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大唐的長安、洛陽”到“大明的北京、南京”，近年來，馬伯庸的多部歷史小說牢牢占據(jù)暢銷榜前列，并陸續(xù)改編為影視作品，引爆了一個個話題。

日前，馬伯庸登上上海宣傳文化人才高端論壇的講臺，從以華山醫(yī)院為背景的長篇小說《大醫(yī)》講起，娓娓述說歷史寫作的波瀾壯闊、風云際會。

(資料圖片)

深度不敢說，廣度一定要有

解放周末：你出生于內(nèi)蒙古赤峰，長在廣西桂林，在上海讀的大學，現(xiàn)在成了上海女婿。上海之于你的成長與寫作，刻下了怎樣的印記？

馬伯庸：我的文學創(chuàng)作之旅可以說是從上海正式啟程的。

我在上海讀大學的時候，市面上已經(jīng)出現(xiàn)了第一代網(wǎng)吧，但上網(wǎng)費不便宜，一個小時要12元。我基本上是早上不吃飯，省出一周的早餐錢，然后在周末上一個小時的網(wǎng)。那時，很多人選擇去網(wǎng)絡聊天室，我卻喜歡上文學論壇。在幾個小眾文學論壇里，有很多人寫的好作品，我都是拿著一個3.5英寸軟盤把文章拷貝下來，拿到學校機房里慢慢地看，越看越覺得很新鮮。那個時候的網(wǎng)絡寫作可能很粗糙，但相較于以前的嚴肅文學讀物，更有一種勃勃的生命力。

有一次，我的軟盤不知何故壞了，打開后只出現(xiàn)了一半的文字，底下全是亂碼。想著要再過一周才能看到后面的情節(jié)，我特別沮喪。沒想到，我無意間碰到了鍵盤，word上接著出現(xiàn)了幾個字。咦，好像我也可以往下寫嘛？于是，我就試著寫了幾段，發(fā)現(xiàn)還挺像樣。

所以后來我的習慣就改變了：不再是從網(wǎng)上下載文章，拿到學校機房里去看，而是在學校機房里寫一個禮拜，打出一堆文字，周末再去網(wǎng)吧上傳到文學論壇里，等下一個星期再來看回帖。

解放周末：你的第一部知名作品《風起隴西》就是這樣寫出來的？去年，同名電視劇登上了央視，你現(xiàn)在如何評價自己這部早期作品？

馬伯庸：《風起隴西》是我大學快畢業(yè)的時候寫的。當時要寫畢業(yè)論文，寫得非常頭疼，想著轉移一下壓力，就寫了《風起隴西》，本質(zhì)上它是一個逃避的產(chǎn)物。

我從小就喜歡三國的評書、三國的電視劇，喜歡玩三國的游戲。一開始，喜歡的都是趙云、關羽、張遼這些名將；等到年紀大一點，開始喜歡文士、謀士，像諸葛亮、荀彧、陸遜等，興趣點逐漸從武將的廝殺轉變到了文臣的智謀。那時候玩三國游戲比較多，加之又讀了大量間諜小說，就來了靈感：如果把三國和間諜元素結合在一起會是什么樣子？現(xiàn)在這個創(chuàng)意可能不新鮮了，但在2004年的時候好像還沒有先例。

其實仔細想一想，我們耳熟能詳?shù)娜龂适卤澈螅欢ㄓ兄浅Ｔ鷮嵉那閳蠡A。諸葛亮在隆中草廬中如何知道天下大事？曹操怎么知道袁紹的糧草屯在烏巢？赤壁之戰(zhàn)中，孫劉聯(lián)軍如何知道曹軍的種種動向？背后都有間諜的身影，只不過現(xiàn)存史料沒有記載罷了。我要做的，就是把這些小人物從被遺忘的歷史中拽出來，賦予他們新生。

回頭來看，《風起隴西》作為我的第一部正式作品是不成熟的，有很多缺憾之處，很多細節(jié)沒有考慮到。比如，我把漢中描寫成一個如同黃土高原的地方，與實際情形不符。有漢中的朋友向我抗議，說他們那里號稱“小江南”。得知情況后，我特意去實地考察了一圈，知道自己犯了錯誤，趕緊在再版時作了修正。

但創(chuàng)作《風起隴西》的經(jīng)歷也給我揭示了一個方法論，告訴我如何在歷史的縫隙中尋找創(chuàng)作空間，如何在大時代下描寫小人物，以及在不違背歷史大事實的前提下，怎樣創(chuàng)作一個虛構故事。首要的是盡量多讀書，靈感不是憑空而來的，而是需要厚積薄發(fā)。你攝取了足夠多的營養(yǎng)，才有可能迸發(fā)出火花。小說家一定要是雜家，深度不敢說，廣度一定要有，否則寫不出三教九流，寫不出紅塵世情。

從底層發(fā)力，再向上發(fā)揚

解放周末：前些日子播出的《顯微鏡下的大明》，是你首次擔任編劇的電視劇。作家是不是很容易成為編劇？

馬伯庸：我寫完劇本之后，對于編劇的尊重和敬畏更深了一層。并不是說你會寫小說就一定能當編劇，也不是說你會講故事就能寫出來。實際上，從故事到劇本之間，有很長的路要走。

長久以來，我都有意識地把影視劇的鏡頭技法放進小說中。所以很多人會問我：“是不是為了方便以后影視化改編，才把小說寫得特別有畫面感？”我想說，這是兩碼事。畫面感是我從影視劇里學來的，但不代表它就是劇本。寫得再有畫面感，到了劇本階段還是得把一切推翻重來。

我自己感覺，作家做編劇，一定要“放得下、退得出”。

“放得下”，強調(diào)的是一定要放下自己作為作家的表達欲望。小說通常是一個人寫的，是孤軍奮戰(zhàn)。只要一臺電腦，然后把門關好，把自己腦海中想寫的東西寫出來就行。但電視劇是集體作業(yè)，劇本只是工業(yè)流程中的一環(huán)，后面還有導演、表演、剪輯、特效、錄音等一系列環(huán)節(jié)。這個時候，編劇就不能過于堅持個人的東西，有時候需要做出妥協(xié)。

“退得出”，指的是作家做編劇會有一個風險：當慣編劇之后，再回過頭來當作家，搞不好就回不來了。習慣了鏡頭語言，對于文學語言來說，也是一件有風險的事。

解放周末：有觀眾關心，《顯微鏡下的大明》除了已推出的“絲絹案”，還會拍續(xù)集嗎？

馬伯庸：“絲絹案”算是我做的一個嘗試，打個樣。接下來的5個故事會由其他編劇接手，繼續(xù)開發(fā)，而且會有更多優(yōu)秀的創(chuàng)作者來合作完成作品的影視化。我還是要回去寫小說了。

解放周末：除了劇本改編，你最近還有什么其他計劃？

馬伯庸：我之前在微博連載了一部小說，因為太忙就暫停了，但計劃是今年要寫完。這是我去廣州南越王博物館得來的靈感，一個漢代的美食故事，講一個小人物因為對美食的執(zhí)著，最后改變了整個天下格局。

解放周末：你似乎很偏愛歷史中的小人物？

馬伯庸：這種大時代下的小人物以及小人物的執(zhí)著，是最讓我感動，也讓我心動的。

英雄人物可以引領潮流，但歷史的推動力還是來自普通人。因為種種原因，史書上關于普通人的記載很少。絕大多數(shù)人的喜怒哀樂和他們的訴求、經(jīng)歷，都淹沒在歷史的塵埃中。所以我堅持的一個創(chuàng)作原則就是，希望能夠寫出一些小人物的喜怒哀樂和生活狀態(tài)。

小人物看似對時代的影響微乎其微，但如果千千萬萬的人匯聚在一起，便會成為時代潮流。我現(xiàn)在喜歡看的，也是各種關乎普通人喜怒哀樂的書，從底層發(fā)力，再向上發(fā)揚，深入到基層去弄清楚原初的驅動力，看清人們的生活如何影響時代的變遷。

尋找適用于主題和故事的文體

解放周末：包括網(wǎng)劇、短視頻在內(nèi)，很多工具和產(chǎn)品都在搶奪眼球。你擔心讀文學、看小說的人越來越少嗎？

馬伯庸：我始終認為，人類對于閱讀的需求是剛需，不以社會的進步、技術的發(fā)展為轉移。不管在什么年代，喜歡看書的人還是會找書來看。

我們可能認為現(xiàn)在大家都開始看視頻，沒什么人看小說了。其實，這個世界上喜歡閱讀的人始終是相對少數(shù)的，這在任何年代都一樣。反倒是現(xiàn)在獲取小說、文字的方式更加多元，讀書其實更方便了。除了實體書，我們還會去讀電子書、去聽有聲書。

影像會給人一個確定的形象，將我們的體驗固定化。舉個例子，金庸寫小龍女非常漂亮，我在中學讀到《神雕俠侶》時，就覺得小龍女長得像我們班的班花；而我隔壁班的一個同學，覺得小龍女長得像他們班的班花。每個人都把自己心目中最美的形象投射在小龍女身上。后來看了李若彤演的那版《神雕俠侶》之后，我們心中小龍女形象的不確定性被消除了，電視劇讓我們相信小龍女就是李若彤那個樣子。這的確是一種限制。

解放周末：面對日益多樣化的挑戰(zhàn)，面對讀者日益挑剔的眼光，作家需要作出什么改變？

馬伯庸：我很關注我的書讀者是一口氣看完，還是分兩三天看完，或者根本看不下去。對于敘事的流暢度和閱讀的動力，我很在意。

這大概是我寫《古董局中局》的時候開始的。這個作品和我之前寫的不一樣，它算是第一本真正意義上的暢銷書。我寫它的時候放棄了自己熟悉的文風，刻意用了一種說書人的口語化表達，所以你會看到里面的話特別順、特別溜。它不是傳統(tǒng)的文學表達，更像是一個人的口述史。這是我的一個嘗試。

我原來太過于雕琢句子的復雜程度和巧妙程度了。當我明確了想要寫一本暢銷書的時候，口語化對于降低閱讀門檻就顯得很重要。這本書出版后，很多老讀者會問：怎么跟你的風格不一樣，是不是有人代筆？但把書放在家里，很多讀者的爸媽拿過去會一口氣看完。你看，這樣寫可以觸及更多的讀者。

不過，后來我又及時拉回來了。因為語言的門檻降低了，首先損失掉的就是信息量。口語的信息量是不夠的，尤其對于細節(jié)的描寫。雖然寫的時候很暢快，但這種暢快是很危險的。習慣了口語寫作之后，想回到正常寫作是一件很難的事。就好像天天寫口水詞，忽然讓你寫一個高雅的東西，整個人都會找不著感覺。

所以，我更執(zhí)著于尋找適用于主題和故事的文體。像《古董局中局》，接近民間的故事用口語化的傳達比較合適；《長安十二時辰》是一個非常迅速的“反恐”故事，就盡量用短句子，用精準的描寫來制造出一種節(jié)奏感和速度感，而不是過度地鋪陳氛圍；在《兩京十五日》中，我就把速度和文字的厚重感放回到明代的那種感覺；再后來到《長安的荔枝》，又回到盛唐的那種雍容。每一部小說的文體、文筆都會變化。

正在經(jīng)歷世事，才能成為作家

解放周末：你有什么特殊的寫作習慣嗎？

馬伯庸：可能是因為當過一段時間的上班族，我的習慣是白天寫作，跟上班一樣朝九晚五，回家之后就進入休息狀態(tài)。另外，我在有點吵的地方寫作似乎更有效率。有一次去杭州西溪，朋友給我提供了一幢別墅，屋里開著空調(diào)，放著音樂，有茶有酒，結果三天下來一個字都沒寫。等我準備回北京，提前三個小時到蕭山機場，坐在登機橋前卻文思泉涌，一口氣寫了三四千字。

解放周末：持續(xù)保持高質(zhì)量的產(chǎn)出，你有何秘訣？

馬伯庸：我也不知道為什么有人說我高產(chǎn)。仔細算下來，從2017年到現(xiàn)在，從《長安十二時辰》到《兩京十五日》，再到《大醫(yī)》，真正的長篇只有三部，字數(shù)加在一起也就100多萬字。在這幾本書的中間，我寫了幾個短篇，那字數(shù)就更少了。平均下來大概一年就一本書出版。跟很多作家相比，我已經(jīng)算是低產(chǎn)了。

至于說寫作秘訣，我覺得重要的是保持對世界的好奇心。當一個人足夠成熟之后，他可能就不想創(chuàng)作了。就好比一個老禪師，已經(jīng)人淡如水，看清一切，還有什么可說的？只有看不破世界，才有想表達的東西；只有正在經(jīng)歷世事，有憤怒、有情緒、有遺憾、有興奮，才能成為作家。從某種程度上說，作家是靠荷爾蒙寫作的。如果沒有激情，那就寫什么都沒勁了。

解放周末：你覺得自己是一個怎樣的寫作者？

馬伯庸：我是一個沒有什么天分的寫作者。當年的文學論壇里，有很多人比我厲害，包括現(xiàn)在市面上也有很多作家寫出來的東西，我想去模仿都模仿不來。

寫一本書，天才和努力之間的比例應該是30分比70分。如果有人是天才，30分可以拿滿，但特別懶、不愿意寫，那最多只能拿到30分。天分決定你的上限，決定最高能拿多少分，而勤奮決定你的下限。我的優(yōu)點是比較勤勞，能始終保持輸出的狀態(tài)。我沒辦法一出手就寫出那種精妙的句子，那就一點一點寫、一點一點攢，爭取用自己的方法真誠地表達出來。

解放周末：有沒有想過拓寬寫作的題材？

馬伯庸：我擅長的還是歷史懸疑、歷史解構這方面。我也愿意通過自己比較有特色的表達方式，吸引一批志趣相投的人，做好市場細分。

寫作不是一個迎合讀者的過程，而是作者展現(xiàn)自我、找到朋友的過程。我寫小說，就是把我想到的、我感興趣的東西用一種有趣的方式分享給大家的過程。分享是作者的本能，完成作品是作家的本分，至于其他就屬于“得之我幸、失之我命”了。

每個時代都有它的獨特情節(jié)

解放周末：聽說你不僅愛讀史書，還喜歡看老報紙？

馬伯庸：《大醫(yī)》的故事發(fā)生在清末民初，那個時候已經(jīng)有報紙了，比如《申報》。那時，為了查找線索，我養(yǎng)成了一個習慣，每天大概看一個月或者幾周不等的《申報》。也不是說特別去記錄什么細節(jié)，而就是想感受當時的氛圍，看當時的人在報紙上說了什么。包括看當時的社論，了解大家都在關心哪些家國大事，再看看讀者來信，看人們是怎么生活、表達的。

讀多了這些老報紙之后，就跟玩VR游戲一樣，會進入那個環(huán)境中，這種感覺就會反映到我的小說中。我一直認為，寫歷史小說最難的地方在于你要說服讀者，要把讀者拉進你所創(chuàng)建的世界里來，要讓他們相信你說的東西是真的。

這樣做，我正好鍛煉了兩個方面的能力：一是能看進枯燥的歷史文獻；二是我能從中發(fā)現(xiàn)好玩的點子，并通過接地氣的方式講給大家聽。我的責任就是當好橋梁，把有價值的東西轉化出來，變成一個好看的故事，讓大家對中國歷史、對上海故事有一個更深層次的了解。

我希望，讀者能從我的作品中了解前人的生活規(guī)則、道德習慣等。越是了解得多，越會珍惜現(xiàn)在的生活，尊重五湖四海的生活習慣，從而開闊眼界，避免故步自封。

解放周末：除了“讀萬卷書”，對作家來說，“行萬里路”同樣重要。

馬伯庸：我有一個信念，即每個時代都有它自己的獨特情節(jié)。這個情節(jié)放在其他時間、其他背景，故事邏輯就不會成立。而要找到這樣一個風格的故事，就需要做大量的實地調(diào)研。很多時候，是我站在那之后，靈感才會爆發(fā)出來。像《大醫(yī)》的故事發(fā)生在上海，所以這幾年我花了大量時間在上海走訪采風，尋找資料。

我寫過很多關于三國的作品，但之前一直無法理解諸葛亮為什么要把自己葬在定軍山。當我爬到定軍山山頂時，霎時有了一個感覺。因為站在定軍山上，可以俯瞰整個勉縣。諸葛亮北伐的屯田之處、練兵之處、打造軍械之處、辦公場所，站在山上都能看到。諸葛亮要求葬在定軍山，是因為他舍不得自己付出半生心血的事業(yè)，希望死后能注視著后繼者把自己的事業(yè)進行下去。

這個猜想沒有任何史料佐證，寫成論文恐怕是通不過的。但從人性的角度來說，我覺得是一個合理的解釋，符合諸葛亮“鞠躬盡瘁，死而后已”的人物形象與性格。

解放周末：要讓作品的生命力更長久，還需要注意些什么？

馬伯庸：我有一個大的寫作原則，叫“大勢不虛，小事不拘”。在反映歷史勢頭的大事件上，盡量去保持歷史原貌，不改變當時的歷史；在小的方面，我會作一些虛構，但這些虛構也不是憑空杜撰的，而是要符合歷史邏輯。

從創(chuàng)作方法論來講，也可以叫“兩邊真實，中間虛構”。在最上層，大的歷史事件、重要的歷史人物，都盡量保持它的真實性；在中間層，我虛構一些人物，塑造他們的個性、經(jīng)歷；但在最底層，這些人物具體做的事情又都是真實的。

以《大醫(yī)》為例，1910年的醫(yī)生是在怎樣的衛(wèi)生狀況、醫(yī)療水平下展開工作的？當時有沒有血型的概念？麻醉怎么做？感冒了，人們吃什么藥？血管能不能縫合？這些細節(jié)要做到足夠真實。三個層面綜合下來之后，歷史大事件是真實的，底層細節(jié)是真實的，那么就算這些人物和經(jīng)歷是杜撰的，這個故事本身還是會有說服力的。

我還特別喜歡強調(diào)時間和空間的概念。中國傳統(tǒng)小說不太強調(diào)時間的顆粒感，我們經(jīng)常會看到“數(shù)日之后”“數(shù)月之后”“半日之后”的說法。古人的時間節(jié)奏很慢，沒有現(xiàn)代人那種爭分奪秒的生活狀態(tài)。但是，我想把時間的顆粒感磨得足夠清晰。我會在小說里用“一炷香的時間”“彈指之間”這種短促的時間概念，把時間標定出來。由此，把古代世界中具有現(xiàn)代性的東西提煉出來展現(xiàn)給讀者看，又不違背我所堅持的歷史邏輯和歷史真實這兩個原則。

解放周末：對于有志于文學創(chuàng)作的人，你有什么建議嗎？

馬伯庸：一個刪掉的爛文檔勝過十個盤旋在腦海里的好念頭。無論你什么時候有了創(chuàng)作沖動，無論想法多么幼稚、粗糙，最好先寫下來。即便慘不忍睹，至少也能給你一個可以修改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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