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些天，《北京晚報》刊發了《他終止了鬧市行刑》一文。該文講述了清代法學家沈家本的事跡，也使人們想起了“宣南文化”及與之有關的文化名人和學者。所謂“宣南”，狹義的范圍指昔日的宣武門外南部城區。在這塊寸土寸金的地域中，產生了“宣南文化”，被認為是北京文化的代表和縮影，在全國范圍都有影響力，至今仍是北京市民津津樂道的話題之一。

近些年來，一些名人故居、寺廟和會館得到修復，一些老胡同恢復舊貌，使得“宣南文化”保持了旺盛的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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魯迅在紹興會館居住多年

歷史上的各種會館在老宣武區最多，會館是“宣南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極大地豐富了“宣南文化”的內涵。

正如《宣南鴻雪圖志》所稱：“北京城有多古老，宣武區就有多古老；‘宣南文化’是北京文化的縮影。”在歷史上，以地域為特色的大大小小會館，住上了來自五湖四海的文人、學者和商人。有些人最初并非名人，但經過進京會考后中舉或發跡之后，慢慢地就名揚四海。甚至于幾次會考都失敗后的王致和做起了臭豆腐生意，也是行行出狀元了。“宣南”就成了這些人的“福地”，一代代相傳。

《北京會館檔案史料》及其他歷史資料統計，明清兩朝各地在京會館至少有500余處，1950年統計時，還有391處會館；2006年調查統計，還有174座會館有建筑遺存。

自明清始住過會館的名人眾多，近代也不少，比如魯迅。魯迅先生是中國新文化運動的旗手，但多年來在介紹魯迅故居時，人們只提到西城的八道灣胡同、磚塔胡同和宮門口幾處。殊不知，他最早的故居是在宣南北半截胡同的紹興會館里。

魯迅先生是在1912年進京的。來京后在騾馬市的長發客棧住了一夜，于次日就搬進紹興會館，住了七年半。《魯迅日記》中有1912年5月6日“上午移入山邑會館”的記載。

紹興會館是道光六年（1826年）由幾個在京的浙籍官員籌建的，起初叫山邑會館，主要用來招待山陰、會稽兩縣的人。民國之后山陰、會稽兩縣合并為紹興縣，故又稱紹興會館。今天的紹興會館雖破敗不堪，但形制沒有多少變化。

紹興出人才，紹興會館里曾懸掛11塊刻有清代紹興歷屆科舉應試中舉者名字的匾，當時稱之為“科名錄”。魯迅先生住進紹興會館時，這些匾還在，想必是由此引發他對舊文化和科舉制的逆反心情，得出了四書五經的核心內容是“吃人”這個結論，并產生“救救孩子”的思想。

紹興會館是由幾個四合院組成，昔日有“仰蕺堂”、“渙文萃福之軒”、“綠竹舫”、“嘉蔭堂”、“藤花別館”、“補樹書屋”、“晞賢閣”、“一枝巢”、“懷旭齋”等。從這些亭臺樓閣軒的名稱看，就富有文化氣息。從《魯迅日記》中看，他在藤花別館住了四年，后來又住到補樹書屋。

“補樹書屋”既是魯迅故居，又是中國現代文學的重要發源地，魯迅在這里創作了《狂人日記》《孔乙己》《藥》《一件小事》等白話小說和雜文《我之節烈觀》《我們現在怎樣做父親》等及許多隨感錄，并抄錄大量的古碑帖和佛經。

紹興會館離菜市口很近，而菜市口又是清代“刑人于市，與眾棄之”的刑場。魯迅在茶余飯后常在此處散步，會聽到菜市口行刑殺人的一些故事，因此在他的《藥》中有“人血饅頭”的描寫。當年，劊子手在行刑后賣蘸了人血的饅頭，是他們的額外收入。舊時的國人認為“人血饅頭”可治癆病，故而這項生意很紅火，附近的幾家藥店都有賣“人血饅頭”的生意可做。魯迅是“橫眉冷對”的人物，素來用冷眼看世界，因此他在紹興會館里寫出《藥》是很自然的事。

從紹興會館里走出的名人并非只有魯迅和周作人兄弟倆，清代大名鼎鼎的知名之士，如李慈銘、章學誠、趙之謙等等，都來自紹興，出入紹興會館曾是家常便飯。因為在會館里他們可以會友、訪談、讀書，有時為了飲宴，他們會先聚在一起再去附近的廣和居飯莊，或者招呼會館中的“長班”去廣和居叫菜，在會館里開懷暢飲，大快朵頤。紹興會館的“長班”姓齊，他們從祖籍紹興進京以來，一代代都從事“長班”之職，當年我的一個朋友住在延旺廟街，他爺爺就是紹興會館“長班”，是會館的管家，事無巨細，都能代理。

番禺會館前身是龔自珍寓所

其他會館也是有故事的地方。南海會館里有康有為故居；瀏陽會館里有譚嗣同故居；新會會館里有梁啟超故居。這些戊戌變法的精英人物，都與會館有不解之緣。而南海會館中的“汗漫舫”和“七樹堂”、瀏陽會館中的“莽蒼蒼齋”和新會會館中的“飲冰室”，都與中國近代史中的維新運動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是熟悉戊戌變法歷史的人忘不了的地方。

從會館走出來的名人是很多的，在廣州會館里走出了李漁，住過番禺會館的龔自珍是眾所周知的清代大詩人，學者翁方綱將故居改為了安徽會館。李漁是清代著名文學家、戲曲家，而且他對繪畫、造園有很深的造詣，在宣南韓家潭有他的芥子園，并以此為名出版過《芥子園畫譜》，是學習繪畫者的基本教材。后來他的故居成了廣州會館。芥子園雖不大，但結構精巧，環境幽雅，園林設計自然是出自李漁之手了。

番禺會館位于宣武門外的上斜街50號，曾經是龔自珍旅居北京的寓所，是著名的“宣南文化”聚集地之一。道光年間，龔自珍在這里居住了5年。經過五次會試，他在道光九年（1829年）考中進士，卻因為在殿試時“直陳無隱”，而觸怒了當朝權貴，最終無緣翰林。龔自珍屢屢針砭時弊，遭到排擠，官運不濟，他感慨良多，遂有“我勸天公重抖擻，不拘一格降人才”之千古名句。道光十一年（1831年），龔自珍離開上斜街，將該處宅院賣給番禺人潘仕成，后來潘仕成將其捐出，遂成為番禺會館。

龔自珍、李漁都是人們熟悉的歷史人物。有些人物在生前可能默默無聞，但身后則有了盛名，有人甚至于揚名海外，從安徽歙縣會館走出來的清代經濟學家王茂蔭就是一例。

王茂蔭（1798—1865），系安徽歙縣人，曾任工部、戶部、吏部右侍郎等職，他的最大貢獻是建議發行紙幣。歷朝歷代流通的貨幣以黃金、白銀為主，宋代曾發行過紙幣“交子”，但沒有徹底推行。

王茂蔭在世時，大清銀庫可支配的白銀已不多了，而且以白銀交易和發放俸祿，弊病甚多，為此王茂蔭提出了《條議鈔法析》和《再議條法析》。當然，昏庸、腐敗的清廷對他的主張很不滿意，在朝野人士的竭力反對下，他被撤職查辦。但是，他的主張得到了卡爾·馬克思的注意，馬克思在《資本論》中的附注中寫道：“清朝戶部右侍郎王茂蔭向天子上了一個奏折，主張將官票寶鈔改為可兌現的鈔票，在1854年4月大臣審議案中，他受到嚴厲申飭。他是否因此受到笞刑，不得而知。”

王茂蔭是《資本論》中，唯一提到的中國人。他的出現，無疑是“宣南文化”的重要內容。

林海音不忘晉江會館

從宣南會館走出來的名人中，臺灣作家林海音也是一例，她的《城南舊事》給人們留下的印象極深。林海音在《往事悠悠》《城南舊影》和《英子的鄉戀》中，提到了她在宣南生活的片斷和經歷。那時，她家幾次搬遷都沒有離開宣南和會館。她在小說《城南舊事》中，有《惠安館傳奇》一節，記述了一個瘋女秀貞的故事，其中惠安館就是福建惠安會館。據學者鄧云鄉考證：“真正的惠安館在延壽寺街羊肉胡同東頭路北。”惠安是個小縣，但在清末民初時是個經濟、文化發達的縣，故而有能力在京設會館。如今，延壽寺街的羊肉胡同已改為耀武胡同，至于惠安會館也不存在了。但因林海音的《惠安館傳奇》，使人們記住了它和瘋女秀貞。

位于南柳巷的晉江會館舊址是林海音在京居住時間較長的一處住所。1923年林海音隨父母來到北京，在其父親去世后，她曾隨其母在晉江會館北房居住多年。

《清代宣南詩詞選》中，就選收了三百多名曾在宣南寓居的清代學者、詩人和官宦的詩、詞一千二百余首。在《清代宣南人物事略初編》中就選了120人的小傳。這些人物都曾與宣南有關，不少人就住在米市胡同、爛面胡同、繩匠胡同、粉房琉璃街、延旺廟胡同等處，有的是自家的房，有的是會館。在這些人中，既有林則徐、劉墉、曾國藩、左宗棠、張之洞、秋瑾、楊度、李鴻章等重要歷史人物，還有朱彝尊、紀曉嵐、翁方綱、王士禎、孔尚任、黃遵憲等著名文人。至于他們那些流傳至今的詩詞，表現了文化鼎盛時期宣南詩人的情致，反映了宣南的景物和社會生活，使宣南文化更加具體、形象。

有清一代，宣南是全國文化精英聚集的地方，從大大小小的會館中走出諸多名人是當年正常的文化現象，也是“宣南文化”的重要組成，對后人而言，更是一筆精神財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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