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右陣營的對壘，是今天美國政治生態高度極化的主題。在這樣的情況下，有一位遺傳學和行為心理學教授，試圖在勢如水火的兩個陣營間，就關于如何對待遺傳學的立場架起一座溝通的橋梁。凱瑟琳·佩奇·哈登（Kathryn?Paige?Harden）是得克薩斯州大學奧斯汀分校的心理學和行為遺傳學教授。她2019年出版了《基因彩票：運氣、平等與補償性公正》，集中表達了她關于這個話題的觀點。

“人生而平等”是美國獨立戰爭中出現的，最為人們所熟知的一句話。一位美式脫口秀演員給它加了后半句:“一旦出生，（是否平等）則取決于你父母的收入,以及你生在哪兒。”這看似蘊含著無奈的幽默感背后，實際上令人多少有些意外地隱藏了一個今天學術界已經達成的共識：兒童出生時所處的生活環境和條件,與其最終的生活結果之間關系的數據，具有科學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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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這恰恰是持“公平主義”立場的左派人士所反對的情況。

在今天，如果有科學家公開表示，教育和社會的不公平，和遺傳有關，那么在西方主流學術界、輿論場上，他（她）一定面臨著種族主義的指控。然而不幸的是，這種表述，似乎也有清晰的數據支持。在2018年權威期刊《自然·遺傳學》的一篇論文中，研究者單純根據人們擁有或不擁有哪些遺傳變異（genetic?variant），創建了一個教育多基因指數（education?polygenic?index）。研究者發現，那些多基因指數處于“基因”分布前四分之一的人，從大學畢業的可能性是處于后四分之一的人的將近4倍。這種差異居然和家庭收入造成的差異幾乎一致！

人類歷史上諸如“人種優化”這樣的慘痛教訓，讓偏左派的人們對于一切討論遺傳與社會不公平相關聯的研究，都充滿了警惕甚至敵意。無論是“人種優化”，還是納粹針對猶太人族群的大屠殺，都是基于當時不少人相信的、“科學”的遺傳學證據。于是，停止討論這種差異，似乎是一種非常明智的做法。而在西方社會政治光譜中偏右的人們則傾向于相信，人們生物學層面上的差異，是天然存在的。而這種事實，則導致了——至少是部分決定了——社會的不平等。

出人意料的研究結果

哈登教授的這本書分為兩個部分。

第一部分中，作者集中討論了許多遺傳學研究的基礎概念和新的進展。在第二部分中，哈登則主要討論了這樣的問題：除了我們已經唾棄的優生學、人種優化理論，我們對于遺傳學中的基因差異的認識，怎樣能對社會政策產生有益的影響。

本書的第二章引用了兩項令人震驚的研究。2020年，三位經濟學家在權威的《政治經濟學期刊》上發表了題為《遺傳稟賦與財富不平等》的論文。他們認為，遺傳差異不僅與身高這樣的身體特征的個體差異有關，還和財富的多少有關聯。論文集中分析了一個美國人的家庭群體：這些家庭有兩個異性成年的白人成員，年齡都在65-75歲之間，退休，或者不再做有償的工作。在這個相對結構單一、同質化的群體中，底層10%的人平均擁有約5.1萬美元；而與此形成對照的是，前10%則擁有超過130萬美元的積蓄。作者們使用了一個數字“教育多基因指數”來定量分析遺傳因素與我們看到的財富多寡的關系。與我們在中學課本中學習到的孟德爾的豌豆性狀單一的基因不同的是，人類的多數特征，比如身高等，都是由多種基因決定的。在這個研究中，幾位經濟學家根據以往的研究，制定出一個由許多個與受教育程度相關程度較高的基因決定的數值。他們發現：這個指數分數較低（后四分之一）的人，財富平均比教育多基因指數處在前四分之一的人，少47.5萬美元。教育多基因指數比平均水平高1個標注差的人，比人群中的平均財富水平高出25%。需要說明的是，雖然這個多基因指數是根據與受教育程度相關聯的遺傳變異構建的，但這個指數分數高的人并不一定有更高的受教育程度。因此，這個研究的結果不能簡單用“受教育程度高的人賺錢更多”來解釋。論文中，作者把比較的對象限定在受教育程度相同的人群時，教育多基因指數每增加一個標準差，財富的數值也增加8%。

這項研究帶給人們一個問題：是不是幾位經濟學家發現的，只是社會階級分層所展現的差異？為了解決這個問題，另一個研究考察了兄弟姐妹之間的類似差異。而結論發現，在2000對兄弟姐妹中，擁有較高的多基因指數的人，在退休時也更為富有。

那人類是不是真的像歷史上那些優生學和種族主義者所相信的那樣，一切都可以遺傳？在一定程度上，是這樣。或許更為嚴謹的表述是1962年，著名的遺傳學和進化生物學家費奧多西·多布然斯基的在《科學》雜志發表的論文《遺傳學與平等：平等的機會讓遺傳多樣性在人群中更有意義》中，所描述的那樣：人們在能力，精力，健康，性格和其他重要的社會特征方面存在的差異……這些特征是受遺傳影響的（conditioned），而不是遺傳固定的（fixed），或者注定（predestined）。

但這些研究，還是帶來了一系列的問題：這是否意味著，財富的差異是天生的，不可避免的？而對于這個問題的回答，又會帶來一系列與道德、倫理、社會治理相關聯的問題。

遺傳學的復雜性——食譜和餐廳評價的比喻

本書的書名用到了彩票的概念，是指每個人身上所具備的性狀，都是隨機產生的，像是中彩票的過程。人類的受精卵需要來自父母雙方的生殖細胞。從雙方那里獲得的DNA重新混合，創造出史無前例的、將來也不會再出現的新的DNA排列：每個人都是來自父母的70萬億種可能的子女中的一種。而這還沒有考慮新的遺傳變異的情況出現。

遺傳學是一門非常復雜的學科。人們在許多具體問題上，都仍然在管中窺豹——因為遺傳學的研究不僅要與巨量的科學數據打交道，還要與人的認知、社會生活、文化等等因素糾纏，造物主似乎在無情地挑戰人類認知的極限。哈登教授使用了一個食譜與餐廳就餐體驗的比喻。遺傳學就像從食譜的信息出發，去認識、總結，以及預測顧客在餐廳的就餐體驗。

基因很像一個蛋白質的食譜。有些基因是編碼基因——它們直接給出蛋白質制造的指令。但其他的基因片段的作用則非常像是食譜正文周圍用筆寫下的注釋，相當于說明書的說明書——就像提醒烹飪的人“把黃油從冰箱里拿出來”。首先需要指出的是，我們都理解，一個好的食譜，不一定可以烹飪出好的食物——原材料、環境的變化，烹飪技巧的差異，都會讓結果充滿了不確定性。食譜也無法決定你的就餐體驗。餐廳的廚師可以利用食譜為你提供食物，但你的就餐體驗除了食譜中所描述的食材和烹飪方法，還取決于餐廳的環境，和你共同進餐的人以及你當時的狀態和心情等等因素。人的生活體驗，既需要“基因食譜”這樣的先天條件，也受到像是就餐環境這樣的后天因素的影響。

遺傳因素的復雜性也讓人們對于相關研究的質量打了折扣。我們最為熟悉的遺傳學的例子是偉大的遺傳學家孟德爾對于豌豆性狀的研究。而豌豆的性狀遺傳是由單一的遺傳變異決定的，是最為簡單的一種情形。而我們人類自己身上那些我們最為關心的性狀，比如智商、身高、性行為、壽命等等，都是受到許多、許多——甚至我們不知道多少——遺傳變異所共同作用的結果。

在21世紀初，“候選基因”是許多心理學家和遺傳學家的常用研究方法。他們從一些關于生物的先驗知識出發，把注意力集中在一個遺傳成分上，試圖在較少的人群中非常密集地測量一個結果，以期望找到相關性。一個極為著名的例子是對血清素轉運體基因連鎖多態區域一個候選遺傳變異5-HTTLPR（五羥色胺轉運體基因，常被稱為“快樂基因”）的研究。這個變異是某個特定基因組的一個微小部分。這個基因組會影響血清素在人的大腦神經元之間的穿梭。擁有不同版本5-HTTLPR的人，或許受抑郁癥的影響不同。這個變異不會讓你直接變得抑郁，除非你在某種程度上受到了壓力，或者經歷了我們今天在心理學上已知的諸如離婚、失業、貧困等等因素的影響。2019年，一位心理學家發表了一項研究，直指之前的那些聲稱候選基因與嚴重抑郁癥相關聯的研究都是不正確的。因為沒有單一的基因可以導致抑郁癥——甚至十個基因也做不到——就像單一的食譜無法讓餐廳成功一樣。

種族主義是血統決定的嗎？

在任何關于遺傳學的討論以及人們的現實生活中，種族和遺傳的關系都是繞不過去的話題。人類歷史上最大規模的相互殺戮，幾乎都與種族的觀念有關聯。無論是我們中國人傳統的“非我族類，其心必異”的想法，還是納粹針對猶太人的屠殺，無論其“科學”的成分有多少，概莫能外。

作者為了解釋這一問題，在書中詳細解釋了遺傳與血統（ancestry）、種群（population）這些概念的關系。人類的祖先圖更像是一幅莫奈的畫作，而種族的觀念則更像是非具象繪畫的創始者之一蒙德里安的作品。遠觀莫奈的畫，你能看得出天空、池塘這樣的區域，但它們之間的邊界遠比蒙德里安的色塊要模糊得多。種族將人及其社會地位、社會行為、社會等級本質化、絕對化。作者認為這種二分法過度突出了人與人之間的某些區別，而忽略了其他的差異。比如在20世紀早期優生學大行其道的美國，意大利人、愛爾蘭人、猶太人等歐洲移民并不被視為美國“白人”統治階級的一部分。在種族的劃分中，技術性的矛盾始終是存在的：在美國施行種族隔離的時代，確定絕對的種族歸屬是必須的。南方幾個州都通過了所謂的“一滴血”種族分類法，一個人如果沒有“任何高加索人種以外的血統”，才是白人。而今天我們有非常明確的科學證據表明，90%的美國黑人都有部分歐洲的血統。

作者援引社會學與法學家多蘿西·羅伯茨在《致命的發明》中的表述：“血統是一個基于過程的概念，是基于一個人在其族譜歷史中與其他人的關系的聲明；因此它是對一個人的基因組產生的非常個人化的理解。而種族是一個基于模式的概念，它使科學家和普通人都得出了關于人類等級制組織的結論……”

這些差異，使得許多遺傳學家更傾向于使用血統和種群，而不是種族的概念。

生態謬誤與左派的傲慢

目前任何關于智力、受教育程度、犯罪或任何特征的“遺傳種族”差異的說法，在科學上依然是毫無根據的。之所以這樣說，首先是因為大規模的GWAS（全基因組關聯研究）的研究，都是基于歐洲血統人群的。我們還無法假設這些基因關聯在具有不同遺傳血統的人身上會以同樣的方式發揮作用。

作者還用“生態謬誤”的概念解釋了為什么把群體間的個體遺傳差異推廣到族群間的差異，是錯誤的：

1950年，社會學家W.?S.?羅賓遜在一篇關于具有開創性的論文中，提出了兩組相關關系：第一組數據中，在國外出生的美國人，與英語文盲率間的個體的正相關性。這說明美國以外出生的國民，更難用英語流利地交流；但另一組數據，一個州境外出生居民的百分比與該州文盲率之間的“生態”相關性，則是一個負值。這是兩組相矛盾的數據。對這一悖論的一個有效的解釋，或者推論是，外來移民到了美國之后，往往定居在本土出生的居民更有可能識字的州。換句話說，各州的識字率之所以不同，除了我們在計算個體差異時所觀察到的變量之外，還有很多其他的原因。

在只掌握了部分信息的情況下，我們可以推測生態相關性，但結論多半是錯誤的。比如我們知道了個體中，海外出生的國民文盲率高，于是推測文盲率高的州，其移民的數目也多。但遺憾的是，這與事實恰恰相反。文盲率較高的州，其實正是境外來的移民數量少的州。

這是極端保守主義者那些煽動性論調的秘密所在，也是問題的關鍵所在。前文中，作者已經提到，目前科學上所觀察到的數據，都是同一個群體內部的個體差異與遺傳的關系，而群體間的差異，沒有直接和清晰的證據。

作者在批評了極端保守派的謬誤之后，同時也表示了對于一種極端的左傾觀點的批評。雖然種族主義觀點是不對的，但左派有一些朋友們的極端觀點認為：人類種群的基因具有同一性，不存在差別，因此族群之間沒有遺傳差異，進而論證種族主義是站不住腳的。種族雖然不是一個有效的生物學范疇，但是認為族群間不存在任何遺傳差異，顯然是不對的。如果將反對種族主義建立在“種族之間不存在遺傳差異”這樣的過分絕對化的承諾之上，在哈登看來無異于建造空中樓閣。

結構性不平等的根源

美國著名的保守主義政治學者查爾斯·默里在他的《人類多樣性》一書中認為，人有一個固有的遺傳的“設定值”,社會變化可能影響基因設定值周圍的少量變化,但不能改變設定值本身。也就是說，社會的不平等，是被寫進人類DNA里的。不幸的是，這種認為社會變革無法逾越遺傳的觀點，得到廣泛的認同。那么遺傳與環境之間的關系是什么樣的？默里的觀點對不對？

為了弄清楚這個問題，研究者重新檢視了很多歷史數據。

上個世紀末，蘇聯的解體改變了許多人的命運。波羅的海國家愛沙尼亞獲得了獨立。從二戰到1991年之間，這個前蘇聯共和國的學生們在八年級結束時，會被動地被分配到三個學校軌道中的一個。三者之間幾乎沒有流動。完成學業之后，學生們就被分配到用人單位。大學學歷不是非常受重視。獨立之后，愛沙尼亞人終于可以獲得教育和就業上的自由競爭和選擇。今天愛沙尼亞人享有經濟合作和發展組織所稱的“高績效的教育體制”，被認為將公平和質量進行了很好的結合。愛沙尼亞學生的閱讀測試成績高于經濟合作和發展組織成員國的平均水平，而且國內學生之間的成績差異很少是學生的社會經濟背景造成的。英國遺傳學家從受教育程度的全基因組關聯分析中建立了一個多基因指數，并且測試該指數在蘇聯結束時小于10歲的人的受教育程度的關系。結果是，與在蘇聯時代受教育的人相比較，教育多基因指數能夠明顯更多地解釋后蘇聯時代群體的受教育程度。也就是說，在孩子們服從分配的時候，他們之間的遺傳差異與他們最終的受教育程度關聯更為微弱。類似的模式在其他地方的歷史數據中被反復印證——當人們具有更多的選擇的時候，遺傳的關聯性更強。另外，研究還表明，在流動性較低的國家比如美國和意大利，受教育程度的遺傳率實際上較低。雙生子研究則表明，兒童的認知能力的遺傳率在出生于貧困家庭的兒童中最低，而在富裕家庭的兒童中最高——尤其是美國，因為其保護貧困家庭的社會安全網絡比其他發達國家更弱。

這些研究揭示了一個共同的過程：當人們因為貧窮，性別歧視或者政府壓迫而無法繼續接受教育的時候，他們所擁有的基因在很大程度上變得不那么重要了。基因與上學之間的因果鏈取決于是否有上學的機會。

這種觀察有點反直覺：也就是說，消除結構性障礙，如制度化的性別歧視，過于高昂的學費和嚴格的分班制度等等，一方面會提高社會的平均教育水平，另一方面會增加人與人之間同遺傳差異有關的不平等。

哈登教授在書中，批評社會科學的研究者對于遺傳因素有一種“默契地、勾結起來”的忽視。她覺得這些領域的學者之所以這樣做，因為錯誤地擔心自己的研究結論會被解讀為他們自己所厭惡的生物決定論或者基因還原論。她認為盡管學者們可能用心良苦，但是這種系統性地忽略遺傳因素地做法最終還是會讓我們付出沉重的代價。筆者倒覺得哈登教授的觀點值得商榷。在學科高度分化的今天，不同領域之間的壁壘確實使得一個領域內的進展很難在短時間內被其他領域接受和吸收。但是不同的領域，學者們都在盡最大可能利用該領域內的專業人士業已建立的學術研究方法和學術規范進行知識的生產。哈登教授在書中提到許多社會科學領域的研究展示的諸如受教育程度與某些環境因素之間的相關性，這些問題的研究還沒有明確的因果關系，就被政府機構和社會團體作為對社會進行干預的依據的例子，問題并不在于研究本身，而在于決策者對于證據的選擇。顯然，哈登教授認為遺傳學的研究結果有資格作為幾乎所有社會問題的因果鏈中非常重要的一環。但這并不能阻止其他領域的學者們發表展示相關性的研究結論。

一切皆可遺傳

像本書中大量篇幅所描繪的，一切都是可以遺傳的。那么我們如何面對這個事實？這意味著什么？

作者總結了對于這個事實的三種立場：

歷史上的優生學：提出遺傳影響的存在，否定通過適當干預改善人們生活的可能性；

基因盲：無視遺傳差異；

反優生學：利用基因數據尋找有效干預措施，改善人們的生活，減少結果的不平等。

在被用于對人進行分類時，多基因指數和其他任何算法一樣，都很容易被用來反映社會的等級制度。有研究表明教育多基因指數與高中數學課程學習之間存在關聯：這個指數較高的學生在九年級時，相對于代數更有可能選修幾何。這使得他們在高中畢業時已經完成微積分課程的學習。一旦數學成為選修課，擁有較高多基因指數的學生也不太可能退出數學課。針對這一信息，我們應該怎么做？哈登教授給出的答案是：了解教師和學校如何能最大限度地提高學生的數學學習能力；以及關注分班制度如何鞏固學生之間的不平等。

在如何使用遺傳信息方面，哈登教授認為我們應該建立更好的醫療保健、教育、住房、借貸和保險系統，把每個人都納入其中，而不論其基因彩票的結果如何。而在這一點上，無論是優生學的觀點反其道而行之，抑或是依據基因盲的立場完全禁止使用基因信息，都是不足取的。

在今天美國極化了的政治生態中，寫這樣一本書，試圖在兩派之間建立一種理性溝通的管道，本身是需要勇氣的。這也注定是一個艱難的任務。坦率地說，哈登的這本書，質量不算上乘。在美國著名的閱讀網站如Goodread.com上，這本書得分3.9分。成績優良，但算不上優秀。在專業領域，北卡羅來納農業與技術大學的著名教授小約瑟夫·格萊維思在《柳葉刀》上專門撰文對該書提出了評論。在他看來，本書的立論中所依據的多基因指數的近期研究，本身就有許多缺陷，無法支持書中的結論。

我們也不難在書中看到一些邏輯上的問題。比如哈登教授提到的前蘇聯時代，學生在沒有選擇的情況下，遺傳信息對于最終受教育程度的影響較小，而美國、意大利這種國家中遺傳率較高。但我們在承認在第一種情況中或許人與人之間更為平等的同時，或許要問，在人的全面發展方面，兩者哪一種的效率更高，結果更好？比如我們在追求平等的時候，有沒有為了拉高平均值而損害了某些孩子的發展機會？

哈登教授批評了美國在2008年艱難通過的《遺傳信息不歧視法》。這部法律禁止在醫療保險和就業方面利用遺傳信息對人群進行區別對待，以便“充分保護公眾免受歧視，并消除他們對潛在歧視的擔憂，從而使個人能夠利用基因測序、技術、研究和新療法”。在作者看來，除了只覆蓋醫療和就業兩個領域、未能在住房、教育、抵押貸款等領域發揮效用之外，這部法律和基因盲的立場相同，對于本來存在，且被可以正確利用的遺傳信息視而不見。不過筆者認為哈登教授的想法過于樂觀了。在針對任何關于遺傳學的討論都無法在公眾和社會精英中達成共識的情況下，通過一部更為龐大的、基于哈登教授認為“正確”科學觀點的法律，可操作性究竟有多大？

1997年，美國出現了一部科幻電影《千鈞一發》。而它的英文名字《Gattaca》實際上沒有對應的中文詞匯，它是由脫氧核糖核酸中的四種含氮堿基的英文名字開頭字母拼在一起組成的一個新單詞。在影片描述的未來世界中，人類破解了一切DNA中的遺傳信息，并且可以依靠科學手段為自己的后代選擇優良基因。而那些本是愛情結晶的自然受孕的孩子們，則被視為是存在著各種先天生理缺陷風險的“殘次品”。影片講述的兩個親兄弟中，自然受孕的哥哥文森特被基因檢測顯示擁有多種先天疾病的高風險，并且預期壽命僅有30.2歲。而人工選擇了基因的弟弟，則無任何缺陷。成長的過程中，毫無意外地，哥哥在各個方面，都是無法和弟弟媲美的失敗者，最終只能做低等的清潔工作。影片的最后，文森特經過艱苦的努力，實現了自己成為宇航員，進入太空的夢想。而他的努力中，既有合法的手段，也有非法的途徑。

感興趣的讀者，不妨去看看這部電影，體會一下其中的細節，或許對于本書中洋洋灑灑的討論，會有更深的理解。

□邵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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