展覽：譬若香山：犍陀羅藝術展

展期：2023.3.16至6.15

地點：故宮博物院

(資料圖)

誰還記得中學教科書上的仰韶小口尖底瓶？用它做打水實驗是一代學生的記憶。小口尖底瓶一直被認為是汲水器，學者實驗時卻發現瓶體重心靠上，汲水功能存疑。2021年第四次仰韶村遺址考古發掘，出土并化驗出陶器底存留谷物類的酒發酵原料，對比世界范圍古羅馬、古希臘、古巴比倫等文明出土的尖底瓶主要用于釀造或盛放酒類，加之對甲骨文“酉”字至楷書“酒”字的演變研究，最終推斷仰韶小口尖底瓶其實與釀酒關系緊密。

今天考古學與多學科交叉研究得出的結論雖然更加嚴謹，每當回看小口尖底瓶課題的突破，仍要感慨與他者文明參照比對的重要性。考古學研究范式離大眾有距離，人們在觀看文物時雖只是接受多次闡釋后的知識，文物展卻總能啟示我們透過歷史的眼光在“同”與“異”的對立下，“自我”與“他者”的互換中，運用“小口尖底瓶式”的方法去接納新知。

無佛像時代的象征物崇拜

故宮博物院“譬若香山——犍陀羅文明藝術展”對我們來說，正是對早期佛教藝術極好的知識納新實踐。有觀眾看展后感慨，難以想象公元2-5世紀的造像已經美得如此攝人心魄，竟然在故宮紅墻里遇見了“最熟悉的陌生‘佛’”。

犍陀羅位于今天巴基斯坦和阿富汗境內。古代這里是絲綢之路連接南亞次大陸的重要樞紐，地中海文明、伊朗文明、中亞草原文明和印度文明在此交匯。佛教誕生初期離開印度后，正是在此完成“飛升”：從佛像出現、菩薩理念的興起、救世主理念加入、佛傳、佛本生故事的增加和再造，經歷犍陀羅多文化熔爐鍛造，逐步成為更加兼容并包乃至影響整個東亞和世界的信仰系統。中國自漢魏時期接受的佛教當源自犍陀羅。

在不少觀眾認知中，梵文是佛教自產生以來的通用語，否則西行求法的僧人玄奘和歷代學者為何必精通梵語？不全然如此，早期佛教經典便是用犍陀羅佉盧文寫成，而并非梵文。

自釋迦牟尼于公元前6世紀涅槃，佛典以口耳形式相傳。在貴霜帝國統治下的犍陀羅，統治者鼓勵佛教寫經和文本文學，慢慢將口語傳播的經典書面化。其實梵文作為知識精英“用于撰寫文章的雅語”，也許在之后的傳播中才逐步替代了犍陀羅語。《犍陀羅文明史》作此類比：“佉盧文的俗語和歐洲中世紀的拉丁語一樣，是宗教傳播中擔當語言中介的角色。”

今天的學界傾向以民眾用的口語和犍陀羅語及其文字佉盧文本作為重要研究資料，因而更看重佛教以傳入中國后（約2世紀至6世紀）源自犍陀羅語的漢譯佛典，現存的11至17世紀梵文本不再絕對。本次展出的一件來自巴基斯坦西北部斯瓦特地區的佛足石，帶有佛陀初次講法的“初轉法輪”圖樣，下緣用犍陀羅的佉盧文題刻“佛陀·釋迦牟尼之足印”，足見佛教在早期對佉盧文的倚重。

這件佛足石在唐朝僧人玄奘《大唐西域記》有記載，曾經在犍陀羅地區當地被當作圣物朝拜。大家難以想象有形無像的佛教參拜，這與今日的常識相悖——最初的佛教信仰在公元前5世紀至前1世紀前后恰是“無佛像時代”，佛教藝術只是通過圣樹、圣壇、法輪及佛足印一類的象征手法來暗示佛陀的存在。這在當今看來有些不可知論意味的信仰方式，或許發源于當時的佛教信徒認為業已涅槃的佛陀，“既不可視也不可再現”吧。至大乘佛教興起之時，才逐漸產生了以人的樣貌為原本的佛造像。很可能第一尊佛像就是在犍陀羅出現。

展出的佛足印的年代其實比較晚，而即便有了佛像，人們對其他象征物的崇拜依然不衰。7世紀時玄奘西行途經犍陀羅地區，藝術中心早因局勢動蕩從此地轉移，上述這樣的佛足石刻、舍利塔等無佛像時代的題材仍多見在美術遺存中。可以肯定，他一路所見的佛教藝術早已登峰造極，如貴霜王朝迦膩色伽大塔般恢宏。可無從猜測當他與造像對視時，有沒有體驗到信仰之外來自審美層面的震撼。

當異域的佛陀本土化

犍陀羅佛像與我們傳統認知中的佛教造型差異很大——以唐代興建的龍門石窟像為例，佛像面部圓潤，已固定體現本土審美特點；而犍陀羅藝術特征中佛像面部橢圓，有典型的希臘藝術特征，故被稱為“阿波羅式”。佛像的背光或也源自阿波羅。與背光有關的還有“眉間白毫相”，推測來自希臘文明。迦畢試地區的焰肩佛像，是過去描繪當地君主的手法，在我國新疆多處可見類似。

展廳佇立一尊重要的白沙瓦博物館藏佛立像，如真人大小，鼻梁高挺面似歐羅巴人，一腿微曲重心凸顯，具有典型古希臘、羅馬雕塑特征。袈裟下仍見軀體之美，這樣的表現手法或間接關聯著中國美術中的“曹衣出水”。這件典型犍陀羅風格造像作于公元1-2世紀佛教飛升的早期。

如此讓人熟悉又陌生的美源起何處？進度條拉回貴霜帝國統治犍陀羅前。公元前195年，希臘-巴克特里亞人征服犍陀羅。大量希臘的藝術家和工匠將希臘文化藝術傳入犍陀羅地區。這些文化傳統和佛教信仰結合，發展出獨特的雕塑藝術，造就了佛像雛形。展覽的第一部分“香遍國——多元文化下犍陀羅文明的誕生”以典型的希臘式化妝盤、河神像、酒神金碗呈現了該時期來自希臘-羅馬的影響。這時期更促進了犍陀羅佛教藝術對不同文明符號的吸納：來自希臘神話的赫拉克利斯變身保護佛陀的執金剛神，來自印度教的帝釋天、梵天成為佛教中的重要角色……

除了觀賞佛教“飛翔”時期的單體造像，在展覽第二單元“犍陀羅藝術的輝煌”呈現的浮雕作品里，還可以看到佛教早期用于教化善惡的“佛本生”故事，以及大量融合外來神祇符號的“佛傳故事”。在敦煌莫高窟壁畫中的乘胎入象、夜半逾城、樹下苦修等題材展品都有覆蓋。其中燃燈佛授記對佛教藝術有重要意義，肯定了未來佛的神圣唯一性，因而在中國古代君權政治中也有過靈活借用。

公元6世紀因犍陀羅地區受戰亂影響，藝術中心轉向周邊斯瓦特和克什米爾地區。與兩地風格各自融合后，佛教藝術順著喜馬拉雅橫縱地勢中的河谷傳入我國西藏阿里等地，再與本土苯教結合，創造了獨特的西藏風格，成為藏傳佛教藝術來源之一——這也正是展覽第三部分“犍陀羅藝術的余輝”所展示。至此，看展中感受到的“異同性”是否幫我們縫合接納了新知？

最熟悉的陌生佛

今天的巴基斯坦國作為犍陀羅文明盛放之地，在上世紀英國殖民時期出現過“犍陀羅在印度次大陸，犍陀羅學在國外”的尷尬情況，不利因素令印巴學者的工作難以實質推進。至上世紀七八十年代，印巴學界開始質疑西方觀點，譬如過于以西方古典藝術標尺衡量犍陀羅藝術，并借助本地古典文獻進行比對研究，力將犍陀羅主題置于一個更大的文明框架中。如今，淺顯來講，面對“國寶”，印巴學者的視角出現了根本性轉換，架構出基于本土文化對犍陀羅文明的重讀方式。

實際上考古學一直與美術史、民族學、人類學等關系緊密，學術共創是共識，因而研究成果也會捎帶其他學科的底色。在媒體以傳播為目的導向下，一些與國族理念相近的元素常被無意間替換、放大，導致誤讀。這現象值得思考。

今日我國研究犍陀羅藝術的主旨何在？佛教研究的最初階段，西方認為存在一個產生于古印度“原本的”佛教，在傳向東亞、東南亞過程中與不同文化因素雜糅而呈現不同面貌。對佛教史是“退化”歷史這一立場，中國學者認為我國研究不應止于漢譯佛典、西行求法，而應更提倡關注犍陀羅，尤其是具有原典性質的佉盧文的文獻，才可以讓研究跳出既往范式。策展人羅文華先生也表示：“本次展覽是故宮對藏傳佛教研究的新拓展、補充。”也許“最熟悉的陌生佛”不失為對諸多佛教研究課題的絕妙總結。

同時，與巴基斯坦開啟文化共通課題是否意味更多？展覽中文標題“譬若香山”取自《彌勒大乘經》，表現出對佛教理想國的浪漫投射，英文標題似乎補充了當今研究犍陀羅藝術的深意。故宮博物院本次“譬若香山”大展，讓國內觀眾探秘早期佛教藝術，近距離觀賞中古文明之美，也許以后會成為由犍陀羅藝術承載、闡釋的雜糅議題在今時今日的注腳。

關鍵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