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舍是出生在北京的藝術家，但他創作高峰時期有三年是生活在青島的。

去青島時，我最想訪謁的景點有四處：康有為故居、弘一法師曾經講學的湛山寺、聞一多任國文系主任的國立青島大學和老舍故居。后兩處還有交集：作為近代文學史上的重要作家，聞一多、老舍均曾于青大執教，只不過老舍1934年9月任國文系教授時，青大已更名為青島山東大學（以下簡稱山大），而此時，聞一多已轉赴清華大學任教兩年余。

那日天氣晴好，在去老舍故居的路上，發現諸多歐式建筑竟串連起一條近代青島的文脈：康有為、聞一多、沈從文、梁實秋、洪深、蕭紅等文化名人故居應接不暇。沿大學路林蔭道北行至黃縣路，拐入的一條窄巷中，一座紅瓦黃墻、面南背北的二層德式小樓便為老舍故居。黑漆鐵皮拉絲大門兩邊，分別掛有“老舍·老舍”和“駱駝祥子博物館”兩塊豎牌。前者倒不是老舍名字的有意重復，而是寓意“老舍的老房子”；后者則表明老舍的長篇代表作、被他稱為“筆尖上都能滴出血和淚來”的《駱駝祥子》正是寫作于此。

(資料圖片僅供參考)

那時的老舍手頭拮據，全家五口人僅租住這棟洋樓的一層，目測不過百平，此前的租戶系黃宗英三兄妹。一層圍繞老舍的生平及創作，設圖文及展品陳列室，陳列家人捐贈的老舍生前物品。洋樓的二層現辟為活動室，老舍的讀者常舉辦詩文品讀活動。

這里先轉移一下場景，說說老舍去青島的緣起。

老舍1930年從新加坡回到上海，那時的他以《老張的哲學》《趙子曰》《二馬》等作品享譽文壇。后來他接受濟南齊魯大學的聘請，講授“文學概論”“小說作法”等課程，同時編刊并撰譯不少作品。《貓城記》《離婚》《牛天賜傳》等作品即于此間完成。但有一樁無法彌補的憾事是，他任職濟南期間的心血之作、已交付上海商務印書館的長篇小說《大明湖》，在日本發動“一·二八”事變轟炸商務印書館時焚毀。由于老舍未留底稿，這部長篇就此與讀者無緣。不僅如此，“七七事變”前后，他的兩部長篇（一為《病夫》，另一部尚未命名，底稿遺失于齊大宿舍），加上他從歐洲返國途中所寫卻被自己放棄的長篇小說《大概如此》，共四部長篇小說未能面世。

1934年夏，老舍辭去齊大教職來上海。他曾說過：“我不是去逛，而是想看看，能不能不再教書而專以寫作掙飯吃”，但很快“心中涼下去”，覺得當職業作家的想法并不符合實際，“專仗著寫東西吃不上飯”（《櫻海集》序）。正所謂學劍（老舍尚能武術）未成，尚能教書，便跟隨一位齊大的同事來到山大。

老舍在山大開設了“歐洲文藝思潮”“外國文學史”“高級作文”等課程。在課堂上比較嚴肅的他，課外卻對學生態度熱誠，常在家中接待前來求教的學子，并樂于為他們答疑解惑；另一方面，作為小說作家，他又時感教學、查資料、備課、編講義占據了自己太多的精力，故在1936年學期結束后，堅辭山大教授一職。老舍在青島主要建樹還在于小說的創作，除《駱駝祥子》外，長篇小說《文博士》、中篇《我這一輩子》、短篇小說代表作《月牙兒》（從《大明湖》的情節化出）也在此時問世。

可以說，青島三年，是老舍一生創作的高峰期。有意思的是，老舍自放為“職業作家”的一年，和當年去上海一樣，還是不足以養家，故“七七事變”后，為稻粱謀，只好又回齊大任中文系主任。

老舍在山東共七年，濟南齊大四年、青島山大三年。在忘我的寫作中，同時還要面對生存的煎迫。不由讓我想起孔門先哲顏子，一簞一瓢，貧居陋巷而不改其樂，那當然是人生的超脫境界。但肩負養家重軛的老舍，關乎者非己一人，又如何能超脫得了？故而只能在創作和謀生間尋得平衡。

如果不是手頭拮據，老舍本來是可以和青島再續前緣的。王統照先生曾在《憶老舍》一文中提到，日軍投降后，老舍曾于信中托他在青島購置一所小房子，想安心地過他晚年的生活。老舍之所以有此念想，是以為日本戰敗后，留在青島的許多樓房定會廉價出售，豈知接收大員們的一番操弄，使得青島房價非但沒降，還大幅上漲，已非老舍的財力所能擔負的了。

青島之于老舍，是生命中一段重要的文學緣，那時的他，也就三十六七歲的年紀，正值創作的黃金期，在寫了《黑白李》之后，仍矻矻以求，把筆觸轉向他所熟悉的市民底層，文字“淚中有笑，笑中有淚”，不乏沉哀、辛辣和充滿現實關懷的生動表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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