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11日開始，將與北京市檔案學會合作，展開有關檔案文化的系列尋訪及報道。“檔案”的出現由來已久，商代稱“策”，秦漢作“典籍”，漢魏以后更有“文書”、“案牘”等稱呼，清代以后就統一為“檔案”了。所謂檔案，是指人們在各項社會活動中直接形成的各種形式的具有保存價值的原始記錄，是再現歷史真實原貌的原始文獻。此次本報與北京市檔案學會攜手，走讀北京的街區、鄉村、大學、藝術館、博物館……實地觸摸這座城市的記憶紋理，見證它的前世今生。

北京青年報聯合?北京市檔案學會

“檔案文化系列活動”第?一?期

【資料圖】

濮存昕在《我知道光在哪里》曾寫下他的童年回憶：“我童年最初的記憶是東單附近的內務部街，打從記事兒起，我家就在那兒。內務部街，顧名思義，是北洋政府的內務部所在，不過，說是街，并不走公交車，只是個胡同。這條胡同有著名的北京二中，有時車水馬龍，是因為巴基斯坦大使館在胡同的中間兒。姜文拍電影《陽光燦爛的日子》，里面的總政五號大院就在胡同東口。我家在胡同西口第一個門，日式的兩層小樓，是我媽媽所在的中國人民銀行宿舍。二樓我家住，樓下還有兩家。”

4月23日，“青睞”與北京市檔案學會合辦的“檔案文化系列活動”第一期，就是從走讀歷史豐厚故事多多的內務部街開始。

活動的主講嘉賓是“青睞”會員的老朋友、北京市檔案學會秘書長王蘭順，王老師堪稱是“北京胡同活檔案”，只要是能查到檔案，別管是多小的一條胡同，在王老師腦中都能形成“知識圖譜”，將其縱橫勾錯，娓娓道來。王老師說自己特別喜歡講胡同的事兒，“因為胡同是北京人的鄉愁。”在他看來，一條胡同就是一本書，真是“讀你千遍也不厭倦。”

現今唯一還在胡同里的外國使館

4月23日適逢“世界讀書日”，朝陽門街道內務社區黨組織服務群眾項目和中國書店（燈市口店）聯合共建，舉辦了“暖巷近鄰?國韻書香”活動，于是，早上9點，“青睞”會員和社區群眾就相聚于古樸的中國書店內，與王老師一起“尋檔追蹤。”

王老師曾驚訝于內務部街里居然有個精致的小洋樓，“在北京傳統的胡同里出現這樣一座別致的小院，實在讓人感到稀奇。”故事就從小洋樓頤壽堂講起。多年前的一天，王老師在史家胡同博物館碰見了兩位老外，兩位老外說他們住內務部街21號，“我當時疑惑21號是哪，怎么會有外國人？后來有一次我去朝陽門派出所辦事，特意從內務部街走，結果發現21號是盧森堡駐華大使館，才明白敢情碰見的老外是盧森堡駐華大使。”

因為留了聯系方式，王老師受邀得以一窺究竟。內務部街21號是個英式花園，被傳統的中式游廊包圍，院子里面蓋有洋樓。樓房底層的一塊漢白玉奠基石上用中英文鐫刻著這座建筑的建造時間，中文用篆字寫道：“西歷紀元壹仟玖佰叁拾柒年叁月壹日典基”。王老師說大使和大使夫人都特別喜歡這處院落，大使夫人還帶他看院子里的一片竹子，“竹子那時已經開花了，按照竹子的生長周期，這片竹林已經有七十多年的歷史，竹林開花就意味著竹子的生命即將走到盡頭了。”

在檔案館查閱資料后，讓王老師驚喜的是他居然查到了21號的建筑藍圖，“在建樓之前，業主要給工務局一個報告，批復同意才可以。”

1951年至1978年底之前，巴基斯坦駐華使館一直設在這里，1980年，盧森堡大公國駐華大使館租下了內務部街21號院，成為現今唯一還在胡同里的外國使館。

內務部街21號院為何蓋成西方花園別墅式的建筑

那么，內務部街21號的前世是怎樣的呢？據檔案史料記載，內務部街21號在1965年以前的門牌號是11號，1936年11月之前屬于佟明貞和佟明達。當時佟家在這條胡同可是有錢人，就連這條胡同35號（老門牌18號）始建于元代至正年間的東岳天齊廟，也是他家的家廟。不過，如今的35號除了門楣上刻著“東岳天齊仁圣大帝廟”，已是大雜院的樣子，看不到廟的本來面目了。

佟明貞和佟明達不僅擁有內務部街11號的房產，在11號東側的10號、緊鄰10號院東側的八寶胡同2號（內務部街10號東側門），以及10號院后身的本司胡同60號（內務部街10號后門）也都屬于佟家。據統計，這片房產帶廊子的瓦房有25間，一般瓦房47間，灰房27間，游廊10間，棋盤心房4間，共計房屋113間，總占地面積六畝七分二厘二毫。

王老師查閱檔案后發現，1936年10月，佟明貞和佟明達因官司輸了，將自家的內務部街10號、11號和八寶胡同2號、本司胡同60號的全部房產，按照每畝950元的價格，賣給了當時住在宣武門外西城根35號的商人王紹范。王紹范當時共花了16923元將房價、地價一次付清，同時還交了338元4角4分的稅款。

王老師介紹說王紹范是個“富三代”，他祖父王占元在北洋時期干過湖北督軍，還曾經兼任過湖北省省長，壟斷軍裝生產，開銀號販賣黃金，還開辦公司。1917年王占元在天津平安街一帶的洼地建房成巷，以其堂號“三槐堂”命名為槐蔭里。1920年又將天津項家胡同、建國道、三經路之間的許多簡易平房拆舊建新，使之也成為槐蔭里的一部分，后稱為大槐蔭里。

解甲歸田后，王占元在天津不問政事，在北京、天津、大連、保定等地置辦房地產業，還投資金融、礦產、紡織、糧食、電力等多項實業。

1936年4月，29歲的王紹范以商人的身份，由天津來到北平闖蕩。購買了內務部街的房產后，王紹范沒延續老北京四合院的傳統建筑形態，他將房子推倒重建，要蓋成西方花園別墅式的建筑，還起了個吉祥的名字“頤壽堂”。

當時的北平，能營造花園式洋房的很少，王紹范找到了在天津建造小洋樓而聞名的平城工程公司來承擔這項業務，由于此項工程是在北平，所以王紹范又找到了離內務部街不遠的芳嘉園胡同30號“和記”建筑廠，作為工程的監理單位。

擔任這項設計任務的是天津平城工程公司的建筑師梁如璋，恰巧梁如璋與史家胡同39號(老門牌)的馮家是親戚，梁如璋就住在馮家繪制“頤壽堂”的設計圖及建造說明，完成后呈交到北平市工務局進行審批。王老師在檔案館查到的設計圖，就是梁如璋繪制的。

1944年，王紹范將頤壽堂東部的10號院租給了他的醫生朋友裘祖源。裘祖源是北平協和醫學院的醫學博士，一家五口人住在這里，抗戰勝利后，裘祖源代表北平協和醫學院建立了“?北平結核病防治院”，他擔任院長。

1949年，王紹范去世，1950年后，王紹范家人回天津定居，1951年，這座西式宅院租給了巴基斯坦大使館，而這座宅院的前半部分，原來王紹范用于接待客人的客廳，則成為家屬宿舍，人們用磚將通往花園與洋樓甬道的門壘砌堵死，單獨成為一處院落。此后，巴基斯坦駐華使館一直到1978年底搬離。

內務部街11號院?從明瑞府到六公主府到姜文

本次尋訪，“青睞”會員最大的驚喜莫過于走進了著名的內務部街11號院（老門牌5號），這個院子現在住了100多戶人家，作為文保單位平常謝絕參觀，當天在朝陽門街道內務社區工作人員的大力協助下，“青睞”會員被允許進入大院，還有現在住在院里的居民熱心向導，給大家講著大院的故事，他們的神情不自覺地顯露出驕傲之情。

內務部街11號院占地6000平方米，是一組坐北朝南的大型院落，院里分為左、中、右四路（因為中部以內又分兩路）。中間有兩座垂花門，前后四進，原有大小院落二十余座。整個院落按《千字文》“天地玄黃，宇宙洪荒。日月盈昃，辰宿列張。寒來暑往，秋收冬藏”來設計。外邊原本設有三個門，后來有一個給堵上蓋了房子，現在變成了三個院子，乍一進去，若沒人帶路，真有走進迷宮之感，大家不禁感慨著小巷之中居然能深藏如此大的院落。

內務部街11號院在乾隆年間是明瑞府，富察·明瑞是傅恒的侄子，因戰功被乾隆晉封為一等誠嘉毅勇公，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的一場戰爭中，由于清軍后援不力，導致明瑞及其部下彈盡糧絕，明瑞自縊而亡，乾隆帝賜其謚號“果烈”，建了旌勇祠，位于西城區地安門西大街，現在西城有條胡同就叫旌勇胡同。明瑞去世以后他的府邸由其子孫來繼承，道光二十五年，道光皇帝的女兒壽恩固倫公主下嫁明瑞的曾孫景壽。此時景壽還沒世襲公爵爵位，其地位不如公主高，所以明瑞府便改名為“壽恩固倫公主府”，因公主是道光皇帝的第六個女兒，這座院子又被稱作“六公主府”。王老師說：“我查檔案的時候，發現包括朝陽門菜市場那塊也屬于這個府邸，真沒想到這么大。”

到了民國初期，貴族們家道敗落，這個院落賣給了鹽業銀行經理岳乾齋，岳乾齋也是一位赫赫有名的人物，1918年6月7日，他開辦了北京第一家證券交易所。抗戰時期，院落被日偽占據，1949年北平解放后收歸國有，1951年起改為總政機關的家屬大院，現在已是大雜院。

很多年輕人知曉內務部街11號是因為姜文，姜文小時候曾住在這個院中，他的首部導演作品《陽光燦爛的日子》就將背景設在這里，后來《邪不壓正》中也有11號院。

進入大院，“青睞”會員一片驚呼，掩不住的驚喜，四合院雖已破敗，但整體輪廓還可看出，大門口有殘存的影壁，院內雖東西雜亂，但天井、花園，假山、亭臺、花廳，垂花門、抱鼓石，大煙囪都能看到，處處都是歲月的痕跡，后花園小山東側，還有個山洞，據說是當年岳乾齋藏寶的地方。

內務部街11號院出名的另一個原因是，曹雪芹與好友敦敏、敦誠經常到這里的“養石軒”一聚，于是大家紛紛圍著“養石軒”，恨不得“火眼金睛”，都穿越時光看到曹雪芹“詩酒趁年華”的瀟灑身姿。

梁實秋、李敖等都曾在內務部街居住

除了頤壽堂和11號這兩個著名的大院，內務部街上還有多處名人故居，比如說梁實秋1903年1月6日就出生在內務部街39號（老門牌20號），他在這個大院前后三次共住了二十多年。梁實秋在《雅舍談吃》中曾感嘆道：“想起這棟舊家宅，順便想起若干兒時事。如今隔了半個多世紀，房子一定是面目全非了，其實人也不復是當年的模樣，縱使我能回去探視舊居，恐怕我將認不得房子，而房子恐怕也認不得我了。”?1981年，梁實秋女兒回舊居探望時，折下一枝掛滿青棗的樹枝帶回臺灣。梁實秋浸在水中，數日后方漸漸干萎。他說：“這個棗子現在雖然只是一個普通干皺的紅棗的樣子，卻是我惟一的和我故居之物質上的聯系。”并寫下“青棗一枝傳佳話，掀起游魂未了愁”的詩句。

李敖曾住在內務部街甲44號，李敖兩歲時舉家由哈爾濱遷到北京，生活了12年。多年后，他在《李敖回憶錄》中寫道：“從我有記憶開始，我家就住在北京東城內務部街甲四十四號。”

曾選入清太醫院醫學館學習深造，后專兒科，名噪京城，人稱“小兒王”的周慕新也住在內務部街，其醫術高深倍受贊譽，“內務部街胡同內，整日車水馬龍，門庭若市。”

此外，內務部街13號（老門牌15號）是著名的北京二中，其前身是清朝左翼宗學，創建于1724年，?清政府滅亡后，左翼宗學改為京師公立第二中學，曾經一度遷校址到史家胡同。段祺瑞掌管北洋政府時，其內務部辦公行署就設在了內務部街13號，1936年11月，二中又遷回原址，而今該校的拱形大門便是當年北洋政府內務部公署的大門，當然這個大門已是新蓋的了。

1906年開始北京有了門牌號

內務部街宅院里的故事聽得大家入神，其實，這條街本身的建立也是由來已久。內務部街的前身最早可以追溯到元明時期，那時它叫“勾欄胡同”，《燕京訪古錄》載：“東四牌樓南勾欄胡同，為元時御勾欄處。”勾欄，又作勾闌，宋元時百戲雜劇的演出場所，元代以后則成為妓院的代稱，王老師講述說明成祖朱棣當上皇帝后，遷都北京，但他擔心朱允炆手下的忠臣在南京造反，就把那些忠臣和他們的家人都帶到北京，男為奴，女為娼，故此有了這條“勾欄胡同”，后來改為“勾闌胡同”，乾隆時稱“構欄胡同”。

光緒三十二年（1906年）九月二十日，光緒帝在上諭中宣布：“巡警為民政之一端，著改為民政部”，由此民政部成為掌管全國民政事務的最高行政管理機關，這條街改為“民政部街”；后因北洋政府內務部在此而改稱“內務部街”，這個稱呼就延續了下來。

王老師講述說，從1906年光緒帝設了民政部開始，北京才有了門牌號碼，那時的門牌就是按照數字排行，比如從這個路口的1號開始，一二三四順序叫到路的那個口，然后再往回數，因此最大的門牌號和最小的門牌號是對著的。

1965年，北京門牌號有了一次大的變化，開始按照單雙號排序，比如一條胡同，這側都是單號，對面的一側都是雙號。因此王老師強調，查看歷史一定要查到新舊門牌對照表，以免張冠李戴。

檔案是個富礦，每條胡同都是一部書

作為資深的胡同專家，請教王老師逛胡同有何“攻略”，王老師說他去胡同之前一定要做好功課，“首先就是要把這條胡同的檔案史料都看了，起碼這條胡同的戶口調查表都看一遍，有關這條胡同發生過什么事，檔案有沒有記載，網上還有哪些說法，我都會看。再有就是找街道辦事處，去派出所把這條胡同的新舊門牌對照表找到。”

腦子里有了概念，王老師就去胡同轉悠了，和住戶聊天，尤其是和老住戶聊天，“六五年以前就住這兒的，張大爺、李大媽，聊著聊著就勾起了他們的回憶，這時候就趕緊記下來。”

有了口述史料、實地調查，再加上檔案史料，王老師說這些內容就可以記錄下來了。

胡同越來越熱，口述史也越來越珍貴，很多人建議王老師多寫書，把各個胡同的“知識圖譜”做起來，對此王老師也深以為然，他表示和平解放的北京留下了兩大遺產，一是完整保留了北京這座城，二是完整保留了能夠解釋這座城的檔案，“你說北京有什么地方檔案解釋不了的嗎？我覺得沒有，任何一個點檔案都可以解釋。檔案是一個開發不完的富礦，都說史家胡同‘一條胡同，半個民國史’，其實史家胡同是北京這么多胡同里邊很普通的一條胡同，北京的每條胡同都是一部書，每條胡同全都寫成書，北京才能算是一部大書，現在總說北京要搞博物館之城，實際上北京城過去就是一個博物館。”

顯然，這件事絕非王老師個人之力即可完成，但是他愿意竭盡所能。他回憶說，多年前曾在西交民巷辦過一個展覽，因為有很多復制的檔案，還是比較重要，就找人晚上在展館看護。街道找了一位失業人員做“保安”，王老師講解展覽時他也聽著，一天，王老師到展館時，已經有人去參觀了，而這位保安正在做講解，大家聽得津津有味，保安也非常有成就感。后來展覽結束了，保安問這些展板怎么處理，聽說即將廢棄時，他一塊塊割開拿走了。王老師和這位保安一直都有聯系，不久前，這位保安告訴王老師，他正在老年大學講胡同的歷史文化。王老師特別欣慰，“這個展覽改變了一個人的命運，所以，方法正確的話，誰都能成為‘文化人’。”

三個小時倏忽而過，大家心疼王老師的辛苦，王老師卻是精神抖擻，午飯也顧不上吃，要立刻趕到旁邊的史家胡同博物館看看。“青睞”會員們拿著王老師親筆簽名的《檔案鐫刻流年》，議論著內務部街的滄桑變遷陸續離開內務部大街，往事并不如煙，它會鐫刻在檔案中，鐫刻在人們的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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