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擇明

【主題】

道德的標尺，向外還是向內？

(資料圖)

《最適合春天觀看的電影》——經常見到這樣的推文，法國導演埃里克·侯麥的《春天的故事》通常會被列居榜首。但顯然，我們可以在任何一個季節打開它，特別是夏天的傍晚，包括且不僅僅是《夏天的故事》。侯麥被認為是一位講述倫理道德故事的大師，幾乎每部影片都涉及這一論題。但是，此“道德”真的是坊間理解的彼“倫理”（道德）嗎？顯然并非如此。

當然，“道德”本身是一個有模糊性的概念。比如，最喜歡把“道德”掛在口頭評判別人的，往往是最口無遮攔的，而這種亂嚼舌頭的行為本身也極為不道德。但是，即便是這種行為，也說明了一件事，那就是人們喜歡用一把絕對的道德標尺去衡量他人，甚至苛刻到了不容許有一點兒瑕疵的程度。特別是對于別人做一件好事的動機，那要求一定是必須“毫不利己、專門利人”的。似乎不用做過多的解釋，大家就會有類似的體會或經歷。不少人拉起“道德大旗”這樣說的時候，希望的都是別人“毫不利己、專門利人”，如此也就通向了偽善。就像莊子說的，“圣人不死，大盜不止”。

那么，難道我們不應該有這把標尺嗎？作為一個古典語文學者，侯麥終生保持著對哲學的喜好（和他關系密切的弟弟也是法國當代著名哲學家），他也提及自己的博士論文受到了康德的啟發。康德當然是有這把絕對的道德標尺的，但這把標尺首先用來衡量自己。康德有名言：“世上令我震撼的東西有兩樣：我頭頂的星空和內心的道德律令。”

道德律令的意義在于它彰顯了人的自由意志，特別是不去作惡的意志——這一點被后來的思想者極為珍視。但不同于坊間理解的一點是，康德對“道德”進行了嚴密的論證，最后得出結論：善應當是無條件的、自發的，不能為了“值得”而去行善；善是理性的，我們不可以為了自己的意圖而把別人當作手段，有理性的人有自己的尊嚴（內在的價值），有尊嚴的人就是“目的自身”，永遠不能是讓其他人達成他們目的的純粹手段。

【主人公】

自然人與知識人

當熟讀康德、帕斯卡、盧梭的侯麥談論道德的時候，他的道德標尺并非用來衡量別人。在大多數情況下，他的主人公，尤其是那些有“渣男”（當然“渣男”也是一個道德評判）嫌疑的，通常有著一種自我反思的意味。這是理解侯麥的一個前提，而不是走向相反的方向。

侯麥經歷過“二戰”，戰后的重建，以及1968年的運動。他一度被指認為“右”，但這似乎只能說明他不夠“左”，或者說他的閱歷和見解使他和法國文化圈大多數的“左”派的啟蒙氣息距離較遠。更準確地說，侯麥是個古典主義者，是歐洲文化中心主義者，基督教文化和古希臘文化中心主義者。他的價值觀正由此而來。

出身巴黎的“中產階級”（可能與坊間理解的“中產階級”不同）的侯麥，只拍自己熟悉的生活，這在法國導演里并不多見。畢竟，雨果的人道主義、左拉知識分子的自然主義在法蘭西影響很深。侯麥拍的是他所熟悉的中產階級“知識人”的生活。這里的知識人不是“知識分子”。我們應該明白，“知識分子”的本意并非指受教育水平，更多是帶有“社會的良心”意味的。體現在法國就是大多數的“左派”，而知識人顯然不同于此概念。

侯麥電影的主人公常常是教師、藝術工作者，但他們都不是“知識分子”。與知識人相對的是“自然人”，這是侯麥電影中另一個體系的主人公。“自然人”的思想顯然來自于盧梭，啟蒙主義時代出現這樣的想法還是相當大膽的——因為它有一種反啟蒙的意味，即認為先驗地存在一種沒有被“文明”污染的自然狀態（它不同于蒙昧主義的野蠻狀態），人在自然狀態中一切思想和行動如其本來，自然而然。而現代理性的教育顯然破壞了這種自然天性，讓人變得極不自然。這造成了現代社會的諸多問題。在侯麥的電影中不乏在現代語境中展開的此類討論，比如《雙姝奇緣》中的紅衣女孩蕾內特，她似乎（仿佛童話故事一般）是一個“自然之子”，但導演讓她進入城市生活，接受種種“文明”的拷打，看她還能不能保持“自然”。

這種自然和文明的對立，以及對教育的拷問，都讓我們想起列夫·托爾斯泰的思想。毋庸諱言，托爾斯泰曾深受盧梭影響，甚至在晚年他都推崇盧梭的《愛彌兒》，認為是教育類的最佳著作。所謂文明的進步會造成道德的敗壞，這個托爾斯泰作品中常見的主題也和盧梭的《論科學和文藝》有關。托爾斯泰和盧梭，都對侯麥的道德文章有所啟發。

【風格】

將哲思放進道德故事

早期的侯麥電影更多有一種盧梭《懺悔錄》的氣息。當然我們也能在托爾斯泰的小說中見到各種懺悔的貴族形象，這也是托爾斯泰很難懂的地方（比如，有時候讀者容易將此理解為“偽善”，這種理解當然是淺層次的閱讀導致的）。侯麥和托爾斯泰一樣，將自己的哲學思考放進道德故事中，在上世紀50年代初他就出版了《道德故事集》。1956年，他拍攝的小成本電影、40分鐘的《克萊采奏鳴曲》即改編自托爾斯泰著名的同名短篇小說。這部影片是侯麥第一次作為一個嚴肅的導演而被觀眾敬仰（之前雖然他也拍過不少短片，但更以影評家著稱）。

《克萊采奏鳴曲》表面上看是一個嫉妒心很重的丈夫不斷猜忌并最終殺死妻子的故事，但它實際上講出了對婚姻的一種觀點，即現代的婚姻模式是“不自然”的，是違背人的本性的。現代性倫理破壞了道德的根基，上流社會鼓吹婦女解放，但同時又將女性當作玩物。愛情應當是精神之愛，但婚姻卻可能只是陌路相逢的兩個利己主義者之間的互相索取。侯麥在電影版中自己扮演了那個猜忌的丈夫，還給了他一個建筑師的身份。托爾斯泰19世紀的俄國貴族社會被置換為了20世紀中葉的巴黎中產階層。有趣的是，侯麥在影片中還融入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短篇小說《溫順的女性》的部分情節，竟也沒有違和感。侯麥有過將《溫順的女性》改編為電影的想法，畢竟陀氏是法國知識人的文學品位標志，但后來布列松先將它銀幕化了。

在拍《克萊采奏鳴曲》時，侯麥還是單身，似乎這部作品對婚姻的反思折射出他的某種恐婚焦慮，但在這個人物身上我們還是能看到他對自己的欲望的幽深反思，仿佛是某種推演，這也是為什么他改變了托爾斯泰的結尾：這個案件只發生在主人公的臆想中。而侯麥本人在生活中卻仿佛一個清教徒，與他電影中的道德問題形成了有趣的對照。

我們在侯麥電影中總會看到，主人公總是展現出他（她）的言行不一。言行不一，通常有多種闡釋路徑，但這里的用意并非在于以“小心思”“機巧”吸引觀眾。言行不一，正是盧梭對于現代性思考的重要內容。因為他發現，“文明”的進程也正是一個人的內心表達由“透明”變為蒙上“面紗”的過程。而盧梭的路徑就是揭開這層面紗的一個過程。受盧梭啟迪，法國文學藝術中類似的思想路徑不少見，侯麥即其一。幾乎他所有的人物都會自我分析，其實這些分析都是一種“去遮蔽”的過程，這也是打開侯麥最方便的路徑。

【理念】

“自然是好的”

“道德故事”中有些是幾十年后才搬上銀幕的。《女收藏家》（1966）的故事在1949年就已經寫好了。最初這個故事是有些政治意味的，我們可以看到侯麥憤怒地反對一件事情，那就是以道德的名義要求一切平等。這個故事的敘事者喜歡閱讀盧梭，帶著《一個漫步者的沉思》。侯麥討伐的是盧梭的相反方向，即認為對人類不平等起源的絕對追求反而消滅了所有的制度。主人公是一個戰后的資本投機者，巴爾扎克筆下拉斯蒂涅式的人物。但到了拍電影的時候，這層意思已經發生了變化。

《女收藏家》是侯麥票房最高的影片之一。這個片名的意思是“收藏男人的女人”，影片定級為18+，海報也顯得相當曖昧，帶有性暗示，讓人以這是一個為道德松綁的故事，從而吸引了大量觀眾。但帶著某種心態來的觀眾看過后就會發現自己受到了侯麥的戲弄。故事發生在夏天鄉間一處別墅內，影片中的兩位男性主角，丹尼爾自負為才華超群的藝術家，阿德里安混跡亞洲（主要是中國）藝術品收藏界，自認為理性睿智，油膩而不自知，自覺無論在階層、智商和道德方面都優越于寄居在此的一個聲名有點狼藉的女孩——這個女孩總是換男友，因此被他們稱作“女收藏家”（這顯然就是男性常見的一種道德評判）——他們自信能夠在情感和身體上操控這個姑娘。但是事與愿違，他們失敗了。

丹尼爾情緒失控；阿德里安自認為很有見識，崇尚自然、克制、健康的生活方式，并認為自己欲擒故縱地讓對方愛上了自己，結果卻發現自己的一舉一動都被這個年輕女孩所牽引，自己成了對方的一個廉價收藏品，隨時可棄。在這個人物身上展現了侯麥的盧梭式“道德”的哲學探討。阿德里安的第一意圖并不是要跟這個女孩發生關系，而是要證明自己能夠“道德”地行動，因為他有準備結婚的女友，自己是“道德”的，而這個女孩被他命名為“不道德”。他既想證明自己的吸引力，又不想“出軌”，因為出軌是不道德的。于是，他使用各種小心思證明是這個女孩要主動勾引自己，這樣他就避免了“不道德”。但這套把戲顯然可笑，因為恰恰是這個女孩展現出了盧梭意味的“自然”——她對愛情沒有任何預設，自然而然地對待身邊出現的每一位異性；她不會因為一個昂貴的宋朝花瓶而扭曲自己的自然心境，反而是這兩位男性“知識人”展現出扭曲的、不自然的、偽善的“道德”。當然，這里也包括了侯麥本人的自我審視。當盧梭說“自然是好的”的時候，其實隱含著另一個判斷，那就是“理性是不好的”——這些知識人的不自然，正因為他們過于相信自己的“理性”。

【解題】

對“自然”欲望的了解、允許和討論

《女收藏家》上映次日，侯麥就接到一個制片方打來的電話，希望他接手的故事就是后來的《克萊爾的膝蓋》（1971）的雛形。但是后來成片的《克萊爾的膝蓋》有更為重要的一個靈感來源，即盧梭《懺悔錄》中的一段文字：盧梭某次在某地莊園邂逅兩位年輕的姑娘，和這兩位天真的女孩子一起摘櫻桃時，他爬到樹上，試圖把櫻桃扔到姑娘的乳溝里。最后，他達成的結果是親吻了一位姑娘的手，心里想著另一個姑娘。盧梭寫道：“親愛的讀者，您別誤會，哪怕您一開始就吻到了美人的手，但我吻到這只手時的甜蜜愛情，或許比您取得的任何成就都讓我更幸福。”這恰恰是一般人最容易忽視的地方。摘櫻桃的橋段被植入《克萊爾的膝蓋》中，侯麥特意遵循了“自然”，選擇在櫻桃完全成熟這一天拍這場戲。

主人公，一個即將步入婚姻的成功外交官，在這一刻被摘櫻桃的少女的膝蓋吸引，被激發出戀物癖傾向。這裸露的、曬得黝黑的膝蓋似乎成了主人公結婚前的一次道德考驗，又好像是希區柯克電影的“麥高芬”，因為整部影片的核心就是主人公如何能夠看起來順理成章地摸到這個姑娘的膝蓋。這個過程中我們看到一個成熟男性對一個小伙子的嫉妒（因為克萊爾顯然很愛自己的男友）。但是這并非一個洛麗塔式的故事，這種嫉妒的特殊之處恰恰在于它的游戲特征，主人公并不是為了搶走美人兒，就像盧梭摘櫻桃那個例子一樣。

這種對欲望本身的喜好超過了欲望對象，在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論中被解讀為升華的作用。在盧梭的語境下，這種升華顯然比某種冠冕堂皇的說教更為“道德”。而在侯麥這樣的電影作者這里，這種升華、這種游戲顯然意味著與人性中不可轉讓、不可讓渡的自由意志有關，了知、允許，繼而能夠展開對這個問題的討論，才是真正打開侯麥電影的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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