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斯從漢堡乘火車前往瑞士小鎮達沃斯，看望在那里治療結核病的表哥。到達時已是入夜時分，漢斯在夜色中望著這個陌生地方，有點惴惴不安。這是托馬斯·曼《魔山》的開頭。《魔山》取材于托馬斯·曼的親身經歷，1912年作家陪妻子到達沃斯治療肺病，在療養院住了三個星期。幾十年后，達沃斯成了“世界經濟論壇”所在地，各國政界、工商界首腦每年在這里召開年會，想要治愈世界的問題。不知道那些來到這里的歐美精英是否讀過《魔山》？

生活與藝術的根本矛盾

1912年正是一戰前夕，十九世紀后期繁榮的自由主義經濟陷入困境，歐洲各國的沖突開始加劇。托馬斯·曼一直聲稱不問政治，此時卻以浪漫的德國“文化”反對理性的西歐“文明”，支持德國的戰爭，甚至不惜與他反戰的哥哥亨利希·曼斷絕關系。不過，托馬斯·曼的思想又是矛盾的，他有德國人那種強調自由意志和藝術至上的內傾性格，將浪漫激情視作是德國精神，崇拜天才與感覺，另一方面，他又傾慕市民階層的平凡生活，在寫于二十世紀初的《托尼奧·克勒格爾》中，主人公放棄了生活，同時又向生活致敬。

(資料圖)

詩人托尼奧為了藝術而獻身，孤身離開故鄉，漂流各地，靠寫作獲得了名聲，但當他在旅途中偶然看到少年時傾慕過的同學漢斯和英格波，如今成了一對情侶，他們身上那種市民的健康、快樂和平凡讓他嫉妒，感到一種來自精神世界和藝術家的悲傷和孤獨。他知道，即使他寫出最偉大的作品，他們也不會羨慕他，因為他和他們分屬世俗生活與高尚藝術的兩個不同世界，他站在這兩個世界之間，備受折磨。

這個使托尼奧備受折磨的矛盾在《魔山》中再次得到體現，而作品完成已經是1924年。德國戰敗使托馬斯·曼的思想發生了很大變化，小說的題旨也有了某些改變，但生活與藝術的根本矛盾仍然存在，在小說中發展為更為宏大的啟蒙與浪漫、理智與激情、健康與疾病的矛盾，這成為托馬斯·曼一生的創作主題，把握住這個自歌德、席勒以來的德國思想和文學題旨，也就把握住了托馬斯·曼。

啟蒙主義者VS宗教神秘主義者

托馬斯·曼將《魔山》稱作“時代小說”和“教育小說”，漢斯作為中心人物，在療養院染上肺病，一住就是七年。他是個典型的德國人，醉心于哲學思考（作家曾說漢斯就是自己）。多少個夜晚，他蓋著毛毯坐在陽臺上，望著夜色中的雪峰沉思，其間他經歷了一場單相思式的愛情，目睹了許多男女病友的死亡，包括他的表哥。他在阿爾卑斯山的暴風雪之夜探究宇宙的神秘，加入病友的郊游和狂歡節活動，參加精神學家組織的招靈會，學到了許多最新的科學和人文知識。

漢斯的精神導師是意大利人文主義者塞塔姆布里尼和耶穌會會士納夫塔，倆人都學識淵博，并且試圖用自己的思想影響漢斯。前者是個啟蒙主義者，倡導自我的解放和發展，相信科學技術會帶來進步和平等，“只要技術以它的種種形態日漸征服自然，克服氣候上面的差異，那么事實表明，它就是使各國人民相互接近、促進彼此間的了解與和解、消除偏見以及最后導致世界大同的最可靠的工具。”他頌揚健康的生活，厭惡療養院病人的迷惘和頹廢，對精神戀愛不屑一顧。換句話說，他追求的是塵世生活的幸福。

納夫塔則是個宗教神秘主義者，耽于冥想，崇尚感覺，他反對科學帶來的功利主義，將物欲看作是新興市民的人生觀，認為我們所看到的世界都是依賴精神而存在的，而科學理性卻將人類精神看得一文不值。他說：“世界上沒有什么純粹的知識。教會對科學的見解，可以用奧古斯丁的話概括起來，這句話：‘我信，故我認識。’這種見解的合理性，是絕對無可爭辯的。信仰是認識的關鍵，而理解力卻是次要的。”“教會對‘無條件地’追求純知識的現象——也就是不考慮靈性、不以拯救人類靈魂為目的的那種追求——不屑一顧，并公然宣稱要加以懲罰，而把人類引向黑暗、且把他們愈來愈深地陷在黑暗中的，正是那種‘無條件的’、非哲學的自然科學！”這讓我們想到啟蒙主義批評者維柯的話：

笛卡爾的“我思故我在”把人看作是理性的存在，他得出的是有關人的錯誤構想。

在政治上，塞塔姆布里尼認為，文藝復興和啟蒙運動的成就就是個性、人類的權利和自由，國家的目的是為了保護人，而納夫塔認為，這種啟蒙理想不過是小市民的自我欺騙，國家固然起源于社會契約，但它卻是不完備的機構。“人間的問題不在于自我與社會的矛盾，而是自我與上帝間的矛盾，肉體與靈魂之間的沖突。”然而，按照現代科學理性的觀點，神與自然的對立消失，人類內在的斗爭僅僅存在于個人利益與集體利益之間，國家的目的于是變成了奴役人。

當他們討論當時流行的精神分析學時，兩人的觀點同樣涇渭分明。塞塔姆布里尼認為，精神病人的發狂只是放縱和逃避自我，絲毫不值得尊重。納夫塔卻說，精神病院就是《神曲》中的場面，病人各種姿勢都顯示出內心的痛苦，表明理性無法治愈心靈。他從宗教的神秘冥想出發，對肉體受苦持肯定態度，認為疾病有利于精神，“誰能把我從這血肉之軀中拯救出來？這就是精神的聲音，它永遠是真正人性的聲音。”

對于塞塔姆布里尼主張人道的刑罰，納夫塔嘲笑他是害怕流血。“這種對個人生命的尊重只是極其庸俗的市民的太平盛世的產物。”在他看來，人類尊嚴寓于精神而不是肉體，個人生命應當奉獻給更高的觀念，科學決定論不可能演繹出自由，可人的本性卻是自由。塞塔姆布里尼把這種非理性的觀點看作是反動，而納夫塔卻針鋒相對，認為只有擺脫對“反動”一詞的恐懼，才是獲得自由和人道的第一步。

招靈會后，療養院的病人全像是著了魔，身體越來越差，脾氣也越來越壞，一言不合便相互打起來。面對即將到來的戰爭氛圍，人們再也無法理解從前熟悉的世界，納夫塔將泰坦尼克號的沉沒看作是文明的失敗，他贊成戰爭，認為人道主義是軟弱的，正義不過是空洞的詞語，人們首先應當了解是哪種正義：“是指給每個人以自己本分權利的正義呢，還是給眾人以平等權利的正義。”前者意指自由，后者意指平等。納夫塔在這里所區分的，正是以賽亞·伯林所說的不同正面價值的沖突性。

這兩個導師誰都想說服漢斯，尤其是塞塔姆布里尼，他將納夫塔的激情冥想看作是前現代的觀念，要求漢斯在理性的西歐文明與浪漫的德國文化之間做出選擇，而漢斯則意識到，宗教虔信與自由思想各有各的優點，假如信奉理性的人認為他們才理解人類的尊嚴，這未免自命不凡，言過其實。就像漢斯本人對歌劇《阿依達》的感想，人類心靈的理想主義是不考慮事物的客觀一面的，聽眾感受到的不是真實的死亡本身，而是理想化的美和音樂，為的是在精神上超越平淡無奇的自我與人生。

現代文明中的意義危機

托馬斯·曼有意讓塞塔姆布里尼與納夫塔死于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作家的重點顯然不是表現戰爭，而是戰前歐洲的精神現象。這一精神現象反映在塞塔姆布里尼與納夫塔的爭論中，植根于文藝復興和啟蒙運動。自那以后，歐洲的主流精神就是人文主義，雅典的理性戰勝了耶路撒冷的信仰。另一方面，人是目的這一現代文明的標志自始就伴隨著意義危機，因為理性無法解決價值問題，它必然導致人的無意義感，促使人去尋求更高的存在。

托馬斯·曼不是第一個表現啟蒙與啟示、理性與浪漫相沖突的人，卻是第一個試圖診斷這種分裂的作家，那就是在生活的日常性之外，人類是否還需要無功利的形而上戰栗？隔著時間的距離，波蘭詩人扎加耶夫斯基在一篇文章中回應了托馬斯·曼，他寫道：

我們仍在與《魔山》中的角色打交道，與理性的塞塔姆布里尼打交道，但有時又懷疑他的淺薄。我們并不怎么喜歡邪惡的納夫塔，卻又不時為他對世界的非凡洞察感到震撼。

某一天傍晚，漢斯在療養院陽臺上回憶這兩位導師的話，仿佛聽到兩支軍隊短兵相接的刀槍聲：“一支軍隊是耶路撒冷的，另一支軍隊是巴比倫的。”按照列奧·斯特勞斯的說法，就是雅典與耶路撒冷的沖突，兩者之間的緊張才是西方文化的活力所在，每當失去平衡，西方文化就會出現危機。

歐洲的精神就在于這種分裂，正如扎加耶夫斯基所言，只有納夫塔的激情，我們會變得瘋狂，只有塞塔姆布里尼的理性，我們又會變得厭倦。也許扎加耶夫斯基說得對：

在我們的時代，啟蒙價值已經在公共領域取得了勝利，但在私人生活中，我們卻將自己交給了浪漫主義的永不滿足。每當公共與社會的問題處于危險時，我們都會贊同理性主義，但在家里，在私下里，我們卻無休無止地追求絕對，不滿足于我們在公共領域所贊成的決定。

看來區分公私領域的思維是重要的，這就是托馬斯·曼后來一生的選擇。在文學領域，他繼續探索人類激情的奧秘，而在政治領域，他堅持民主價值，反對納粹德國的瘋狂，最終被迫遠走異國他鄉。但是，托馬斯·曼指出的分裂依然困擾著當代歐洲，塞塔姆布里尼與納夫塔還在“魔山”上高聲爭論，各執一詞，勢不兩立，比如理性與信仰、絕對與相對、進步與保守，以及戰爭與和平。

□景凱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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