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5日，敦煌研究院名譽院長樊錦詩在“友朋文化”視頻號線上直播。直播中，樊先生用一個個生動的人物故事，回顧了敦煌研究院近80年的歷史，也讓我們得以了解自1944年1月1日國立敦煌藝術研究所成立至今，一代代敦煌人為什么要義無反顧地投身大漠，他們那持之以恒的熱愛何以維持，以及他們是以怎樣的拓荒、創新和發展，才使后人得以觀覽敦煌莫高窟那些瑰麗的千年文明。

(資料圖片)

前輩們

常書鴻：愿意效仿沙埵那太子舍身飼虎，舍棄一切去侍奉藝術

段文杰：通過國際交流與合作培養了一大批科研隊伍

樊錦詩祖籍杭州，生于北京，長于上海，求學于北大，1963年大學畢業后到敦煌研究所工作至今。

早在中學的歷史課文中，樊錦詩就讀到了有關敦煌莫高窟的課文，從此就夢想著要看莫高窟。1962年秋天，在就讀北京大學考古專業的最后一個學年，樊錦詩第一次實現夢想，來到莫高窟實習。她回憶說：“雖然在課堂上學到了一些佛教石窟寺的基礎知識，但當我走進洞窟時，仍然被那些精雕細刻的彩塑、璀璨瑰麗的壁畫所震撼。”她無法想象我們的祖先如何用跨越千年的時間創建了莫高窟藝術，她不由得沉浸其中，感到如夢如幻。

但當她抽離幻境走出洞窟，見到敦煌文物研究所的前輩們生活和工作的環境時，卻感到分外震驚。“目光所及不是沙漠便是戈壁，還時不時黃沙飛揚。研究所辦公和住宿的地方是一座清代破廟，前后兩個院子，前院用來辦公，后院作為宿舍。宿舍是用馬廄改建的，里面土炕、土桌、土凳、土書架，所有家具無不是土做的。”沒水又沒電的莫高窟，飲用的是宕泉河的咸水，喝了會肚脹甚至瀉肚。辦公和生活照明用的是煤油燈和蠟燭。

而在黑暗的洞窟里，油燈也不能點。樊錦詩發現，聰明的前輩畫家們發明了借光法，“就是用鏡子從戶外把陽光反射進洞窟，照在白紙上開展工作。”

洞窟前沒有棧道，也沒有樓梯，進出洞窟要蹬著蜈蚣梯，“蜈蚣梯就是用樹干插上樹枝，進出洞窟都要通過它爬進爬出。”最初樊錦詩不敢爬，為了減少進出次數，索性早上不吃不喝以減少上廁所的次數。

到莫高窟之前，樊錦詩曾看過一篇名叫《祁連山下》的報告文學，主人公名叫尚達，后來她知道，這位尚達就是大名鼎鼎的常書鴻先生。樊錦詩想象中的常先生是文質彬彬、西裝革履的儒雅形象，但第一次在敦煌見到他“卻是一副本地農民模樣，一點兒不像留洋歸來的大畫家。”

國立敦煌研究所成立于1944年的抗戰時期，常書鴻是第一任所長。“當時他面對的莫高窟是400年無人管理、滿目瘡痍、破敗不堪的廢墟，但他毫不退縮，也不推辭，還把在重慶的妻兒也接了來，在莫高窟安家落戶。”樊錦詩說：“他這個做法是破釜沉舟了，堅決扎根在莫高窟，這是很不容易做到的。”與此同時，常書鴻還不斷給遠方的學生們寫信，動員他們來敦煌工作。很快，董希文等一批年輕畫家和學生陸續來到敦煌，開始了莫高窟的臨摹和保護工作。

研究所的第一代只有20多名職工，他們大多數是從事藝術工作的，但莫高窟還有很多保護、整修方面的工作。怎么辦？在既沒有經費，又缺少工程技術人員的條件下，常書鴻起到了帶頭人的作用。“清除泥沙、整修石窟以及洞窟的調查編號、臨摹工作他都搶著做。”而為了弘揚敦煌藝術，常書鴻還經常到外地搞展覽，“可以說是他帶著第一批敦煌人邁出了保護、弘揚敦煌石窟藝術的第一步。”

樊錦詩回憶，常先生一生堅守在莫高窟，他曾經在自傳中表示，愿意效仿沙埵那太子舍身飼虎，舍棄一切去侍奉莫高窟這座偉大的民族藝術寶庫。

“1945年抗戰勝利以后，第一批到敦煌研究所工作的人先后離開了，常書鴻還是堅持不走。缺人，他就到重慶、南京重新招兵買馬，也就是在這時候召來了段文杰等畫家。”這一舉措，使原本被迫停頓的工作得以重新開始。

樊錦詩在實習期間見到了段文杰。她回憶：“段先生是重慶國立藝專的高材生，主攻國畫。他是被張大千在重慶舉辦的臨摹敦煌壁畫展覽吸引后，決心畢業后要去敦煌看一看的。”

1946年，段文杰終于來到莫高窟，當時他顧不上休息，放下行李就直接奔到洞窟里去了。樊錦詩說：“段先生曾經描述這一情景，‘我像一頭餓牛闖進了菜園子，在精神上飽餐了一頓。原本打算搞個一年半載就走，但當我身臨其境觀賞壁畫和彩塑時，卻覺得不花個幾年、十幾年來臨摹和研究，是理解不透的。’”就此，段文杰扎根敦煌。

“現在說起來，臨摹沒什么了不起，但當時限于技術和材料工具，只能臨摹小幅作品。大家是在段先生的領導下，才開始臨摹大幅的壁畫，50年代初甚至還臨摹了整窟的壁畫作品。”樊錦詩說：“段先生是把技巧傳授給大家，從而提高了美術人員整體的臨摹水平。”

段文杰不僅長期臨摹，還拿出很多時間查閱古書和佛經，撰寫了許多敦煌美術史方面的論文，可以說是敦煌美術史的拓荒者。

改革開放以后，段文杰擔任過敦煌研究院第二任院長。“他率領全院職工努力進行科學保護和學術研究工作，通過國際交流與合作培養了一大批科研隊伍，使敦煌研究院在文物保護、敦煌學研究方面逐漸走到了前列。他倡導并創辦的《敦煌研究》期刊直到現在仍然是敦煌學界研究的重要平臺。”

先生們

史葦湘：主持創建以敦煌文獻資料為主的資料室、資料庫

孫儒僩：測繪宋代木結構，探索用各種方法治理風沙

竇占彪：既能干木工，也能干泥瓦工

樊錦詩到莫高窟實習，首先帶她觀看洞窟的是史葦湘先生。樊錦詩一直認為史先生是自己的啟蒙導師。

史葦湘1948年到莫高窟工作，也是受到張大千“要做一個中國畫家，一定要到敦煌去”的感召而奔赴敦煌的。樊錦詩也記得他曾描述第一次進入石窟時的感受，“他被這些古老的筆畫和彩塑驚嚇得發呆，處在一種持續的興奮之中。”后來，史葦湘既忘卻了家鄉離愁，也不為天天上洞窟的奔波所苦，仿佛每天都在享用豐美盛宴。“他形容，每一個洞窟都像小時候玩過的萬花筒，絕無重復的變化場景，無數次的參觀仿佛使我著了魔。”

至此，史葦湘的一生與敦煌相依相伴。他潛心研究敦煌壁畫藝術，除了對各個時期的代表作進行臨摹以外，還臨摹了一批小型壁畫。他還主持創建了以敦煌文獻資料為主的資料室、資料庫，為研究人員開展敦煌學研究提供了充足的資料和信息，他也被大家譽為敦煌石窟的活字典。

樊錦詩還提到孫儒僩（xiàn）先生，孫先生是當時研究所招聘來專門負責保護石窟的專家。他在四川省立一專學習的是建筑，畢業之后被分配到重慶一家建筑公司，工作期間得知敦煌文物研究所招聘建筑專業的工作人員。“他是在對敦煌幾乎一無所知的情況下，風塵仆仆地來到了敦煌。當莫高窟滿山的藝術品呈現在他面前時，他已經忘了兩年離開的打算。”孫儒僩于是也喝著宕泉河的苦澀水，開始了測繪宋代木結構的科研工作，還臨摹壁畫中的古建筑形象，探索用各種方法治理風沙。

后來，孫儒僩將心上人李希群也請到了敦煌。樊錦詩說：“現在孫老先生98歲了，是我們唯一健在的老前輩。他的老伴李希群前些年已經駕鶴西行。”樊錦詩特意提到：“孫先生鬢發如霜，唯有鄉音不改，說的一口四川話，他總是說：‘我這輩子都不后悔去了敦煌。’”

提到敦煌石窟的保護，樊錦詩特別提到了竇占彪師傅。

竇占彪師傅既能干木工，也能干泥瓦工，也是在研究所成立初期就到莫高窟的。樊錦詩說：“竇師傅沒怎么上過學，但天資聰明，心靈手巧，且性格開朗，莫高窟幾乎每個洞窟都有他的足跡。有一些塑像脫離了墻壁，好多專家都沒有辦法，后來是竇師傅想出了既不影響原作又使傾斜的塑像恢復原位的方法，到現在為止那塑像還很好地固定在墻上呢。”

繼承者

李貞伯、萬庚育，賀世哲、施萍婷，彭金章、樊錦詩

都是夫妻同到敦煌，廣種福田，功莫大焉

1950年，國立敦煌藝術研究所改名為敦煌文物研究所，由于國家重視，一批大學畢業生來到了敦煌，這也使研究所的工作人員一下增加到了48人。樊錦詩說：“這支新生力量打開了敦煌事業的新局面，敦煌研究所多年想搞沒有搞的工作有了繼承人。”

在敦煌第二代研究者中，樊錦詩首先談起李貞伯和萬庚育夫婦，出身于名門望族的兩人是在常先生的感召下從北京來到敦煌的。“李貞伯先生本來是學國畫的，因為當時所里缺少攝影專業人員，他就半路出家學了攝影，所以早期研究工作保存到現在的照片都是他拍的。”萬庚育先生是徐悲鴻的入室弟子，到敦煌以后，她一心臨摹壁畫，“一畫就是半個世紀。”

還有賀世哲、施萍婷夫婦，青年時期參加抗美援朝戰役，回國后響應國家“向科學進軍”的號召，考入蘭州大學歷史系，畢業后在蘭州藝術學院教書，60年代被調到敦煌文物研究所工作。樊錦詩說：“賀先生從事敦煌石窟經變圖像的內容考證與時代研究，他的研究如他的人一樣踏實、嚴謹、細致。”

“賀先生的夫人施萍婷既研究敦煌石窟，還對甘肅省各單位所藏的敦煌文獻進行全面調查、整理和編目，出版了《甘肅藏敦煌文獻六件》，還補正修訂完成了包括整個敦煌藏經洞文獻的《敦煌遺書總目索引新編》。”樊錦詩對此感慨道：“施先生的工作為從事敦煌藏經洞文獻研究的學者鋪下了廣闊的道路，她因此耗盡畢生精力，按佛經說法，這就是廣種福田，功莫大焉。”

關友惠1953年到莫高窟，在美術組從事壁畫臨摹工作。他形容初進洞的感覺是“就像進入了極樂世界”。在樊錦詩心中，關先生對敦煌石窟各個時期的變化風格和技法了然于心，因其有繪畫功底，在考古調查的基礎上，又特別對壁畫圖案進行了深入研究，“關先生借鑒考古類型學的方法，在壁畫藝術風格樣式方面取得了重要的研究成果。他也是我學習敦煌藝術的入門老師。”樊錦詩說。

李云鶴1956年到敦煌，是莫高窟第一位壁畫修復師傅。樊錦詩記憶中，李師傅在敦煌工作了60多年，共修復了敦煌石窟和外地的壁畫四千多平方米、彩塑五千多尊，且做到了零失誤。如今，91歲的李云鶴依然工作在文物修復第一線，還被國家授予了“大國工匠”稱號。

1962年，初到敦煌實習的樊錦詩出現了嚴重的水土不服。導師宿白先生擔心她病倒，便讓她提前結束實習。可離開了莫高窟之后，那些精美的敦煌壁畫還是縈繞在樊錦詩的心中，但敦煌艱苦的生活又使她望而卻步。沒想到，一年以后的畢業分配把樊錦詩分配到了敦煌。服從分配到了敦煌研究所，樊錦詩參與開展擴建遺址發掘清理和其他石窟考古工作，至今，她在敦煌工作和生活已經有60年。這期間，樊錦詩不是沒想過離開，尤其是在結婚生子后。

很長一段時間，樊錦詩都懷著想走又舍不得的矛盾心情，最后，是丈夫彭金章幫她下定決心留在敦煌。“我們倆是同班同學，夫妻分居了19年，他為了支持我的工作，離開了他非常喜愛的武漢大學的教學工作，到敦煌相依相伴了30多年，直到2017年去世。”樊錦詩說。

彭金章到敦煌后改行從事佛教石窟考古研究，他通過考古挖掘和清理，揭示了過去不為人所知的莫高窟北區200多個石窟的真相。

五六十年代到敦煌的這些先生們，拓土開疆，承上啟下，使得敦煌莫高窟的研究工作有了很大的進展。

新一代

趙聲良、蘇伯民，都是自愿到敦煌

這樣的人有好幾十位，在保護和研究工作中擔起了重任

80年代初，敦煌文物研究所擴建為敦煌研究院，又迎來了一批風華正茂的中年學者和朝氣蓬勃的青年學生。樊錦詩說：“他們在科學保護和學術研究中擔起了重任。這樣的人有好幾十位，這里我只介紹兩個人。”

樊錦詩提到的第一個人是敦煌研究院現任黨委書記趙聲良。“他也是自愿到敦煌來的。”

那是1983年，趙聲良在北京師范大學中文系讀大學三年級，他偶然在《中國青年報》上讀到了采訪段文杰的文章，看到段所長說敦煌也缺年輕人才。趙聲良于是試著給段文杰寫了一封信。沒過多久，他就收到了段所長熱情洋溢的親筆回信，歡迎他到敦煌來。“雖然他父親極不愿意兒子去偏遠的敦煌工作，但這個執拗的年輕人還是在第二年大學畢業后背著行李直接去了敦煌。”

趙聲良長期從事敦煌石窟美術史、敦煌佛教壁畫、山水畫、飛天等多項敦煌藝術的研究，成果卓著，影響廣泛，出版專著30余部，發表學術論文100余篇，翻譯了3部著作。

第二位是現任敦煌研究院院長蘇伯民，他是在1993年聽說敦煌研究院需要化學專業人才，覺得適合自己所學，于是辭去省城蘭州的工作，來到了戈壁沙漠中的莫高窟。樊錦詩說：“那時蘇伯民對敦煌還一無所知，在跟美國蓋蒂保護研究所的專家一起探索保護莫高窟的過程中逐步意識到了自己的使命。”

蘇伯民作為世界文化遺產保護研究的領軍人才，在長達20多年的國際合作工作中，與外方專家一道為提升敦煌壁畫保護技術付出了極大努力。在文物分析技術、保護材料研究與應用、預防性保護技術等領域也做出了顯著成績。

新世紀以來，隨著敦煌事業的迅速發展，每年不斷有不同高校的畢業生來到敦煌。他們作為敦煌事業的新生力量，同樣為敦煌的文物保護、研究、弘揚做出了新的貢獻。

比如趙林毅帶領文物保護修復團隊，將敦煌研究的文物保護成果推廣到了國內十多個省市區；郭青林通過承擔國家土遺址保護，加固技術研發課題，完成了莫高窟南區崖體加固工程、新疆交河故城搶險加固工程等重要工作。

文科出身的張小剛參加彭金章主持的莫高窟北區考古工作，出土的佛經、社會文書、波斯銀幣、回鶻文木活字等文物很多是首次發現，填補了考古學領域的空白，樊錦詩說：“他后來的主要研究方向是敦煌石窟的圖像研究、甘肅河西走廊的縱向石窟調查與研究，出版的研究著作都有較強學術影響力。”

文科出身的還有女生趙曉星，“她對吐蕃統治時期的敦煌密教洞窟、五臺山信仰、西夏石窟藝術等方面的研究有著獨到見解。”

還有做數字化研究的俞天秀，“他將敦煌壁畫搬到計算機上，再通過多媒體手段展示，還實施了敦煌石窟的數字檔案建設工作，他所做的這些工作是過去的文本和手繪所難以完成的。”樊錦詩說。

還有裴強強，2005年蘭州理工大學土木工程專業畢業后到莫高窟工作，今年作為負責人和主要骨干完成了50多項文物保護工程的勘測、設計規劃和保護工程。他編寫的巖土類遺址保護加固工程檔案填補了巖土類文物保護規范的空白。

探索和奉獻

新時代莫高窟人都做了些什么事

為使逐漸衰老的千年石窟長久保存，在搶救性保護方面，敦煌人已經開始應用多學科結合的預防性措施，如建立石窟壁畫科學技術保護體系、壁畫修復規范和程序，并創建了數字檔案。

以敦煌石窟和藏經洞文獻為研究對象的敦煌學是多學科的交叉學科，涉及諸多領域。“目前，《敦煌研究》期刊已刊行了270多期，并推出敦煌學研究論著500多部。”樊錦詩說：“現在，敦煌研究院已經成為國內最大的敦煌學研究實體。”

在弘揚傳承方面，研究院也不松懈，他們本著既要對文物安全負責，也要對游客觀賞負責的態度，建立了敦煌旅游預約系統；為了讓游客看好、看懂洞窟，著力培養了一支知識型、高素質的講解隊伍。他們還經過對文化遺產地游客承載量的科學研究，確定了日游客的最大承載量。

莫高窟也建設了數字展廳，為大批量游客提供還原度極高的洞窟影像。敦煌網站也早已上線，有中英文版，世界各地的人們可以在線共享敦煌30個石窟的高清圖像。

從樊錦詩的講述中，歷代敦煌人的影像如電影般回放，他們對敦煌藝術幾乎都是從不認識到認識，又從認識到熱愛，再從熱愛到不離不棄，成為打不走的莫高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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