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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村是中國式現代化的“穩定器”和“蓄水池”，農村人口是鄉村振興的主體。現階段，我國人口形勢出現了新變化，這將對農村造成怎樣的影響？又該如何應對？這些問題需要在新背景下進行新討論。筆者認為，建立“穩定器”主要通過有效緩解老齡化問題，構筑“蓄水池”則主要依靠為人口再生產創造保障條件。

相比城鎮，農村人口形勢有著更為復雜的表現。一方面，農村人口的自然增長率高于城鎮。2023年春節期間，武漢大學中國鄉村治理研究中心聯合新浪微博開展了大規模互聯網問卷調查，在全國范圍內的城鄉各調查5萬居民。調查數據顯示，在鄉村社會，愿意生育二胎及以上的受調查者占比超過40%，而這一比例在城市只有26%，二者相差懸殊；在低生育意愿群體中，無生育意愿的在鄉村占比只有24%，而這一比例在城市高達31.7%。這說明，當前農村人口出生率下降的趨勢還比較平緩。

另一方面，農村出現人口流失的趨勢其實來得更早也更猛烈。1978年我國的城鎮化率只有17.9%，到2022年已經達到65.2%；相比之下，農村人口從1995年達到峰值8.6億人，隨后開始發生逆向變化，直到2022年降至4.9億人，減幅達到43%。有學者概括，流動人口呈現典型的“三個八”特點，即80%以上人口來自農村，80%進入城鎮，80%是15至59歲的勞動年齡人口。這意味著農村人口的老齡化更為嚴重，人口流失且比例失衡的現象更為明顯。這種復雜的人口形勢使得農村的“一老一小”問題進一步凸顯。

過去很長一段時期，農村城鎮化有典型的漸進特征，即農民在城市務工經商取得一定成就，有了經濟社會基礎后才在城市安家。這一部分進城農民往往是農村精英，規模也有限。但最近十年左右，普通農民開始大規模進城，年輕人在沒有經濟條件的情況下也在短時間內進入城市生活。在筆者調查的很多地區，有一套城市商品房是締結婚姻的前置條件，男方提供20萬-30萬的彩禮也是普遍情況，兩者加起來不是個小數目。

從社會學的角度看，父母為年輕人購置住房、提供彩禮，是財富的代際轉移，是年輕家庭再生產的必要條件。只不過，在快速城鎮化的過程中，年輕家庭再生產的門檻迅速提高。一些農民家庭通過延長父母的代際責任來解決年輕人的生育問題，如父母得為年輕人帶小孩，并提供力所能及的經濟支持。一旦農民家庭無法解決城市生育所需要的條件，生育就成為一個現實問題。

客觀上，當前普通農民家庭只有舉全家之力，才能解決在城市安居和結婚、生育、養育等家庭再生產的一系列問題，這導致有限的家庭資源只能優先向下配置，其結果是，農村養老問題變得更為嚴峻。概言之，過去農村養老主要依賴于家庭養老中的反饋模式，父母年輕時撫育小孩，小孩長大了贍養老人。但現在的老年人，年輕的時候撫育了子女，但年老后其子女因為要支持孫代而無法有效履行贍養義務。

有效應對“一老一小”問題，是解決農村人口負增長趨勢的前提。在“一小”的問題上，關鍵是要進一步完善城鄉融合發展的路徑和機制。當前，大多數農民家庭進城，主要落腳在縣城。但很多中西部地區的縣城并沒有足夠的產業支撐，地方政府往往將縣域城鎮化當作土地財政的杠桿，通過教育、醫療等公共服務資源的集中配置吸引農民進城，但農民卻因收入有限、房價較高而承受巨大壓力。因此，減少農民的進城成本、提高公共服務配置的公平性，從而降低農民的家庭再生產成本，很是關鍵。

在“一老”的問題上，關鍵是要激發農村的制度優勢。筆者通過調查發現，當前農村老年人存在一種“自養秩序”，即低齡老人通過簡單的農業勞動以及積蓄，再加上養老保障和醫療保險，基本上能夠自我解決生活問題。這得益于農村土地集體所有制的優勢，以及這些年來農村基礎設施建設的不斷完善。今后，鄉村治理的重心應該是建立更為完善的養老服務系統，如村級組織要積極構筑社區養老、互助養老等體系，為留守老人搞好服務，讓農村成為“低消費、高福利”的退養之地。（作者為武漢大學中國鄉村治理研究中心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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