謝鐵驪導演拍攝的電影《紅樓夢》是1988年開機1989年殺青的，所以被人稱為“89版《紅樓夢》”。這部電影做了很多有益的嘗試——既然是嘗試，難免有得有失。談談得失，是為給后來者提供一些借鑒和參考。

這部電影可圈可點的地方有很多，擇其大端，簡說如次：

首先，這部電影突破了電影容器的限制。我們知道，一部電影通常只有兩三個小時，容器很小，裝不下太多內容。尤其是名著改編，像《紅樓夢》這樣內容紛繁的小說，一部電影無論如何也裝不下。謝鐵驪導演的電影《紅樓夢》拍得很長，共六部八集，相當于八部電影。這么大的一個容器，很多內容就裝進去了，從而相對完整地呈現了小說《紅樓夢》的故事，這一點是非常不易的。

(資料圖片僅供參考)

更難能可貴的是，這部電影保留了如“太虛幻境”這等“另一維度”的內容，在風格上相對齊全——不僅有寫實的生活，還有浪漫的色彩，較為準確地詮釋了《紅樓夢》的藝術意圖和哲理意圖。

還有，這部電影的服化道布景都極為考究，許多細節經過揣摩和研究，所以它營造的氣氛是合理的，是有說服力的，是符合《紅樓夢》的宗旨的。

由于這部電影是名著改編，還是長電影、大制作，按說社會影響當是震撼性的，票房也應該不錯，但事實上并未達到預期的效果，為什么？這就要說說這部電影的問題了，即這部電影吃虧在什么地方。

第一點，《紅樓夢》不適合改編成電影。說到底，電影是戲劇，既然是戲劇，它就要有戲劇的特征。亞里士多德在他的《詩學》里指出戲劇的六個要素，在這六個要素中，最重要的有兩個，一個是“情節”，一個是“人物”；“情節”和“人物”中，“情節”是重中之重。“情節”的力量在哪兒？一個是“發現”，一個是“突轉”。

不妨舉個例子。美國電影《史密斯夫婦》很多人都看過，電影里的男女主角郎才女貌，相親相愛。原本夫妻二人的日子過得平淡而和美，但有一天，他們忽然發現對方原來是殺手，還是隸屬于對頭組織的殺手，兩人首要的任務是把對方干掉，這個“戲”就出來了，就好看了。重大的“發現”，立刻造成情節上的“突轉”。

這樣的“發現”和“突轉”，在這部電影里有且只有兩次出現的機會。另一次是什么時候？已經生死對立的兩人忽然發現，他們正陷入一個精心設計的圈套。這個新的“發現”，造成新的“突轉”——兩人又聯起手來，和惡勢力做殊死一搏。

《史密斯夫婦》就是非常典型的“‘情節’是重中之重”，而情節的力量是“發現”和“突轉”。一部標準長度的電影，只能安排兩次“發現”和“突轉”；換個通俗點的說法，就是情節上只夠“拐兩個彎兒”。這給了我們很重要的啟示：無論是寫電影劇本還是拍電影，一定要參考這類典型范式。電影不是隨便編一個故事就能拍好，這里面是有技巧的；嚴格來說，電影其實是在這種理論指導下進行實踐的一門學問。

《紅樓夢》是不是適合改編的題材呢？不是。《紅樓夢》是以小見大、平中見奇的一部小說，沒有多少波瀾起伏的情節，不大容易找到“發現”和“突轉”來構成電影故事。謝鐵驪導演的電影《紅樓夢》拍了八部，按說每部都要有這樣的安排，但是，有嗎？沒有。所以，即使故事說得很圓滿，很順暢，也不能讓觀眾獲得滿足感。

第二點，生不逢時。假如這部電影早拍十五年，也就是在上世紀七十年代初拍出來，一定大獲成功。為什么？那時大家的娛樂生活很單調，就是進劇場或電影院，特別是電影院，沒有人窩在家里看電視，當時電視也不普及。即使家里有電視，也無電視劇可看。在這種情況下，大家就去看電影——有短電影就看短電影，有長電影就看長電影。其實長電影是很震撼的，像蘇聯的長電影《解放》長達八個小時，謝爾蓋·邦達爾丘克自編自導的長電影《戰爭與和平》長達八個半小時，亨利·方達主演的長電影《農奴》長達十五個小時，放映的效果都非常好。

但是這部電影1989年才推出，那時候，電視已相當普及，坐在家里就能看，很多人便不去電影院了。而且，一種專門為在電視機上播映的演劇形式——電視連續劇在中國出現了，特別是電視連續劇《紅樓夢》（87版《紅樓夢》）已經在中央電視臺播映。都是《紅樓夢》，電視連續劇隨處一坐就能看，為什么要跑到電影院？一口氣看八部，沒人愿意捧這個場；一天去電影院看一場，連續去八天，恐怕也沒人愿意這么折騰。畢竟不是文化匱乏、削尖腦袋也要進電影院看《解放》《農奴》的時代了，這就使得電影《紅樓夢》的影響力大打折扣。所以說，這部電影是生不逢時。

第三點，既然在電影院里無法放映，只好將電影膠片轉成磁帶，拿到電視臺播映。播映的效果如何？并不理想。因為電影是用膠片拍的，膠片的層次十分豐富，從最亮到最暗，寬容度很高，再加上大銀幕和立體聲音響，效果自然不錯。但在電視上放電影，就沒有這個優勢了，尤其是轉成磁帶后，寬容度和電影膠片相比差太遠；從最亮到最暗，包括色彩的層次，損失很多。

電視連續劇原本就是用磁帶拍攝的，已經考慮到磁帶的特性，從技術上大大提高亮度，甚至不惜使用拍攝電影時不敢用的大平光，以掩蓋層次和色彩還原的先天性不足。87版《紅樓夢》就是這么做的，至少顯得明快鮮亮。電視連續劇在電視上播映是“主場”，電影膠片轉成磁帶在電視上播映是“客場”，兩相比較，電影《紅樓夢》連清晰都很難做到，觀眾便把責任歸咎于電影拍得不好。其實這部電影拍得很好，只不過許多觀眾沒機會到電影院去領略那震撼的視覺效果，實在是可惜。

所以，有如上三點，這部電影不大可能叫座，更不大可能叫好。

也就是說，從上世紀八十年代開始，用電影改編《紅樓夢》這條路，基本上走到頭了，誰拍誰吃虧。拍成單部電影，掛一漏萬，不是《紅樓夢》；拍成長電影，沒有票房；在電視上、網絡上播映，也太委屈了。

伴隨科技的進步，會不會有柳暗花明的情況出現呢？

忽然，我想起當年為中央電視臺撰寫《紅樓夢》劇本時所作的一首詞牌名為《賀圣朝》的小令，且以此作為本文的結束語并寄望于未來：

石旁解得三生苦，算蒼穹難補。一重心字兩重天，更萬重風雨。

無聊最是，不能做主，便多情誰訴。于啼痕處且思量，把前緣留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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