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魯迅先生短暫的一生中，有四十多年與屈辱、磨難、困厄打交道，但他不頹唐、不畏懼，多堅毅、多韌性，以其深邃獨到的思想和冷峻犀利的文筆，終成二十世紀中國思想界、文學界一座令人嘆為觀止的峭拔山峰。回顧魯迅曲折的人生經歷，不禁讓人想起劉禹錫的《浪淘沙》：“莫道讒言如浪深，莫言遷客似沙沉。千淘萬漉雖辛苦，吹盡狂沙始到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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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魯迅一生歷盡坎坷，屈辱、磨難、困厄不時出現。

一是污他的流言。他在自傳中說：“聽人說，在我幼小時候，家里還有四五十畝水田，并不很愁生計。但到我十三歲時，我家忽而遭了一場很大的變故，幾乎什么也沒有了；我寄住在一個親戚家，有時還被稱為乞食者。”一個殷實人家的少爺突然變成遭人指指點點的“乞食者”，這對一個剛剛懂事的純真少年來說，無疑是巨大的打擊。魯迅第一次離開家鄉去江南水師學堂學習，也是在污他的流言中被迫出走的：“我其時覺得很有許多東西要買，看的和吃的，只是沒有錢。有一天談到這里，她（衍太太）便說道，‘母親的錢，你拿來用就是了，還不就是你的么？’我說母親沒有錢，她就說可以拿首飾去變賣，我說沒有首飾，她卻道，‘也許你沒有留心。到大廚的抽屜里，角角落落去尋去，總可以尋出一點珠子這類東西……’大約此后不到一月，就聽到一種流言，說我已經偷了家里的東西去變賣了，這實在使我覺得有如掉在冷水里。……好。那么，走罷！但是，那里去呢？……無須學費的學校在南京，自然只好往南京去。”（《瑣記》）。后來他到日本仙臺醫專學醫，考試成績排在一百多名同學的中間位置，有人據此懷疑教員向他泄露了考題，還寄給他一封匿名信，開頭便是：“你改悔罷！”魯迅在《藤野先生》中說：“中國是弱國，所以中國人當然是低能兒，分數在六十分以上，便不是自己的能力了。”魯迅留學時，家鄉忽然傳說他已在日本結婚生子，有人親眼看見他帶著日籍夫人和孩子在神田散步。這樣的流言，使魯迅的家人十分惶急，只好多次寫信、拍電報說母親病了，催魯迅回家。當魯迅回到家，發現家里已為他準備好婚事，但在婚后的第三天，他就返回了日本；對這段無愛無性的婚姻，魯迅與朱安都有屈辱在心頭。而魯迅與許廣平戀愛后，謠言四起，這也是魯迅離京南下的一個重要原因。一九二六年初，陳源根據顧頡剛提供的信息，在《晨報副刊》攻擊魯迅的《中國小說史略》抄襲了日本學者鹽谷溫的著作，這個指控直接對準魯迅的人格。魯迅在《且介亭雜文二集·后記》中稱：“《閑話》里所謂‘整大本的剽竊’，指的也是我。現在鹽谷溫教授的書早有中譯，我的也有了日譯，兩國的讀者，有目共見，有誰指出我的‘剽竊’來呢？”魯迅又言：“嗚呼，‘男盜女娼’，是人間大可恥事，我負了十年‘剽竊’的惡名，現在總算可以卸下。”魯迅加入“左聯”后，“左翼作家拿著蘇聯盧布”的流言就不斷出現在“大報”和“小報”上，魯迅說：“盧布之謠，我是聽慣了的。……說是我們的言動，都由于莫斯科的命令，這正是祖傳的老譜……含血噴人，已成了中國士君子的常經。”上世紀三十年代的上海被白色恐怖籠罩著，魯迅自然也躲不過流言的陷害，他在給李秉中的信中寫道：“飛短流長之徒，因盛傳我已被捕。通訊社員發電全國，小報記者盛造讕言，或載我之罪狀，或敘我之住址，意在諷喻當局，加以搜捕。其實我之伏處牖下，一無所圖，彼輩亦非不知，而滬上人心，往往幸災樂禍。冀人之危，以為談助。”

二是屈辱的窘境。少年魯迅不愿做寄人籬下的“乞食者”，他決定回家，可沒過多久，父親便病臥榻上。他說：“我有四年多，曾經常常，——幾乎是每天，出入于質鋪和藥店里，年紀可是忘卻了，總之是藥店的柜臺正和我一樣高，質鋪的是比我高一倍，我從一倍高的柜臺外送上衣服或首飾去，在侮蔑里接了錢，再到一樣高的柜臺上給我久病的父親去買藥。”“侮蔑”二字，道盡少年魯迅內心的屈辱。在日本仙臺醫專讀書時，播完教學影片卻沒到下課時間，便繼續放映日本戰勝俄國的時事片子，“但偏有中國人夾在里邊：給俄國人做偵探，被日本軍捕獲，要槍斃了，圍著看的也是一群中國人；在講堂里的還有一個我。‘萬歲！’他們都拍掌歡呼起來。這種歡呼，是看每一片都有的，但在我，這一聲卻特別聽得刺耳”。這段經歷成了魯迅“棄醫從文”的一個極重要的動因。而在個人生活中，除了與朱安的婚姻帶給他沉重的心理陰影，打擊最大的當屬與二弟周作人的失和，他忍辱帶著朱安搬出八道灣胡同的家，不久就大病一場，無法進飯，只能喝粥；自己砸煤時，還不慎傷了拇指。兄弟失和后的第一個除夕，他在日記中寫道：“舊歷除夕也，飲酒特多。”隔了一天，他又記道：“夜失眠，盡酒一瓶。”

三是困厄的生活。自從祖父入獄、父親患病，魯迅的困厄生活就開始了。他二十歲時由南京回紹興過年，看到家中的慘境，他寫下“只雞膠牙糖，典衣供瓣香。家中無長物，豈獨少黃羊”。魯迅在教育部任職時兼職講課，再加上版稅和稿費，薪水原本不低，但因為大家庭的拖累，他的生活依舊很拮據。從衣上說，許廣平描述初識魯迅時的印象可供參考：“褪色的暗綠夾袍，褪色的黑馬褂，差不多打成一片。手臂上衣身上的補釘則炫著異樣的新鮮色彩，好似特制的花紋。皮鞋的四周也滿是補釘。人又鶻落，常從講壇跳上跳下，因此，兩膝蓋的大補釘，也掩蓋不住了。”從食上說，自一九一二年五月赴京到搬入八道灣胡同之前的七年多時間里，魯迅一直在飯館解饑，他曾與友人以“海天春”“益锠”為定點餐館搭伙吃飯，早餐和晚餐經常是“買饅頭食之”，甚至連一九一六年的除夕都是“伍仲文貽肴一器、饅首廿”。魯迅于廈門大學任教期間，在給許廣平的信中也多次提到吃飯問題，比如“自從買了火酒燈以后，開水不生問題了，但飯菜總不見佳”。從住上說，可以用“乏善可陳”來形容，歡心與安穩的時日不是很多。從行上說，魯迅一生輾轉于南京、日本、北京、廈門、廣州、上海等地，至于故鄉紹興，“老屋離我愈遠了；故鄉的山水也都漸漸遠離了我，但我卻并不感到怎樣的留戀”。困擾魯迅大半生的還有病痛，他青年時期身體狀況便不太好，齒痛、胃痛、咳嗽、肺病、神經衰弱……他在日記中寫道：“無日不處憂患中，可哀也。”

四是各方的施壓。魯迅被章士釗免去教育部僉事后，就陷入來自政界、思想界、文化界，來自左、右兩個陣營，來自老的、少的甚至是他扶持過的青年的打壓、攻擊與圍剿。有人攻擊他的思想、有人攻擊他的文風、有人攻擊他的人格，他的文章經常受到檢查和扣壓。在上海的十年里，魯迅承受著避難與病痛的雙重煎熬，他沉痛地寫道：“慣于長夜過春時，挈婦將雛鬢有絲。夢里依稀慈母淚，城頭變幻大王旗。忍看朋輩成新鬼，怒向刀叢覓小詩。吟罷低眉無寫處，月光如水照緇衣。”

二

在無數的屈辱、磨難、困厄面前，魯迅沒有屈服。究其原因，除了學識淵博和天賦之才，堅毅不屈的意志品質是成就他偉大一生的重要因素。

一是反抗精神。魯迅的故鄉紹興自古涌現出許多思想家、文學家、史學家，從東漢末年的王充到明清時期的徐文長、張宗子、章實齋、李慈銘等，都具有挑戰正統思想權威的戰斗性格。魯迅的祖父周福清是進士，魯迅自少年起就偏好閱讀雜記、野史，逐漸養成了質疑精神。在新舊交替的動蕩中、在新派思潮的影響下，魯迅的尚武思想開始萌發——他用“戛劍生”“戎馬書生”作別號寫文章；他愛騎馬，每天都要跑一兩個鐘頭，強身健體，以別于清廷舊學的迂腐；在日本弘文學院讀書時，他剪辮子、學柔道，譯作具有昂然之氣的《斯巴達之魂》。

二是闖蕩精神。魯迅曾說：“走‘人生’的長途，最易遇到的有兩大難關。其一是‘歧路’，倘是墨翟先生，相傳是慟哭而返的。但我不哭也不返，先在歧路頭坐下，歇一會，或者睡一覺，于是選一條似乎可走的路再走……其二便是‘窮途’了，聽說阮籍先生也大哭而回，我卻也像在歧路上的辦法一樣，還是跨進去，在刺叢里姑且走走。”因不滿江南水師學堂的惡劣風氣，他轉到南京礦路學堂求學，“我要到N進K學堂去了，仿佛是想走異路，逃異地，去尋求別樣的人們”。后來他去日本、北京、廈門、廣州、上海，無不是“走異路”，他說：“地上本沒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

三是刻苦精神。從童年描畫繡像開始，魯迅就打下耐心刻苦的底子。成年后，他仍長期堅持獨坐燈下，手抄碑文，考證、校勘典籍，就連看佛經也“用功很猛”。讀書寫作是他生活的常態，北京的“老虎尾巴”掛著他的集騷句“望崦嵫而勿迫，恐鵜鴂之先鳴”，以表明惜時自勵的心志。他的讀書寫作“甚至達到自虐的程度”（孫郁語），許廣平說魯迅“并不以睡眠而以工作做主體，譬如倦了，倒在床上睡兩三小時，衣裳不脫，甚至蓋被不用。就這樣像兵士伏在戰壕休息一下一樣，又像北京話的‘打一個盹’，翻個身醒了，抽一支煙，起來泡杯濃清茶，有糖果點心呢，也許多少吃些，又寫作了”。魯迅在日記中也多有記錄，比如“曇，甚冷。晚首重鼻窒似感冒，蒙被臥良久，頓愈，仍起閱書”。再如一九三六年七月五日的日記：“自此以后，日漸委頓，終至艱于起坐，遂不復記。其間一時頗虞奄忽，但竟漸愈，稍能坐立誦讀，至今則可略作數十字矣。”甚至在他去世前幾天，“夜為《文藝周報》作短文一篇，共千五百字。又發熱幾卅八度”。

四是無畏精神。雖然魯迅一生兩次遭通緝，六次外出避難，數次被攻擊、圍剿，但他無所畏懼，英勇戰斗。二十三歲他便寫下“我以我血薦軒轅”的詩句，在《記念劉和珍君》一文中更是激憤地寫道：“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慘淡的人生，敢于正視淋漓的鮮血。”一九三三年六月十八日，楊杏佛遭特務暗殺，盛傳魯迅也被列入“黑名單”，友人勸魯迅不要參加楊杏佛的葬禮，但他毅然前往，而且不帶家門鑰匙，以表示視死如歸的大義凜然。他在寫給友人的信中說：“只要我還活著，就要拿起筆，去回敬他們的手槍。”

魯迅先生對民族文化的貢獻是巨大的、對社會變革的影響是巨大的，他堅毅不屈的意志品質，對我們走好人生之路，具有極其重要的啟示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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