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這幾個月,讀了很多女性寫作的作品。這些作者天然地對女性的內心世界和命運更敏感、更關注;而她們的寫作,既是個體的自我表達,更是對其他女性命運與困境的深度呈現。
在這些女性寫作的作品中,我格外關注非虛構類作品。和小說相比,它們的故事性或許弱一點,但真實性和現實意義卻遠在小說之上。從中我們更容易看到作者作為女性是如何面對生活中具體而微的真實問題的,對這些或共性或獨特的問題的個體感受、處理方法,展示出不同女性把握自身命運的可能性樣本。雖然并不一定構成所謂的“標準答案”,對讀者來說卻是獨特的參照物和“知識儲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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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房導賞?溫暖知性
我印象特別深刻的是伊藤比呂美在《閉經記》一書里,寫她面對更年期例假消失后的苦惱、應對和解脫。她說55歲的她現在月經“蔫了吧唧的”,而且這不是她的真月經,是用了荷爾蒙補充療法后的結果。雖然是假的,但還是讓她喜悅。面對這種喜悅,她用了“赤紅的血好似夜空中綻放的輝煌煙花、運動會上隨風飄揚的旗幟,完全是種喜慶”來形容。
作為女讀者,讀后有一種臉紅心跳的熾熱感:一方面突然意識到現在逐月而來如影隨形的例假原來這么值得珍惜;另一方面通過伊藤比呂美這位以大膽和生猛著稱的日本女詩人,認知到了我們終將面對的“更年期”原來是那么曲折豐富。她毫無保留披露出來的“隱私”體驗,于我們而言恰恰是一種珍貴的“知識儲備”。有了這樣可信可愛的大姐在前面“導賞”,未來的中年人生路上也就不那么心情忐忑了。
同樣的日本女性偶像還有上野千鶴子女士。在她和鈴木涼美的書信體《始于極限》、與湯山玲子的對話錄《上等快樂》,以及她回答讀者來信提問而形成的《私房談話》里,都大量提到了個人生活和她處理個人生活與工作的一些方法。比如她在給鈴木涼美的最后一封信里坦陳,自己因為當年和母親的關系不好而不敢生孩子,怕自己生下來的是個女兒而無法面對、無法相處。但同時她又以“親戚大媽”的身份鼓勵鈴木盡早從“拍過AV”這個身份當中走出來,“去做自己想做的事,不要為了眼前的蠅頭小利迎合媒體(尤其是男權媒體)的需求,扮演某種角色。”這種溫暖與知性,已經超越了母性,而是一個大寫的女性。
不婚無子?漫長精彩
而最近給我帶來最多閱讀快感和收獲的女性寫作作品,是一位英國的高齡女作家戴安娜·阿西爾的《暮色將盡》。這位活到101歲的“倫敦最好的編輯之一”,在她漫長的職業生涯中,做過約翰·厄普代克、西蒙娜·德·波伏娃的編輯,發掘了V.S.奈保爾這樣的著名作家,并在70多歲退休后轉換身份成為一個作者。
寫本書時她已經年近九十。在這本小書里,她赤裸、誠懇、幽默地談到了自己關于性、情感、文學、死亡等諸多話題的所思所感,全無爹味(并不僅僅因為她不是男的),而且總在細微處激發出你對生命新的好奇與想象。
她說她祖母那一輩的人,“70歲以上的女人穿著基本上類似于制服。如果她是個寡婦,她應該穿上無視時尚的灰黑色衣服。就算丈夫還健在,她的衣服也開始變得顏色單調,模糊無形,充分表示此人不再打算保持吸引力的意圖。”她在四五歲左右第一次意識到性的存在,在十幾歲的年紀就跟一個年輕實習軍官保羅訂了婚,但在六個月之后就親眼見證了男性多么容易對其他女性動心和出軌,并從此意識到“女人其實也能不談愛,僅僅因為性就可以燃燒”。她在之后很快結束了浪漫愛情時代,有過多次艷遇,但都不曾走進婚姻,雖然確實有好幾個男人向她求過婚。
戴安娜就這樣講述了一個知識女性是如何度過無婚姻、無子女但有愛、有性的漫長精彩人生。她到88歲才停止開車,因為一次有驚無險的重大車禍。當時她在修理廠辦公室里,想象著本來可能會被一堆別的尸體包圍的可怕場景。為了應對自己的緊張,她想起了60年前二戰初期在接受急救培訓時學到的知識:如果有人受到驚嚇,最好的藥就是一杯又濃又甜的熱茶……于是她走到辦公室角落里,給自己泡了一杯茶,放了四袋糖;然后,恢復了正常。
她講到生命中最后一個伴侶薩姆,從她的中年末期一直陪伴她到老。這個在海邊長大有著快樂安全童年的農民家庭的孩子,和虛偽的英國中產階級男性不一樣,他真心誠意地想要性,并且和戴安娜一樣誰都不想愛上對方,也不想為別人平靜的心靈負責任。這樣一種簡單的關系維持到薩姆和戴安娜的最后一次見面,他們都有點疲憊,心里雖然想,但身體卻不再支撐他們發生關系了。過了沒多久,薩姆死于心臟病。
戴安娜說,本來薩姆只占據她生命中很小的一個角落,“但薩姆死后,卻在我心里越來越鮮活,遠勝其他一些重要的逝者。在我的腦海里,他像照片般清晰,持續至今。他的姿態,他的表情,他行走、坐下的樣子,他的衣服,這七年如膠片般一幕幕閃過。所有我們說過的話、做過的事、見面的方式,如此這般,反復出現。我情不自禁在心里記掛著他。”我在傍晚暮色將盡的車流里,看到這段話,淚流滿面——這大概就是愛吧,生命里會遇到也會錯過的愛,當時只道是尋常。
暮年新生?熱情明朗
但是戴安娜并沒有在這傷感里駐足太久,她緊接著感嘆“性從我的生命里逐漸退潮,帶來另一重大影響,就是我發現其他事情變得越來越有意思。”緊接著,她談了對死亡的感受,談了家族中不同人的死亡方式,談了她對宗教、閱讀、繪畫的體驗與觀感,描述了和年輕人在一起時給她的“反作用力”——“如果我們能突破自己感知的局限,知道有些人的生活才剛剛開始,對他們來說前面的路很長,充滿了誰知道會怎樣的未來,這就是一個提醒……自己并不是朝著虛無延伸的黑色細線末端的小點,而是生命這條寬闊多彩河流的一部分。這條河流,充滿了開端、成熟、腐朽和新生,我們是其中的一部分,我們的死亡也是其中的一部分,如同孩子們的青春一樣。”
將自身的感受與體驗,置身于更廣闊的人類命運長河當中,既不自怨自艾,也不恐懼憂愁,構成了戴安娜晚年的生命基調。她承認自己自私,所以沒有孩子,但并不因此而后悔。作為一個活到快90歲的老人,她只關心如何度過當下。同時,她還舉了另外一個高齡女性的例子:愛麗絲·赫茨-薩默(捷克裔英國籍鋼琴家,2014年以110歲的高齡與世長辭,是猶太人納粹集中營幸存者里的最年長者),這位李斯特的學生在二戰期間和丈夫、兒子一起被送往集中營。丈夫死于集中營,兒子在戰后65歲時突然死亡,但她卻一直熱情、明朗地活著,并且在103歲的時候仍堅持每天彈琴3小時。愛麗絲的名言是:“我了解所有事情壞的一面,但我只看好的一面。”
所以,和很多人想象的“孤獨終老”不一樣,戴安娜這本老年寫作的書,并沒有以嗚咽收場。相反,它以一種格外的寬廣和溫暖,為我們拉開了人生下半場的燦爛幕布,讓對暮年生活惴惴不安、心懷恐懼的我們,放下心來,開始用不一樣的方式去想象自己的未來與命運的可能性。
我希望我所有的女性朋友都快去買一本《暮色將盡》來讀(并沒有不尊重男性的意思,你們讀了可能也會從中受益)。事實上我希望我們未來每5年都可以翻出這本書來重讀一次,對照著看看,有沒有新的感悟。我希望我和你們都能平安、健康地走一段足夠長的人生旅程,每一個階段都能停下來好好地檢視一下自己:過得怎么樣?開心嗎?還有什么想做而沒有做的事情?然后挑能做的,立刻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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