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料圖】

“求物之妙，如系風(fēng)捕影，能使是物了然于心者，蓋千萬人而不一遇也，而況能使了然于口與手者乎！是之謂辭達。”

蘇軾《與謝民師書》，為文論史上的經(jīng)典之作。元符三年（1100），蘇軾從儋州內(nèi)調(diào)，途經(jīng)廣州，為謝舉廉（民師）作此書札。孔子云：“辭達而已矣。”《與謝民師書》貫穿了蘇軾對于為文理念的總結(jié)。“言止于達意”，洞察物性，脫去繁麗，實現(xiàn)文字的明白暢達，實是對文章的最高要求。幸運的是，這一千載之下沾溉歷代學(xué)者的名篇，以墨跡的形式流傳至今，在上海博物館的新展中再度面世。此卷作于其去世的前一年，為蘇軾極晚筆。筆意蒼率，墨氣淋漓，與文辭同攝心目。文學(xué)與古書畫的交匯，隨同此卷徐徐展開。

在經(jīng)過數(shù)月的期待后，上海博物館書畫館最近再次開幕。因館區(qū)主體即將于年底搬遷至浦東新館，故而此次書畫常設(shè)展是在人民廣場館區(qū)的最后一次展出，也因此被稱為“告別展”。上博書畫常設(shè)展自1996年開設(shè)，27年間展出了數(shù)百件古書畫精品，承載著萬千觀眾的集體回憶。此次展覽展出的蘇軾《與謝民師書》及夏永《滕王閣圖》、清初“四王”仿古山水冊等，都是難得一見的珍品。而巧合的是，在此次展出的古書畫作品中，也包含了眾多文學(xué)名篇，辭翰與書畫之美的交相映襯，更為展覽增添了別樣的文化意蘊。

文學(xué)經(jīng)典名篇在古書畫中多有呈現(xiàn)。以曹植《洛神賦》為題材的書畫作品，在藝術(shù)史上即頗引人矚目。傳顧愷之所繪的《洛神賦圖》存世即有數(shù)本，藏于故宮博物院、遼寧省博物館、弗利爾美術(shù)館等。宋高宗趙構(gòu)有草書《洛神賦》，趙孟頫亦多次書寫此篇，書于大德元年、四年，現(xiàn)分別藏于普林斯頓大學(xué)和天津博物館的行書《洛神賦》，圓轉(zhuǎn)姿媚，頗能體現(xiàn)“翩若驚鴻、婉若游龍”之態(tài)。《陋室銘》《岳陽樓記》等名篇亦均在歷代書家的作品中不斷得以呈現(xiàn)，成為寄托性情、揮灑志意的佳制。同時，古詩也得到書畫家的鐘愛。鮮于樞傳世書法中，即多以韓愈、王安石等唐宋人詩文為題材。而陶詩、杜詩尤得書畫家推重，宋趙葵、清王時敏等都作有杜甫詩意圖，關(guān)于陶淵明詩歌與事跡的作品更是不勝枚舉。

夏永《滕王閣圖》即是一例。該畫出自唐王勃《滕王閣序》，繪江山樓閣，遠渚歸帆，衣冠者多人，或倚卷題詩，或圍坐舉觴，或登樓遠眺，各具情態(tài)。線條細如毫發(fā)，極其精密，體現(xiàn)出王振鵬一派元人界畫的高度。畫面左上方以極小字書《滕王閣序》全文，字劃精微，目力幾不能至。夏永字明遠，畫史載其能以發(fā)繡為畫，“細若蚊睫，侔于鬼工”。技藝的出神入化，足令觀者“逸興遄飛”。

趙孟頫《秋興四首》則是取材杜詩的經(jīng)典之作。該卷約書于至元二十年（1283），時趙孟頫約三十歲，“匡”字尚避宋諱，為其傳世最早的書法作品。杜甫《秋興》原為八首，趙孟頫在自識中亦提到是應(yīng)請而作，“此紙短，僅得其四耳。”子昂早年書學(xué)趙構(gòu)，字畫豐肥，此卷較之大德時期的圓美流轉(zhuǎn)，雖尚顯稚嫩，但出規(guī)入矩，法度謹嚴，步步皆有雍容之態(tài)，筆觸富于靈動變化，諸多成熟時期的特色，此時已經(jīng)凸顯出來。是時宋亡僅數(shù)年，與《秋興》詩意不謀而合。“夔府孤城落日斜，每依南斗望京華”，追思全盛而傷感于亂離，杜詩的沉雄壯闊與忠厚蘊藉，也滲透到趙孟頫的筆意中。從點劃的中正遒美、蓄勢深穩(wěn)處，正可體會其中所蘊含的微妙情感。

李公麟提出：“畫如騷人賦詩，吟詠情性而已。”張渥《九歌圖》即是其影響下以《楚辭》為題材的元人白描佳作。張渥字叔厚，為元末文人，博學(xué)多才。《草堂雅集》載其“時用李龍眠法作白描，前無古人。”其《九歌圖》取法李公麟，衣紋用鐵線描，人物面容生動，毫發(fā)畢現(xiàn)。張渥累舉不得志，放意于辭章，畫中筆意的剛健靈動，恰是籍楚辭對個人情志的抒寫。貝瓊《書九歌圖后》云：“今叔厚又即其辭以求其象，使玩其象以求其心”，李公麟在畫中所寓的寄興之法，顯然得到他的汲取。卷中又有吳睿篆書錄九歌各章，筆精墨妙，與繪事相互生發(fā)。

“九畹斷魂招不得，墨花夜泣楚江春”，《楚辭》以香草比擬君子的興寄傳統(tǒng)影響深遠，而南宋至元代的水墨花卉創(chuàng)作，更憑借這一文學(xué)內(nèi)涵成為文人高潔情志的一種表達。趙孟堅《三友圖》，以墨筆繪松竹梅三枝一束于小團幅上，別有生趣。趙孟堅為宋宗室，好古博雅，善畫梅蘭水仙竹石，其墨梅承揚無咎一派而來，作有《梅譜》二詩，對墨梅的源流和技法予以闡述。元代趙孟頫《蘭竹石圖》卷則作于大德六年，卷中繪拳石叢篁，石畔蘭花數(shù)株，花葉挺拔，姿態(tài)橫生。以《秀石疏林圖》為代表的趙孟頫竹石，將書法用筆運用其中，對竹畫予以大力發(fā)展，而從此卷則可看出其身為南宋王孫、繼趙孟堅之后對南宋墨花傳統(tǒng)的繼承。另一件藏于上博的《蘭竹石圖》軸，自署“為心德作”，為其晚年筆。

楊維楨《游仙詞冊》書于至正二十三年（1363）。冊中所書詩為道人余善和張雨小游仙詩，詩語甚奇詭，得到“性癖耽奇”的楊維楨的欣賞，其言：“讀至‘長桑樹爛天雞死’，客繞床三叫，以為老鐵喉中語也。又如‘一壺天地小于瓜’，雖老鐵無以著筆矣。”因此欣然為書之。游仙詩充滿想象的奇異風(fēng)格與鐵崖書法的奇崛恣肆恰相呼應(yīng)，反映出元末士人精神和心態(tài)變化在藝術(shù)上的投射。姚綬《拜張雨墓詩》、文徵明《金焦落照圖詩》、王寵《草書自書詩》、徐渭《草書杜詩》等，均以情性貫穿于辭章翰墨間，通過這些作品，得以細細品味藝術(shù)與文學(xué)交融的永恒魅力。

作者：段瑩?故宮博物院副研究館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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