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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佳節(jié)倍多情，老去誰知感慨生。不效艾符趨習俗，但祈蒲酒話升平”，該詩出自于唐代詩人殷堯藩的《端午日》。浙江嘉興人殷堯藩七十歲退休后并未回故鄉(xiāng)，興致勃勃地跑到陜西同州過端午，且不想效仿掛艾草和驅邪符的習俗，只想喝一杯菖蒲酒、共話天下太平。

元辛文房《唐才子傳˙卷六》說，780年出生的殷堯藩35歲進士及第，當過縣長、做過軍閥的幕僚，侍御史崗位上退休，有政績。他與沈亞之、姚合、馬戴等是詩友，與白居易、劉禹錫、韋應物等也常往來。著有《憶江南》組詩30首（已失傳），被白居易贊“江南名郡數(shù)蘇杭，寫在殷家三十章”，75歲病逝。殷堯藩在星光燦爛的唐代詩人中并不顯眼，可他寫的兩首端午詩卻挺有名。緣何如此？

原來，農歷五月的“毒月”之說，源于先秦。《禮記·月令》：五月“日長至，陰陽爭，死生分”，被認為是陰與陽、生與死激烈爭斗的月份，五月五日為“惡月惡日”，為毒日之始，飲用菖蒲酒、雄黃酒等，就是為“避邪、去毒、祛瘟、止惡”。《夏小正》有“此月蓄藥，以蠲除毒氣”的記載，“蓄”的中草藥中就包含菖蒲。

其中，菖蒲為一種古老植物，傳說隨堯帝而生，又有“堯韭”之別稱。先秦時代，菖蒲被看作是一種高潔的香草，且被用來指代帝王。《楚辭·九歌》曰：“夫人自有兮美子，蓀何以兮愁苦？”其中的“蓀”即為菖蒲名稱，也是對國君的尊稱；《周禮》說，菖蒲是祭祀神明的重要物件，只有神靈才可享用；《呂氏春秋·士容論·任地》謂：“冬至后五旬七日，菖始生。菖者，百草之先生者也，于是始耕。”《神農本草經》更將菖蒲定為“上品”“仙草”，所以民間又把農歷四月二十八定為“菖蒲生日”，而這天恰好又是堯帝的生日。由此可見，先民對菖蒲看得多重。

到唐代，菖蒲開始融入端午精英階層節(jié)日生活，晚唐詩人羅隱才發(fā)出“解吟憐芍藥，難見恨菖蒲”的感慨；至北宋，菖蒲徹底平民化，成為人們端午節(jié)必備物品之一，孟元老史料筆記《東京夢華錄》卷八“端午”說，端午節(jié)必備的物品有百索、艾花、粽子、白團、紫蘇、菖蒲、木瓜等。宋代風流才子秦觀還將菖蒲的清香，比喻為少女的體香：“菖蒲葉葉知多少，惟有個、蜂兒妙……怎得香香深處，作個蜂兒抱。”試想菖蒲這種葉形扁平、邊緣鋒利又被稱“水劍”的草，如果不是因了端午這個節(jié)日和那些迷人的傳說，能讓文人們如此“牽掛”？

其實，菖蒲又分水菖蒲、節(jié)菖蒲和石菖蒲三種，端午懸或插的菖蒲一般是水菖蒲。其藥用價值各種傳說皆有，具殺蟲除穢之效才是端午廣泛使用的重要原因。孫思邈《千金方》說，多吃菖蒲令人聰明，可以增強記憶力。

端午用菖蒲浸酒喝，雖比端午喝“雄黃酒”名氣小，卻也彰顯了人們逐漸信奉生命科學。因為從現(xiàn)代醫(yī)學角度看，雄黃是一種礦物質，俗稱“雞冠石”。盡管飲用的雄黃酒，僅在白酒或自釀的黃酒里加入微量雄黃，但仍會對人的肝臟造成傷害，甚至將雄黃酒涂在孩子的頭上、身上，都不可取。由此可見，“菖蒲酒”代替“雄黃酒”不失為一種民俗和科技的進步。

菖蒲酒制作非常簡單，即用菖蒲、艾葉泡制而成。李時珍《本草綱目》說：“菖蒲酒，治三十六風，十二痹，通血脈，治骨痿，久服耳目聰明。”李時珍《本草綱目》還記載一則菖蒲的實用偏方：即異物進入眼睛不出，可把菖蒲葉子搗碎塞進鼻孔，迷左眼塞右鼻孔，迷右眼塞左鼻孔，屢試不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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