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金庸先生所著的《天龍八部》中，智光大師為了點化復仇心切的喬峰，留下經典的“32字箴言”后便坐化圓寂了。這短短的四句箴言，打頭便是“萬物一般，眾生平等”。但很多時候，相比偉岸智慧的人類，渺小卑微的蟲兒多少有些不值一提，甚至還成為了人類“指桑罵槐”的對象，比如目光短淺有如夏蟲，因為“夏蟲不可語冰”；比如自不量力有如蚍蜉和螳螂，因為“蚍蜉撼樹”“螳臂當車”；又比如自取滅亡有如春蠶，因為“作繭自縛”。而朱贏椿、半夏、龐余亮、楊小峰等作家，則決意跳出這樣的人類思維定勢，轉而和蟲子打起交道，并和它們結成益友。

人眼和蟲眼的對視

神奇的造物主賦予了人類和昆蟲諸多不同，最為典型的或許就是“人類球形單眼”和“昆蟲復眼”的千差萬別。在童年時代，幾乎每個人都有過凝視昆蟲的經歷；而當我們穿梭于街道、廣場和公園時，是否也經常會接受各種昆蟲的檢視？

(資料圖)

生物學專業出身的半夏，在她一系列關于昆蟲的書籍中，經常會提到“對視”這個概念，這不禁讓人聯想到達爾文對法布爾的那句“無與倫比的觀察者”的贊譽。在《迷蟲記》的扉頁，半夏就寫道：“我人類的單眼與蟲蟲的復眼對上了，我開始四處看蟲蟲。”在另一本《與蟲在野》中，她不僅將首篇文章命名為“與一只綠頭蒼蠅對上眼”，而且全書一半左右的篇幅都被歸類在了“人蟲對眼錄”中，記敘著她與昆蟲之間相視相隨的故事。

與半夏置身曠野的“人蟲對視”不同，朱贏椿《蟲子旁》里的“對視坐標”，則是他執教大學里的一片固定區域。那些群居于朱贏椿工作室前前后后的大小昆蟲，都被他認定為是天地之間毫無差別的“左鄰右舍”。無獨有偶，楊小峰的《追隨昆蟲》也辟出專門章節，并命名為“與蟲為鄰”和“同處一室”，前者講述那些在生活中擦肩而過的“偶遇者”，后者則介紹同一片屋檐下朝夕相處的“隱居者”。對于楊小峰來說，這些昆蟲有不少堪稱“鄰居”，但還有一些已儼然成為“室友”。人類俯視昆蟲、昆蟲仰視人類，似乎是無需贅言的“自然法則”，但朱贏椿們則都不約而同地拉平了這些高斜率的非對等視角，在他們看來，天地萬物誰又不是那個普普通通的生靈？

朱贏椿的《蟲子旁》就很好地呈現了這種“無差別的對視”。比如面對一旁觀戰的“我”，以弱勝強的椿象，轉身就擺出“一副得勝者的姿態”，仿佛也把“我”當成炫耀戰績的同伴；又比如面對澆向菜園的幾桶大水，被驚擾了清夢的蠼螋“高舉雙鋏一張一合，向我抗議示威”，就好比是在向某個搗蛋的伙伴表示不滿。與此同時，那些生發于人類之間的情感，也被朱贏椿傾注或者說是賦予在了各式各樣的昆蟲之上，比如作者替一只捕食蜈蚣的小螞蟻“捏了把汗”，因為兩只爭得你死我活的昆蟲“陷入兩難”；又比如他臆想著一只回到地面的螞蟻充滿著“沮喪”，兩只依偎在一起的西瓜蟲“好像一輩子都不會分開”。這些普適的情感，自然而然地流淌于萬物生靈之間，讓他們通過相互的注視和彼此的理解，完成了跨越生命體征的貫通和交融。

人語和蟲語的溝通

人類講究的是語言，而昆蟲只會啾啾，似乎根本不存在溝通交流的可能。不過，如同二郎神的“第三眼”可以洞見他人之所未見一樣，朱贏椿似乎也有一套足以和昆蟲流利對話的神奇招數。

繼《蟲子旁》之后，朱贏椿又相繼出版了《蟲子書》《便行鳥》等一系列足以讓人驚掉下巴的“天書”。稱之為“天書”，看似無稽之談，其實毫不過分。比如翻遍《蟲子書》的每個角落，除了版記，竟難以尋覓任何一個通用文字，朱贏椿記錄下了蜘蛛、蝸牛、蚯蚓等昆蟲的爬行痕跡，然后將其拼湊組合，就“堂而皇之”地以“詩”名之。更令人匪夷所思的是，在接受媒體采訪時，朱贏椿竟然還煞有介事地模仿著“蟲語”，朗誦起這些“莫須有”的詩作，讓人直呼真假難辨。朱贏椿將昆蟲視為“造物的神奇”，也將那些爬行的痕跡看作“生命的偈語”，對他而言，每只渺小的昆蟲，都蘊含著“隱秘的偉大”，語言的壁壘并非人蟲交流的絕對障礙，人類應該放下傲慢，重新認識它們。

在《蟲子旁》的尾篇，朱贏椿寫道：“我的童年是在鄉下度過的，那時候沒有什么玩具，也沒有什么圖書，只能對身邊的花草和地上的蟲子感興趣。”而在另一篇訪談中，朱贏椿又補充道：“當時覺得自己的童年挺灰暗的，等到中年創作的時候，一回首，才發現童年是彩色的。”朱贏椿的這兩段話，定會讓有著同樣經歷和感知的龐余亮大呼“知己”。和朱贏椿一樣，龐余亮的《小蟲子》也創作于人生的中年，追憶著年少時和蟲子們朝夕相伴的“彩色時光”，作家藉此完成了一段跨越時空的“人蟲對話”。

成名于詩歌，后又寫作小說和童話，并因散文榮獲“魯迅文學獎”，龐余亮多元的創作經歷，也讓他的《小蟲子》相比其他“昆蟲隨筆”，多了幾分詩性，增添了不少引人入勝的童趣和故事性。在龐余亮筆下，人與蟲的溝通已不再限于外在的表達，而是更多地延展到了對心靈的見證和慰藉上，作家看似是在寫蟲，實則更是以第三人稱的全知視角，旁觀著那些與昆蟲息息相關的童年生活。比如龐余亮寫棉鈴蟲的“鉆心”，實則是寫父母間的打斗；寫麗綠刺蛾幼蟲的“刺毛”，又是在寫父親的訥言和粗暴；至于寫天牛的“大力”，則是還原了自己童年的天真和淘氣。隨著時間的流轉，關于貧窮童年和疼痛親情的記憶都已褪去，但那些潛伏在大自然之中、隨時會探出身來的昆蟲，則有如洞察一切的神靈，不經意間總會“扯出我在人間的苦根”，如同波蘭作家奧爾加·托卡爾丘克所說：“自然就是一種更高形式的‘自我’，我們是它不可分割的部分。沒有大自然，我們根本就無法完整地存在。”

人生和蟲生的交融

在2000多年前的儒家經典《大戴禮記》中，天下之蟲被分為羽蟲、毛蟲、甲蟲、鱗蟲、倮蟲等五個類別，人類也位列其中，與青蛙、蚯蚓等同屬“倮蟲”，并且還自詡了個“倮蟲里的尊者”的頭銜。人與蟲被如此自然地相提并論，這至少可以說明，我們的老祖先從未把自己和那些令人眼花繚亂的蟲類分出涇渭。

半夏的《與蟲在野》在不同章節摘引了古人對于各種蟲類的記敘文字。在早至戰國時期的《爾雅》里，就有一段關于金龜子的描述頗為有趣：“今甲蟲綠色者，金碧熒然，江南有之，婦人用為首飾。”可見2500年前，聰明細膩的江南人就對金龜子漂亮的甲殼產生了興趣，并將其和金銀玉犀一道，作為婦人梳妝打扮的飾物，只不過相比后者，前者可能更為日常，也更接地氣。對于金龜子，古人是“因愛而取之用之”；對于螞蚱，古人則是“因恨而捕之滅之”。在《螞蚱這廝這肉》中，半夏摘引了《詩經》里關于火燒蝗蟲的描述、白居易筆下關于蝗蟲漫天的詩句，也講述了云南等地捉蝗蟲、食蝗蟲的民間習俗。與蝗蟲的戰爭幾乎覆蓋了整個華夏大地，貫穿了整個農業史，可以說，蝗蟲衰則農業興、農業興方能百姓安，“蟲命”關乎著世世代代的“人命”。

既然人蟲之間相愛相殺的歷史如此之久，那么，人類從蟲類身上悟出點生命道理、得到些智慧啟迪，當然也是合乎情理、意料之中的事情。半夏的《蟲語者》多次提及蜂類，比如寫到科學家從雌樹峰的鑿孔本領得到啟示，發明了“更有效率的外科手術探針”；又比如引用一條被訛傳為“愛因斯坦說”的論斷，寫到“如果蜜蜂從地球上消失，人類將只能再存活四年”，由此證明，包含昆蟲在內的生物體系對人類生存重要性的不言而喻。相比較半夏的“具象”，楊小峰則顯得有些“抽象”，或者說是更為發散。在《追隨昆蟲》中，當作家看見一對在樹上纏綿的馬陸，則立馬勾起腦海中對于羅丹雕塑《吻》的記憶，甚至于馬陸“每一個角度的變換”都能讓他聯想到“雕塑的對應角度”；而當瞧見樹木被蛀蟲侵蝕過的“旋渦般扭轉的輪回”，又立馬想起梵高的名畫《星空》，仿佛有異曲同工之妙。現如今，人們早已無法得知那些舉世聞名的藝術作品究竟啟智于何處，但顯然也難以否認，羅丹、梵高們的藝術靈感，和自然界里那些隨處可見的“昆蟲導師們”有某種微妙的關聯。

享譽世界的偉大小說家納博科夫，同時還是一位偉大的昆蟲學家。這位在自傳《說吧，記憶》中自稱“我一生都在捕捉蝴蝶”的鱗翅類昆蟲狂熱愛好者，用有如蝴蝶般絢爛美麗的文字和令人如癡如醉的生動細節描寫，建構起了獨一無二的虛構世界。想必任何評論家都無法否認納博科夫“小說家”身份和“昆蟲學家”身份的合二為一，或許我們更應該這樣認為，正是因為有了無數次與昆蟲的對視對話，“作家納博科夫”才得以從“昆蟲學家納博科夫”的影響下逐漸浮現出來。

關鍵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