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文化與國家的關系的學術研討,是政治學研究歷久彌新的命題。在世紀轉換的今天，西方政治學圍繞文化與國家的命題，孕育形成了文化國家理論。運用馬克思主義的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加以分析，不難發現，西方文化國家理論雖然推進了國家理論的研究，取得了特定的學術成就，但是，也存在著重大缺失。

西方文化國家理論在本體論層面具有歷史唯心主義取向,從而倒置了國家產生的基礎和根源

馬克思主義認為,世界本質是物質的,人們的社會存在根本上是物質性社會聯系的存在,這種存在決定人們的意識。因此,國家問題歸根到底應該從社會的經濟生活條件中得到解釋。社會的經濟生活條件決定了人類社會的基本關系,“在一切時代都構成國家的基礎以及任何其他的觀念的上層建筑的基礎”。正基于此,馬克思主義反對黑格爾所謂的國家是“倫理觀念的現實”與“理性的形象和現實”,而認為國家起源于社會分裂為不可調和的對立面,分裂為經濟利益相互沖突的階級,是經濟上占統治地位的那個階級的國家。因此,科學深刻地把握國家本質,必須立足于對于國家的物質屬性、經濟屬性和社會屬性的深入研究和把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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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文化國家理論把文化和精神現象設置為國家現象的本源、國家形成和發展的初始動因,甚至認為國家本質上是一種文化想象與心理建構,并以人們的心理感知與認同作為國家能力發展的重要衡量標準。這些觀點不僅片面強調和闡發文化傳統和實踐文化意義在國家形成、本質和發展中的決定意義,而且割裂國家現象的物質基礎、社會本質與精神形態的有機聯系,從而從根本上否定了國家現象產生于人類社會的物質運動,扭曲了人類歷史反復驗證的國家形成和發展運動的客觀規律,本末倒置地歪曲了國家的本質屬性,顯示出其歷史唯心主義立場。

唯物辯證法并不否定作為精神和意識形態的文化對于國家發展具有能動作用,但是,西方文化國家理論在肯定結構性文化和實踐性文化對于國家建構和發展的能動作用時,把這種能動作用放大和夸大到本體論的層面,賦予文化以國家原初本質和決定性地位,甚至把文化現象歸結為國家建構和發展的初始和根本動力,這就扭曲了文化國家理論的學術貢獻,跨過國家理論的真理河流的邊界而走向荒誕。

西方文化國家理論在認識論上片面夸大和強調文化對于國家的意義,忽視人們的社會實踐的政治意義,從而具有形而上學的特點

西方文化國家理論片面強調和夸大文化對于國家形成和發展的認識論意義。馬克思主義認識論認為,作為心理和精神的意識形態和國家觀念,是作為歷史和社會結構在社會成員意識和心理層面的體現和反映,是政治生活的精神內容。而文化國家理論把文化和精神現象設置為獨立的、自主的現象,實際上否定了國家形成和發展的歷史條件和經濟基礎,從而陷入認識論上的片面性和形而上學。

西方文化國家理論忽視了社會和政治實踐對于國家的決定意義。馬克思主義認識論強調實踐對于意識的決定意義。相形之下,西方文化國家理論關注國家觀念自身的建構,實際上否定社會實踐對國家觀念建構的基礎性、前提性和決定性作用。因此,文化國家理論本質上割裂了社會意識與社會實踐之間的辯證互動關系。由此使得文化國家理論滑向形而上學的認識盲區。

西方文化國家理論否定國家的目的性,在價值論上具有虛無主義的特性

馬克思主義認為,國家是隨著生產力和人類文明歷史不斷發展的,以人的自由解放和全面發展作為國家的客觀歸屬,這種客觀規律發展的目的性,構成了馬克思主義國家理論的價值基礎。西方文化國家理論則認為,“國家”建構的過程性秉持國家建構的流變性、工具性和偶變性觀點,理解國家形成時,應當排除目的論和進化論的觀點,這就使得文化國家理論陷入了虛無主義的泥淖。西方文化國家理論的虛無主義有以下幾種具體體現：

一是國家價值虛無主義。文化國家理論將國家單純視為由宗教、儀式和關系等文化網絡所影響并經由想象和詮釋等所建構出來的觀念聚合體,忽視國家具有的經濟、社會和制度屬性,實際上消融了國家對于社會經濟基礎、階級階層、價值觀念和歷史發展的意義,進而把國家現象化解成為隨意甚至偶然的隨意性現象。這種從人類社會結構和歷史發展中脫虛的國家理論,體現了西方現代性潮流中相對主義的價值主張,侵蝕了現代國家的價值基礎。

二是歷史虛無主義。馬克思主義國家理論認為國家產生和發展于社會,最終會回歸于社會,在國家產生、發展和消亡周期中,呈現出漫長的歷史縱深,凸顯經濟—歷史結構對國家歷史形態的決定性、階段性和發展性影響。相形之下,西方文化國家理論雖然關注儀式、宗教和關系等文化傳統對國家形成與發展的影響,但是卻缺乏對于這些文化要素形成的歷史根源和發展規律的深刻分析,從而構成了其歷史虛無主義的理論基因。

三是目標虛無主義。雖然西方文化國家理論注重人的意識的本位性,注重對普通人日常生活的世界意義的剖析與解讀。但是,他們并沒有據此系統地提出關于人的發展目的的觀點,并沒有把對人的意義發掘轉化為促進社會發展與人類解放的目的動力,反而認為,作為文化現象,國家經常是無目的的,從而強調人們關于國家的認識和感知是非目的性的。西方文化國家理論的這種目標定位,顯示出其理論目標虛無主義的嚴重缺失,使得國家觀念和文化認知演化為人們的精神消遣玩物和世俗享用,無助于從價值理性層面解讀國家發展的目標。

（作者分別為北京大學政府管理學院教授、北京大學政府管理學院博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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