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一個從起始到結束有27年之久的故事——“羅建功打官司”。這個故事紛繁復雜，涉及政治、經濟、社會、文化、司法等，議題包括地方鄉(xiāng)紳權勢、改革大政、家族遺產繼承、婦女解放運動等，講述這個故事的是吳錚強所著《羅建功打官司（1914-1940）：鄉(xiāng)紳權勢、宗祧繼承和婦女運動》（以下簡稱《羅建功打官司》）。

先說故事的梗概：

事件發(fā)生地，浙江省龍泉縣蓋竹村。1913年，羅建功的伯父羅獻琛去世，留下大量遺產，卻沒有子嗣。羅獻琛的遺孀蔣、黃二氏擇立羅建功的弟弟羅勛承嗣。羅勛當時14歲，因尚未成年，遺產仍由蔣、黃二氏處置。而羅勛娶妻吳素蘭，卻在尚未生育時羅勛早逝。依據(jù)傳統(tǒng)宗祧繼承制度，應由吳素蘭與家族會商為羅勛擇嗣。因各種原因，訂立了一個合同，其中有：首選擇嗣對象為羅建功再育的男嗣（當時羅建功只有一子），其次是羅善根。如果由羅善根承嗣，要補償羅建功相當部分遺產。但隨著政權更迭，社會變遷，國民政府引進西方民事法律體系，廢除了傳統(tǒng)宗祧繼承制度，配偶成為第一法定繼承人。后來，羅黃氏去世前留下遺囑，遺產由羅善根的妻子吳竹枝繼承。羅建功要求羅善根按照擇嗣合同進行賠償，羅善根拒絕。這是一樁用新法律維護一份舊合同的官司故事。

(資料圖片)

《羅建功打官司》是一本歷史學著作，也是社會學作品，因為其議題是社會變遷，從傳統(tǒng)到現(xiàn)代轉型的經典問題。作者是史學家，用材料的功力較深，同時在宏觀與微觀之間穿梭回環(huán)，作品自有一種獨特氣象。總體而言，這個敘事通過一段官司反映的社會史告訴我們，不管是羅建功這樣的“普通”“小人物”還是梁啟超這樣的“著名”“大人物”，在這個變遷大局中，都受其困擾。

為梁啟超“辯護”

這本書副標題是“鄉(xiāng)紳權勢、宗祧繼承和婦女運動”，意味著書中主要處理的議題是這些，但我更感興趣的是作者文本里無意間流露出的其他方面的歷史細節(jié)，其中一個就是“大人物”梁啟超作司法總長的無奈選擇和被人誤解。

《羅建功打官司》是浙江龍泉縣地方事件，竟然目錄里單辟給梁啟超一章，翻開目錄一眼掃見，就隨著好奇心先讀了這一章。這一章副標題，放在括號里的是“名流內閣”司法總長。第一節(jié)就是“任公附和袁氏”。說：“1929年1月，梁啟超在北京協(xié)和醫(yī)院去世時，國民政府視之為腐化分子。國民黨所謂梁啟超的政治污點，指其在袁世凱稱帝前后，出任熊希齡、段祺瑞政府的司法總長、財政總長。……啟超去世后，北平（北京）、上海兩地分別在廣惠寺、靜安寺設席公祭。只是江山易手，南京國民政府對梁氏喪禮相當冷淡，胡漢民甚至反對褒揚梁啟超，連中醫(yī)也乘機指梁啟超死于西醫(yī)的醫(yī)療事故。”“不過司法獨立是共和革命的原則之一，出任司法總長的梁啟超主動提出恢復帝制時代的縣知事兼理司法體制，不僅令人困惑，更有附和袁氏之嫌。”

大名鼎鼎馨香后世的梁啟超喪禮的冷遇原來與“附和袁氏”有關，這一附和指的是“出任司法總長的梁啟超主動提出恢復帝制時代的縣知事兼理司法體制。”文中給出了時任司法次長的江庸對梁氏“盡廢新法院，恢復舊制”的辯護。實際上梁啟超提出恢復司法舊制，是出于對司法改革失敗的恐懼，“沒有經驗、缺少司法人才，加之用人不當，結果弊病很多。”梁氏是與屬下商量確定的“縮小范圍，徐圖擴充辦法”，并非是要附和袁氏。面對過渡時代的“過渡時代論”，梁啟超最擔心因“過渡”而新舊俱失，導致社會秩序的崩潰。“但隨著司法總長梁啟超與大總統(tǒng)袁世凱主張恢復縣知事兼理司法制度，龍泉縣在1914年3月已經撤銷審檢所，審檢所‘幫審員’職位隨之從訴訟公文中消失。”這與龍泉縣的司法有了聯(lián)系，與羅建功打官司中人物李鏡蓉直接相關。

這一章目的是交代當時的司法改革，引入梁啟超的困境，這一困境是典型的社會變革中新與舊之間張力的情況，在這樣的情況下，名流如梁啟超者，同樣需要策略性地“恢復舊制”，意圖卻在新制度的建立。若不理解梁氏“用心良苦”的策略，則會發(fā)生附和袁氏這樣的誤解。

女性的繼承權與羅建功的困擾

羅建功感覺到1923年立嗣合同會出麻煩在于婦女開始具有繼承財產的權利。1926年1月，何香凝在廣州國民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當選中央委員，并作《婦女運動報告》，其決議案提出：“制定男女平等的法律規(guī)定，女子有財產承繼權”（第九項）；“女子應有財產權與承繼權”（第十一項）。后來廢除了宗祧繼承，規(guī)定了婦女具有繼承財產權。這樣，之前訂立的立嗣合同中，羅建功要獲得的補償，在新法律下就喪失了依據(jù)。羅建功的官司就是在新規(guī)定下如何去獲得舊合同的權益。

但新規(guī)則和舊實踐的張力使得新規(guī)則在實踐面前有一定的脫節(jié)與混亂。作者在“述后感”中說：“至于新法律體系與傳統(tǒng)習慣的脫節(jié)，即使完全不顧及當時中國社會革命目標的合理性，僅就實際的司法效果而言，在羅建功的訴訟史中，廢除千余年的宗祧繼承制度確實制造了前所未有的奇特糾紛，但各方不僅善于利用新的法律規(guī)則展開訴訟競技，而且精于利用新的訴訟規(guī)則平衡舊社會的利益關系。這個過程中個人得失固然各不相同，未必盡然公平合理，但主要是訴訟技巧競爭的結果，新法律并非必然破壞舊習慣、損害舊利益、摧毀舊秩序。”這一點在女性繼承權的事實上體現(xiàn)得比較明顯。

雖然法律提高了婦女的地位，但是羅建功打官司主要涉及的四位女性，其中三人深受新法律的影響，而沒能改變她們各自的生命軌跡。作者發(fā)現(xiàn)，黃張鳳、吳竹枝和吳素蘭應該都曾意識到新法律對女性權利的變革，也先后試圖利用新法律改變自己在舊社會的處境，可效果并不明顯。“要求新法律在數(shù)年之間改變社會規(guī)則其實不切實際。個人命運的主宰主要是個人在特殊社會結構中所處的位置及由此生成的社會關系，而非抽象的法律條款。”這話有道理，但抽象的法律條款依然是一個爭取的條件，也是社會關系結構塑造的一個條件。鄉(xiāng)村里兒子繼承制是主要的事實。而這條款意味著，女兒具有爭取的權利，可以去爭取，也可以放棄，有了選擇權。這與鄉(xiāng)村的繼承習慣有關，也與土地的不流動性有關，條件比較多。確實是在諸多方競技博弈后產生了法律的實踐效果。雖說新法律在羅建功的訴訟史中沒有成為女性改變命運的契機，但還是有所改變。比如，“如果沒有新法律，羅黃氏留下的可能不是坤德橋，而是佛教塔銘經幢或者某座神祠。”

由大小人物串起的事件

“羅建功打官司”牽涉的人物繁多，社會網(wǎng)絡枝枝節(jié)節(jié)非常復雜。從呈現(xiàn)的文本看，作者是用人物串起事件，這是形式上；實際上還是圍繞事件引入人物。打開本書，翻到目錄，序幕之后，每一章都是一個人名，后面即是用括號和另一種字體對該人進行簡介，比如，第一章（因為只寫為“一”，姑且認為為“第一章”）：吳紹唐（西遠鄉(xiāng)義倉總董，議事會議長）。總共二十一章，二十個人物的名字，其中主人公羅建功出現(xiàn)兩次，分別是第六和第十六章。吳紹唐一章內容，羅建功名字出現(xiàn)很少，只是介紹他1893年在這里出生，居住蓋竹村，而這個背景中，主要是吳紹唐和李鏡蓉這兩個地方鄉(xiāng)紳之間的權勢之爭，其中李鏡蓉出現(xiàn)在第四章。在這兩個鄉(xiāng)紳集團代表人物之間的一章，夾著的卻是大名人梁啟超，因為1913年他做了袁世凱時期的中華民國的司法總長，進行了司法改革，這個改革也是羅建功打官司的司法背景。到了第六章，主人公羅建功在標題里出現(xiàn)。好像故事的鋪墊到此足夠了，梁啟超都成了引出主人公的配角，如同一臺戲，氣勢鋪墊已足。

這種寫法，讓我想起黃仁宇的《萬歷十五年》，目錄很簡單，也是以人物命名，七章分別是：萬歷皇帝；首輔申時行；世間已無張居正；活著的祖宗；海瑞――古怪的模范官僚；戚繼光――孤獨的將領；李贄――自相沖突的哲學家。“萬歷皇帝”也是“活著的祖宗”，而前幾個名字是以修飾詞的方式，后面三個人物是用破折號作說明，方式有變化。不知道作者是否有向《萬歷十五年》這本書的寫法學習的自覺意識，但似乎有關系。

相比而言，《萬歷十五年》只用少數(shù)幾個關鍵人物來縱橫捭闔組織材料，把故事講好；《羅建功打官司》以人物命名的章節(jié)是前者的三倍，兩者在敘事的時候也有類似之處，夾敘夾議中欲把事情前前后后枝枝節(jié)節(jié)都不拘一格布局在文本里，給人一種縱深史感。但當我對比之前初讀《萬歷十五年》的感受時那種強烈的震撼，相對讀《羅建功打官司》的感覺頗為平淡。不知是出于個人閱讀經歷和閱歷改變了自己，還是兩個文本本身的差異造成的。從作者表達的意思看，這一安排似乎是出于要給大小人物同等待遇的目的。作者在“后記”里說：“只是有時自己也會困惑《羅建功打官司》到底是怎樣的一種敘述或討論。比如我是在記述一段個體生命史嗎？羅建功是一個普通人嗎？與梁啟超這樣的大人物相比，羅建功當然名不見經傳，但他的伯父與岳父可都屬于當?shù)厥赘贿@一階層，所以‘普通’兩字的標準在哪里？我們到底能不能以‘等量齊觀’的態(tài)度對待歷史中出現(xiàn)過的無數(shù)的人？與其把所謂的小人物放大，是不是也可以嘗試把所謂的大人物放到與小人物同等的敘述模式中？（書稿以各階層人物作為章節(jié)題目正是出于這種考慮）。”

如果說作者這樣安排僅僅出于讓故事中大小人物獲得“等量齊觀”的敘事對待的考慮，似乎偏離了敘事應該注重的敘述好故事本身的目的。這樣安排的敘事，失去了其清晰性和連貫性，閱讀起來會失去前后連貫的情節(jié)，迷失在無序的森林里。與本書敘事方式相比，《叫魂》一書中人物和故事的安排似乎更具有清晰性和可讀性。我的體驗可能是“一千個讀者心中有一千個哈姆雷特”中的一種體驗，但愿別的讀者能有比較好的閱讀體驗。

總體而言，這種歷史學的敘事創(chuàng)新精神，還是難能可貴的。在學科敘事轉型的“大變局”面前，也許作者有自己的“不得已處”。

□陳心想（中央民族大學民族學與社會學學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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