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到香港以后才認識王世襄先生的。當然早聞他的大名，一直無緣相識。而真正有機會見到他，卻是在他與香港三聯發生糾紛的情況下，很有幾分尷尬。????

這顯然是對知識產權的誤解，為此王老覺得十分委屈

(資料圖片僅供參考)

1996年底，我剛到香港三聯任職，出版經理關本農就告訴我，王世襄先生因為對香港三聯不滿，要解除《明式家具研究》一書的出版合同。

深入了解問題的緣由，我知道王老對三聯的意見，其實主要不是為了這一本書，而是因為此前他在香港三聯出版的圖冊《明式家具珍賞》，沒有得到應有的報酬。

問清原委后，我明白事情不怪香港三聯。根源在1985年香港三聯和北京的文物出版社聯合出版了《明式家具珍賞》，為此雙方簽訂了一份“無奈的合約”（王世襄弟子田家青語）。因為那時沒有《著作權法》，合約簽得很不規范，雖然署名王世襄主編，卻是由文物出版社代行簽字（甲方），將這本書的版權（包括中文和各種外文版權）永遠轉讓給了香港三聯（乙方），合作條件是：甲方提供畫冊全部照片和文字，由乙方設計和印制。乙方須以實物向甲方（文物出版社及王世襄）支付報酬，這就是贈送甲方半成品（全部印刷完畢的圖書正文內頁）1400套。這一條，香港三聯是如約履行了的。也就是說，香港三聯付過稿酬。

這就帶來了兩個問題。

其一，這樣付酬合理嗎？以我的了解，合作出版，以實物（成品或半成品圖書）付酬，作為香港和內地出版社之間合作的模式，是符合慣例的，至少在當時。

其二，這樣合作是不是甲方（包括王世襄和文物出版社雙方）吃了大虧？我測算了一下，1400套半成品，大約折合14萬元港幣，這在80年代中期是一個非常巨大的數字，作為稿酬，數倍于當時一般圖書稿酬的標準。這筆錢可以說，無論對文物出版社還是王老本人，都是可觀的收益。那時王老一個月的工資才不過200多元呢。只不過，北京的文物出版社將這些半成品的正文內頁裝訂成書到市場上銷售后，并未向王老支付稿費，因為他們認為自己是書中全部照片的拍攝者和版權所有者，擁有畫冊的版權，王老只是他們請來的主編，于是僅用贈送100冊樣書向王老付酬。

這顯然是對知識產權的誤解，為此王老覺得十分委屈，認為自己被兩家出版社特別是香港三聯坑了。他不知道他的稿費應向文物出版社索取，也不知道香港三聯為出版此書曾經承擔很大的經濟風險，前期的制版費用已十分昂貴，后期的印制費用更是驚人，這曾經引起出版社一度虧損。他只是了解到此書經過大力推廣后接連重印并向臺灣地區和多個國家售出版權，香港三聯收入頗豐，覺得自己的利益被侵害，憤憤不平。本來，這份合約規定他的學術著作《明式家具研究》也按這種模式和香港三聯合作，但王老為了保護自己權益，立即要求終止合作，在補償了文物出版社一筆拍照費用之后，成功將《明式家具研究》的版權收回，于1989年2月和香港三聯單獨另行簽訂出版協議。

這樣，關于另一本書《明式家具研究》，王老和香港三聯的合約，就是完全符合國際出版規范的。出版前，由香港三聯一次性向作者支付文字稿費和照片使用費共計港幣6萬元，另附英文版稿費5000美元，兩項合計達10萬港幣，合同期限8年。但是，就在我到香港工作的第一個月，因為這份合約即將到期，王老來信通知香港三聯，準備結束合作。

當年那份“無奈的合約”是特定歷史條件下的產物

我第一次見到王世襄先生，算是巧遇。1997年春節過后，我赴港后第一次回北京出差，抽空到北京三聯拜訪董總，談話中推門進來一位老者，身穿灰色棉衣，圍著黑色的長圍脖，頭戴皮帽子，他就是王世襄先生。

董總介紹后，我遞了一張名片給王老。告訴他《明式家具研究》這本書，我們還希望和他續約。他聽了似乎很高興，并沒有堅持說要收回版權。他說話非常客氣，告訴我，他會給我寫信，有事在信里商量。

我回港后不久就接到了王老的信。他寫信用圓珠筆，字跡非常工整，而且用復寫紙拓寫。為了這本書續約，他大約給我寫過五六封信，每一封都如此。我猜他自留底稿，是要留下證據，以備發生版權糾紛。他那時對香港三聯的戒備之心非常重，當然這和我個人關系不大，他主要是對三聯的老一代領導人、前總經理蕭滋先生誤解頗深。但這樣一來，我們洽談續約就不順利了。

在這種情況下商談繼續合作，我們當然需要格外善待作者。和趙斌總經理商量以后，我們主動提出把原先的稿費制改為版稅制，重印時按10%的版稅付酬，這樣老先生可以比第一版出版時多得幾倍的報酬。王老欣然接受這一條件，但是，對于我們提出因為香港市場太小，圖書銷售很慢，準備重印3000冊，并考慮將其中一部分銷售到中國內地，老先生卻不同意，他表示，如果有一部分賣到內地，就一定要印5000冊。我幾番去信解釋，他都不肯讓步，一時雙方僵持。最后老先生來信，說雙方各退一步，按4000冊印，一言為定。于是我們寄上合同，王老簽了字。

續約條件談好了，但香港三聯發行人員聽說此事，意見頗大。他們說過去8年總共都沒有售完3000冊，未來5年怎么可能銷售4000冊？新書變成舊書，銷售只會一年比一年少。于是我們只得重新研究，壓下合同暫未簽字。誰知過了兩個月，王老沒有收到寄回的合同，又急了。他對我們的誠信提出質疑，懷疑我們利用他先簽字搞什么鬼，來信中把話說得極其難聽，有點老賬新賬一起算的味道。于是我對總經理趙斌說，此事恐怕不能再耽誤下去。趙斌覺得，事到如今，哪怕是苦果也要吞掉，所以同意就按4000冊簽約。我算了算，這筆版稅總共約32萬港元，若是書壓在庫里，是難免造成虧損的，但是想到王老對香港三聯的一腔怨氣，我們以為需要安撫老先生的情緒。趙斌說：“《明式家具珍賞》出版，王世襄沒有從文物出版社拿到報酬，我們在《明式家具研究》上多給他一點，算是我們的心意。”

不過，王老大概不會領我們的情，這是在商言商的談判，何況，兩本書的報酬原本就各不相干。但是，香港三聯以這樣的條件簽下《明式家具研究》的續約協議，真的是在作虧損預算，當時就可以預見，這盤棋沒有勝算。這樣做的結果，是到了2002年合約再次期滿又要續約時，由于庫存尚多，我們已經無法承諾再次重印此書。于是香港三聯關于《明式家具研究》一書與王世襄的版權合作只能到此結束。

然而到了這時，王世襄先生也感覺到需要解決《明式家具珍賞》一書的版權問題了。當年那份“無奈的合約”是特定歷史條件下的產物，當時中國的《著作權法》還沒有實施，如此的版權合作無法可依。但是現在，一切都可以在法律框架下重新研究解決。所以在2002年底，王老委托了律師，分別與文物社和香港三聯交涉，整個過程，我是直接參與者和當事人。

我和時任文物出版社社長蘇士澍通了電話，都覺得這件事用不著訴諸法庭。盡管那份“無奈的合約”是無期限的授權，原本沒有“結束”一說，盡管文物出版社作為圖冊中全部照片所有者確實也應享有一部分的作者權益，盡管香港三聯當初花費數倍于基本稿酬的巨資簽下如此協議是為了買斷這本圖冊的全部版權，但到此時，我們都不愿意再斤斤計較了。于是我們兩社和王老共同起草了一份協議，本著尊重歷史的態度，兩社都聲明確認，王世襄本人是《明式家具珍賞》一書唯一合法的著作權人，應依法享有著作權人的全部權益。王老則主動表示放棄對香港三聯和文物出版社在本協議簽署之前出版“珍賞”或授權他人出版“珍賞”行為的“任何版權訴訟請求權”，同時放棄對兩社此前出版“珍賞”所獲得利益的追索權。于是圍繞《明式家具珍賞》的版權糾紛至此了結。此書后來由王老另行授權文物出版社制作出版。

版權問題是順利解決了，但是不能不說，在這場糾紛中，有一個人卻承受了難言的委屈，他就是香港三聯的前總經理蕭滋先生。

明式家具熱潮，從香港掀起；明式家具走向世界，從香港出發

不少出版界同行都知道，蕭滋先生對于王世襄的明式家具研究是獨具慧眼的。隆重介紹王世襄先生，蕭先生可謂有膽有識。

1982年，蕭滋和香港幾位出版界同仁一同到北京組稿，在文物社提供的選題目錄中，他一眼看中的就是王老的著作。據他自己解釋，他是因為早年做外文圖書進出口工作時，曾經注意到德國學者艾克用英文寫的《中國花梨木家具圖考》（Chinese?Domestic?Furniture）在香港和歐美市場上都受到關注，表明中國家具已經開始進入收藏家的視野。他由此相信這種題材的書，在香港這個狹小市場上應該是有條件出版的。

但是，王老當時交給文物社的著作，與艾克那一本不同，它不是關于明式家具的圖冊，而是一本以文字為主的大部頭學術著作。蕭滋擔心此書以如此面貌出版會造成經濟上的較大虧損，所以大膽建議，把這部著作一分為二，首先沿用艾克那本圖冊的思路，將著作中的圖片抽出來編成一部以圖為主的大型圖冊，待圖冊產生影響后，再集中力量打造一本高質量的學術著作，這樣前一本圖冊如有盈利還可以補貼后一本學術著作的虧損。蕭滋的建議得到文物社和王老本人的認可，于是王老的著作便被拆分成《明式家具珍賞》和《明式家具研究》兩批出版。

從經營策略上講，蕭滋的策劃思路無疑是正確的，但是他當時并不能確保明式家具的圖冊可以盈利。他的測算，是即使盈利，大概也要在重印并售出海外版權之后，而并不是立即可以見到。但這些話，他并沒有告訴王老，更沒有說香港三聯即使是先做這本圖冊，按照與文物出版社合約規定的合作模式，也仍然承擔不小的經濟風險。以至于王老從來沒有意識到蕭滋選擇出版《明式家具珍賞》，只是因為看重了這部書的藝術和文化價值，而并不是為了賺錢。王老不了解，作為一個在香港備受敬重的文化人，一個著名的出版家，蕭滋一生都從沒有把賺錢看得特別重要。

無論如何，大型圖冊《明式家具珍賞》的出版成功了。1985年8月，王世襄先生親赴香港參加《明式家具珍賞》新書首發式，一時引起轟動。這是中國人有關明式家具的著作第一次呈現在世界面前，王老為此非常振奮和激動，他為蕭滋先生題詞：“從此言明式，不數碧眼胡”，意思是說今后研究中國的明式家具，要看中國人自己寫的著作了，顯示出一種發自內心的自豪和愉悅，而他給責任編輯黃天的題詞“先后奮戰，共慶成功”，表明他對香港三聯的編輯出版工作十分滿意。

但是，因為出版后沒有拿到稿費，王老對香港三聯的態度頓時有了很大轉變。由于不能了解香港三聯的經營情況，所以他內心中的猜疑轉變為對蕭滋的誤解和怨恨。不久蕭滋退休，王老致香港三聯新任總經理的信這樣說：

“大家都清楚：當時了解《明代家具珍賞》一書的國際行情，可以出多種文本及一文多本（如英文本就有五個）暢銷全世界的是蕭滋先生。瞞著作者，將他蒙在鼓里，和文物社搞非法交易，用1400本畫冊內文頁換取作者所有的世界各種文版的版權，也是蕭滋先生。大陸作者多年出不了書，對《版權法》又一無所知，因此有機可乘，只須略施小技，給點小恩小惠，便可使他俯首帖耳，感恩不盡，撈到大便宜；了解以上情況的也是蕭滋先生。總之，蕭先生的精心策劃，掘了陷阱讓人跳，實在不夠朋友。盡管他為貴店撈到了便宜，但實在不光彩！他本人和貴店必將為此付出代價，至少是聲譽上的代價！”

這分明是說，蕭滋為王世襄出書根本是一個陰謀，而香港三聯也參與了坑蒙拐騙。

這些話對蕭滋先生的不公平顯而易見。但蕭滋本人當時對王世襄的態度只是風聞，不得其詳。直到大約15年后，就是在王老和我們解除《明式家具珍賞》合約的前后，王老為了了卻這樁心事，做了兩件事：一是將那份“無奈的合約”交給他的入室弟子田家青保存，囑田在將來適當的時機發表出來，立此存照，以鑒后人；二是接受《中華讀書報》記者采訪，把他心中關于《明式家具珍賞》的苦水盡數倒出。這篇文章引用了他上面這封信，被蕭滋看到了。

蕭滋先生的心顯然是被狠狠地刺傷了。當時我正在香港三聯主持出版工作。聽到三聯很多同事議論，大家都對蕭滋抱以同情，給他以安慰。

平心而論，王世襄著書立說，付出的心血和辛勞沒有得到應有回報，他的不滿和憤怒，我們都能體諒，他有火氣要撒，我們也能理解。但這既不是蕭滋的過錯，也不是香港三聯的責任。相反，應該承認王世襄是從香港三聯走向海內外，走向全世界的。香港三聯以達到國際水準的圖書制作形式，將這兩本著作推向國際市場，奠定了王世襄作為“明式家具學”創始學者的尊崇地位，使其贏得了全球文博界的高度贊譽，蕭滋作為出版策劃人和主持者，功不可沒。這兩本書的責任編輯黃天在一次演講中談到，這兩本書在香港出版，使香港獲得先機，很快便成為明式家具的集散地：多少家具珍品由此出口海外；但若干年后，又回流香港，甚至重返內地。明式家具熱潮，從香港掀起；明式家具走向世界，從香港出發。他所講的情況，大抵符合事實。然而這一切的背后推手，正是蕭滋先生。

《中華讀書報》那篇長文發表以后，我和蕭滋先生幾次提起此事，相信這是他的一個心結。勸慰的同時，我想請他撰文澄清事實。但沒想到這位儒雅的老人只是付之一笑，說：“是非功過，由后人評說吧。”

“蕭滋也有委屈，為什么我不能替他說呢”

此后又是十幾年過去，這件事差不多被人淡忘。誰想因為王世襄弟子田家青出版《和王世襄先生在一起的日子》一書，按照王老的遺愿公開了那份“無奈的合約”，使得《明式家具珍賞》的版權糾紛再次成為媒體話題。

一直緘口不言的蕭滋先生已經年過90，但這次他有點忍不住了。此時我已經返回北京多年，蕭滋先生給我來電話，講了自己內心的感受，說：“在《明式家具珍賞》這本書上，王世襄的確吃了虧，我覺得不好意思，所以30年中他講了那么多罵我的話，我都沒有回應，我覺得這是歷史造成的，就讓它過去吧。可是田家青又把它翻出來，我不能不說清楚了。”

于是蕭滋先生在《中華讀書報》發表了一篇回憶性的長文，說明當年香港三聯是怎樣費盡心力把《明式家具珍賞》做成傳世經典的。老先生依舊保持儒雅風范，他沒有去爭辯什么，只是講自己做了什么。文中雖然提到香港三聯為了制版花了14萬港元，相當于香港普通人家半套單元樓房的價錢，但是既沒有公開當年的成本和效益賬目，也沒有講述發行此書先虧后盈的過程，甚至沒有提到當時香港三聯承擔的經濟風險，更沒有說明三聯曾經向甲方（文物出版社及王世襄）以實物形式支付過巨額稿費。我讀了文章以后，打電話對蕭滋先生說，有些話也許他不方便說，我來寫文章幫他說吧，他未置可否。

我聯系了田家青，責怪他為什么要在自己的書中刊出這篇“無奈的合約”，他說，這是王世襄先生正式托付給他的事情，他怎么能不履行責任？田家青也是香港三聯和北京三聯的骨干作者，與我關系甚好，聯系也相當密切。他對我很信任，寫了文章常常會提前發給我，聽取我意見和建議。他這本《和王世襄先生在一起的日子》，就是我在北京三聯工作時出版的，稿子我曾經看過，但看的只是文字稿，而“無奈的合約”是一個加了說明的照片插圖，我在發稿前未曾見到。現在印在書上，我覺得有點對不起蕭滋先生。便對田家青說，關于王世襄與蕭滋之間的恩怨，我恐怕要寫一篇文章。田家青回說：“你可別寫，你如果寫了，我還得回應，那么咱們兩人不是打起來了嗎？”我說：“我只講客觀事實。王世襄有委屈你要替他說，蕭滋也有委屈，為什么我不能替他說呢？文章寫好了我先給你看。”

后來，我寫了一篇長文，題目是《王世襄的版權公案》，全面回顧了這本圖冊出版的前前后后，分析和評論了“無奈的合約”產生的緣由，對王世襄先生的維權行為抱以同情和理解，同時強調作者被侵權的責任并不在香港三聯一方，蕭滋先生不但無過而且有功。

我把文章寄給田家青過目，他沒有表示異議。

于是我在《南方周末》發表此文，引起一定反響。蕭滋先生看了，電話里連說謝謝，謝謝。我想，這篇文章大概將他的心結解開了。

幾個月后，我到香港看望蕭滋先生。他握著我的手，很用力，兩眼深情地望著我。聊天聊到一半，他忽然進入內室翻箱倒柜。起初我不知他要找什么，等他拿出一只卷軸，才明白他又要贈我墨寶。他是知名書法家，作品在香港大會堂展覽時曾經獲得大獎。這次他拿出來的是一幅以一絲不茍的工整的小楷臨寫王獻之的長卷作品《洛神賦》，文末有跋曰：

“晉王獻之小楷洛神賦傳至唐代只存十三行，余已臨習多遍，茲試以大令筆意書寫全文，如能得其十一于愿足矣。”落款為“戊子初春蕭滋書于香江”。

他展示后很鄭重地贈我，囑我收藏，說是留個紀念。他強調這是他十年前的作品，是自己最滿意的一幅，同樣的水平，現在已寫不出。我被此情此景深深感動，受寵若驚，簡直不知說什么好。

一切盡在不言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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