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克思主義歷史理論的民族化”是侯外廬晚年提出的一個重要的思想理論命題，也是他在總結自己一生的史學研究事業的反思中概括出的“研究原則和方法”之一。這一命題不僅具有方法論價值，更有深刻的理論價值和重大的現實意義，它亦可成為深化侯外廬史學思想研究的切入點和聚焦點。筆者從理論史切入，針對具體的研究，聚焦“唯物史觀”，堅持“邏輯和歷史相一致”的認識論原則，做一探討。

翻譯《資本論》，確立“唯物史觀”

通過回憶錄《韌的追求》，我們知道，侯外廬翻譯《資本論》的思想動機源于李大釗的思想啟示。他認為，“與李大釗同志的接觸，使我的思想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我“從他那里感染到對理論的濃郁興趣”。這里的“理論”是有特指的，就是“唯物史觀”。李大釗對侯外廬的具體指導，我們已無從知曉，但是循著李大釗“思辨”的理路，我們還是能夠略見其端倪。

(資料圖)

李大釗在《我的馬克思主義觀》中明確指出，我們要用“思辨”的態度看待這“世界改造原動的學說”。所謂“原動”就在于“唯物”。1919年7月到1920年12月，是李大釗的理論“思辨”最活躍的時期，理論成果十分豐富，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圍繞著“唯物史觀”而展開的，他嘗試運用“唯物史觀”研究中國社會、中國經濟和中國文化。1920年10月，他開始在北京大學為經濟學系、歷史學系、政治學系學生講授“唯物史觀”，并編寫了《唯物史觀講義》。

1950年4月，侯外廬著文回憶當年從李大釗的文章中受到的教誨?！段镔|變動與道德變動》是“一篇研究唯物史觀的名文”，它“使我感受了思想上的極大震動”，“沖破了我的舊迷夢”。侯外廬清晰地記得，他從李大釗處借的書籍中，“有布哈林的《唯物史觀》英譯本”。

在翻譯《資本論》中，侯外廬獲得深刻的感悟，“我從這部巨著中所得到的，不僅在于其理論，而且在于其超群出眾、前無古人的研究方式。《資本論》的理論和《資本論》本身所體現的方法論，是應予同等重視的”，“我個人在逐字逐句推敲中苦下了功夫，才得領悟此中意義”。

筆者認為，對中國人來說，“唯物史觀”是“舶來物”，它所包含的確實是“前無古人”的“研究方式”，因此才會在中國產生近代以來最大的“思想變動”。侯外廬翻譯中苦思的感受是真切的、符合實際的。

發展“唯物史觀”，力求實現“民族化”

1932年，侯外廬從法國留學歸國后任教于北平大學法學院，同時在北平師范大學兼課，講授“唯物史觀”。但課程最初以“歷史哲學”命名。在學生的強烈要求下，校方“不得不同意做出名副其實的更改”。這是侯外廬為發展“唯物史觀”所做的初步嘗試。

在翻譯告一段落后，侯外廬自覺從政治經濟學研究轉向中國歷史研究，在研究中發展“唯物史觀”，使“唯物史觀”實現“民族化”。

白壽彝先生指出，“外廬同志總的道路，是要研究中國歷史發展的具體規律。《中國古代社會史論》是他用力最多的成果”。那么，如何研究“具體規律”呢？馬克思主義的唯物史觀所指導的“一般規律”研究如何同作為東方大國的中國相聯系呢？切入點究竟選在哪里？我們看到的結果是中國古代社會史。用侯外廬的話說，他是以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與國家的起源》為原本，探究中華文明之特色，深入研究中國古代社會發展過程及其特點，做出“理論延長”。從一定意義上說，他和恩格斯非常相像，都是在“補償我的亡友未能完成的工作”。

理論上的另一個切入點，是從生產方式概念的界定入手，引出“亞細亞生產方式”問題。在《中國古代社會史論》的“自序”中，侯外廬寫道，“我研究中國古代社會的第一個原則，是首先必須弄清楚亞細亞生產方式的理論。為了解答這個懸案，的確花費了不少的精力，最后得出了我自己的答案”?！拔覕喽ā糯怯胁煌窂降摹保ㄗⅲ喊凳疽ψC明社會發展的特殊規律），“在馬克思、恩格斯的經典文獻上，所謂‘古典的古代’、‘亞細亞的古代’，都是指的奴隸社會。但是兩者的序列卻不一定是亞細亞在前。有時古典列在前面，有時兩者并列，作為‘第一種’和‘第二種’看待的。‘古典的古代’是革命的路徑；‘亞細亞的古代’卻是改良的路徑”。侯外廬以此為理論的“原則”不是偶發的奇想，與他對馬克思經濟學說的理解有著密切的內在聯系，而他的理解又是根植于多年對《資本論》的翻譯。

作為中國最早探究亞細亞生產方式理論的人，支撐其研究理念的自信就源于他對“生產方式”概念的深刻把握。在他臨終前為即將出版的《侯外廬史學論文選集》所撰寫的自序中有這樣一段話，概括了他的社會史研究的“原則和方法”。他指出，“社會史研究，先從經濟學入手”。“以歷史唯物論為指導的歷史科學不能不從研究經濟學開始。我在《社會史導論》中說了這樣的話：‘在經濟學和歷史學中，研究社會發展的一般構成，是一個先決的問題，沒有在此方面做確定的認識，就要犯錯誤’”?！把芯繗v史，首先要知道生產方式，根據生產方式來區別某一社會的經濟構成，因為生產方式決定著社會性質?！?/p>

基于上述認知，對生產方式，侯外廬得出了特殊的理解：“特殊的（歷史上一定的）生產資料和特殊的（歷史上一定的）勞動者（力）二者的特殊結合方式。用馬克思《資本論》中的話來表述，就是‘不論生產的社會形式如何，勞動者和生產資料始終是生產的因素。但是，二者在彼此分離的情況下只在可能性上是生產的因素。凡要進行生產，就必須使它們結合起來。實行這種結合的特殊方式和方法，使社會結構區分為各個不同的經濟時期’。馬克思接著就據此概括作為特定社會形態的資本主義社會的根本特點”。

“唯物史觀”與認識論的結合

著眼于發展“唯物史觀”，恩格斯在談到政治經濟學史研究的方法論時曾特別指出，要堅持“邏輯和歷史的一致”，與認識論相結合，才能更好地發揮其理論功能。在《卡爾·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中，他指出，“對經濟學的批判，即使按照已經得到的方法，也可以采取兩種方式：按照歷史或者按照邏輯”。因此，“歷史從哪里開始，思想的進程也應從哪里開始”。我們“采取這個方法時，邏輯的發展完全不必限于純抽象的領域。相反，它需要歷史的例證，需要不斷接觸現實”。

在方法論方面，侯外廬的研究既重視理論的指導作用，又同樣關注于“歷史的例證”和“不斷接觸現實”，探尋內在理路，以探得“求是之學”。因此，他在20世紀80代初，總結中國思想史的主要特點時首先強調，“人類認識（思維）的發展依存于社會實踐的發展，如果從長期的社會歷史去觀察，而不是局限于一個階段，那么，在歷史的中軸線之中，我們可以看出，邏輯的東西是反映著歷史的東西，邏輯和歷史是辯證的統一”。顯然，這同恩格斯的觀點是一致的。

我們還注意到，結合中國文化自身的變化，侯外廬贊賞章太炎和王國維的古史研究方法，重視“義理”與“考據”的融合。從學術史研究出發，他將對兩位大師的學術實踐評價寫入了《中國近代思想學說史》和《中國近代啟蒙思想史》，為我們展示了一條從“唯物史觀”到社會史、思想史、學術史研究的新理路，從而表現出真正的“大歷史觀”。

侯外廬贊許章太炎是“中國學術史的第一次嘗試者”，并“可惜他沒有自己把這一問題的材料編著起來，使后來治學術史的人剽竊其余義，多難發覺”。在認識論方面，章太炎“忠實于名相”，“不肯曲解名相”，“其‘樸’固至可貴”。章太炎“國故民紀，絕于余手”的名士氣概，深深地感染了侯外廬，在他的歷史探索實踐中，我們很自然地會看到章太炎的影子。

針對王國維的治學精神，侯外廬也給予高度評價。他指出，王國維堅持“當以事實決事實，而不當以后世之理論決事實”，他“在史學上依據了真理，走了‘可信’的研究方向”。他的古史學成果，特別是東西文明起源的差別性研究、古史古字考證，對《中國古代社會史論》提供了方法論上的指導。例如：對“德”和“彝”的研究（“周代始成有德有彝者，蓋歷史的變化。道德是文明社會的產物”），不僅啟發了侯外廬，也啟發了李大釗。

（作者為北京師范大學歷史學院特聘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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