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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圍今年上海國際電影節亞洲新人獎單元的《梅的白天和黑夜》，很可能屬于“上海題材”中的少數派，它沒有桐蔭花影里風花雪月的愛情故事，既不屬于衣香鬢影的花樣年華，也夠不上大浪淘沙的海上傳奇，這電影里的主角是一些被時代和時間的湍流留在沙灘上的、褪色的小人物，他們四散在城市的角落里過著隱秘的生活。而這樣的“上海題材”，又不該是少數派，因為它聚焦的人群和他們的生活——那些游弋在寂寞和計較之間，顫顫巍巍又斗志昂然投入社交的老年人們，匯入了這座城市的不能掙脫的底色，構成了上海市民文化的土壤。

導演羅冬初衷想講述“父輩的故事”，他為了籌備劇本做田野調查時，認識了“玉梅阿姨”，她讓羅冬的創作轉向預料不到的方向，進入意外叢生的一段冒險。在這段旅程的終點，介于非虛構和虛構之間的《梅的白天和黑夜》，確實制造了圍繞著“我們的父輩”的新視角和新敘事。

羅冬第一次遇見“玉梅阿姨”是在南京西路的“三五大廈”自助餐廳，她和老姐妹們與一群老爺叔在此聯誼。不久后，羅冬去著名的老年聯誼點——宜家餐廳做調查和采訪，又一次遇到“玉梅阿姨”。兩次相遇，他從這個毫無社交負擔的老阿姨身上了解到的訊息，讓他的興趣從“這一群”的地毯式調查轉移到“這一個”。

“玉梅阿姨”出生于1947年，高中畢業后，她以紡織廠工人的身份參與援疆，她自稱，在建設兵團的那些年，她的花名“阿克蘇之花”。她在異鄉經歷了一段短暫的婚姻，把一雙孿生兒女留在那里。為了回上海，她接受父親的安排，嫁給了一個南匯青年。第二段婚姻持續的時間比第一段更短，她在懷孕時就和丈夫撕破臉鬧離婚，雙方扯皮鏖戰長達兩年，最后她帶著女兒回了永康路的弄堂，從此與第二任前夫死生不相見。女兒成年成家，與她關系淡薄疏遠。父母去世，姐姐賣了家里的老房子，住在郊區的別墅里，她恨恨然：“我才不要去給她做傭人。”永康路的亭子間樓梯逼仄，她租掉這間網紅街區的陋室，在上海地鐵沿線的郊野之地尋找廉價的出租屋，永康路和廉租房之間的差價成為她晚年生活的儲備金。

“玉梅阿姨”背負的過去沒有正面出現在銀幕上，當羅冬決定跟拍她時，他鏡頭對準的是她此時此刻步履不停的生活。七十多歲的老太太，每天在沒有暖氣、熱水和獨立衛浴的城鄉結合部平房里醒來，上海陰寒入骨的一月，她在戶外洗臉刷牙，回到房間里簡單鍛煉，然后梳妝打扮，一絲不茍地抹代表著老派上海的銀耳珍珠霜，搽熒光芭比粉的唇膏，拉上拖車出門，坐輕軌換地鐵從城市的東南郊到城市中心的復興公園，或西南邊漕河涇的老年舞廳，或西北角的宜家賣場，有時，她要一對一地約老先生見面，會選定召稼樓這樣的古鎮。她不知疲倦地穿梭在上海越來越大的城區，至于她的過去、她的秘密，就像一張考驗耐心的拼圖，隱在表面活色生香的老年社交生活的背面。

最初羅冬決定跟拍“玉梅阿姨”時，有過猶豫，他擔心無法和玉梅阿姨建立起彼此信任的坦誠關系，也糾結于拍攝倫理，惶恐攝制組會破壞阿姨和她的朋友們的生活節奏。但“玉梅阿姨”飛快地打消了他的種種疑懼，“從第一天起，她就根本不在乎拍攝鏡頭的存在”。雖然羅冬也為此費解過，他在拍攝的同時用了相當長的時間去觀察，“玉梅阿姨”究竟是心態足夠開放，還是她根本是強烈的表演型人格？最后他接受了，這兩者是互為表里的，鏡頭存在或不在，她始終是自洽的。

羅冬帶著攝制組日復一日隨“玉梅阿姨”輾轉于公園、老年舞場、棋牌室、平價餐廳和租房中介，鏡頭不帶預設地見證了上海平民老年生活的種種出人意料又該在情理之中的片段，它們何其熟悉，又在銀幕上何其有沖擊力，因為這些老年群體，長久以來在追求體面的主流敘事中是不可見的。在人間，火熱的生活往往意味著不可回避的粗俗的欲望，《梅的白天和黑夜》用驚人的誠實面對了這點。在瑞金路有房子且臘月里穿皮褲的老先生，走到哪里都被老太太圍著；老年人約會按中意程度細分成逛公園、去免費的宜家坐坐和單獨喝咖啡；驕傲的老太太絕不愿選有跳舞搭子的老先生；一個經常被老太太們嘲笑的、看起來腦滿腸肥的老爺叔，卻是熱愛閱讀的老年維特……

在積攢了大量拍攝素材后，羅冬在剪輯中進行了戲劇構作，串聯起“玉梅阿姨”從一段不成功的聯誼關系飄到下一段，從一個不滿意的住處尋到下一處。那些原生的素材會不會有更緊湊、更強烈、更有戲劇性和問題意識的構作方式？也許是有的。但《梅的白天和黑夜》現在的模樣維持了一種溫柔體恤的開放感，仿佛安靜地凝視著市儈土壤里，無聲無息地開出一大片野草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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