素內斂的農村姑娘，在與高加林的情感糾葛中也處于被動地位。該劇中巧珍則更趨向于外向主動，李沁演出了一個能干的農村姑娘面對感情和生活的掌控權，少女的韌性與果敢成了這個人物的新底色。這樣的巧珍在后續的故事里選擇了馬栓，就不是一個被動接受命運的人物，而是將人生把握在自己手上的新時代女性。“我們認為中國女性不應該只有傳統的隱忍包容的一面，她應該是有生命力的、有活力的，這也符合時代發展中的中國女性的特征。”

魏巍說：“最簡單的改編方式當然是就在黃土地的敘事中去做時間上的延續，但是我們選擇了一條相對比較難走的路。”在他看來，這取決于團隊最初想做這個故事的“初心”，“我們不是要做一個純地域色彩的故事，中國經歷了數十年的發展，已經打破了城鄉二元對立的限制，各種生產要素得以自由地流動，這是中國社會這些年得以發展的內在邏輯。”主創希望，通過這部劇能夠反映出這樣的變化，而人物的人生軌跡則是為這樣的時代變革寫下注腳，這也是大家想要做到的現實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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