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由人構成，但史書中記載往往以興衰成敗的王朝大事為主。書寫興衰治亂，仿佛是歷史的天然使命，個人在這種王朝書寫中反而微不足道。并且，王朝書寫還深刻地影響到對個人的書寫，某人在某一歷史事件或時代中扮演什么角色，一定是書寫的重點，但更加豐富的個人生命史卻往往被忽視，那些藏在一板一眼的歷史深處，不那么“正經”的個人心理、人生際遇、交接酬答、情感寄托等等，卻反而變得不那么重要。

誠然，從材料上來說，相對于汗牛充棟的史書，表現鮮活個人生命具象和瞬間的材料確實不多，客觀的限制因素決定了書寫個人，尤其是歷史中個人“人”的一面具有難度，但如果結合有限材料，以“異世通故”的態度來對待往昔，相信古人和我們在最基礎的人性和情感上也是相通的，或許就能實現與古人的“旦暮之遇”。

【資料圖】

從書信說起：王羲之與顏真卿

發現古人個體生命的歷史，莫過于關注那些與歷史宏大敘事有一定距離的私人生活場域，書信，又是最能在這個場域中反映人物情感世界、個性特點的物件。并且，書信作為一種人際交往的重要手段，還傳遞出手書者與閱讀者之間復雜，甚至微妙的關系，透過歷史的縫隙，往往能夠看到古人區別于廟堂爭斗之外的，更加細膩、鮮活和復雜的一面。

如傳世的王羲之《快雪時晴帖》（今本為唐人摹寫）：

羲之頓首。快雪時晴佳。想安善。未果為結。力不次。王羲之頓首。山陰張侯。

這一法帖文字歷代以來有許多的不同釋讀，但都承認這是一場大雪之后，王羲之寫給友人“山陰張侯”的信，并告知他某事無果。“力不次”三字是書信套語，在王羲之的書信中很常見（張彥遠《法書要錄》記載王羲之書四百六十五帖，其中以“力不次”、“力不一一”結尾的共有四十七次）。不過，就是這一套語的使用，卻反而可以看出王羲之不一樣的一面。

揮麈的場合，從“三玄”談到上巳節之會，生出“固知一死生為虛誕，齊彭殤為妄作”這種對忽焉生死的沉痛思考，自然在所難免。但書信中的“力不次”則可見王逸少面對友人時輕松隨意的一面。“次”大概應該作“倫次”講，手上力量沒有倫次，就不一一寫下去了，就到這兒了吧。結合此帖上下文來看，很大可能王逸少的重點不是告訴“山陰張侯”某事“未果為結”，而是要告訴他，下了一場很好的雪——“我就是為了告訴你雪下得真好，沒有了”——這才符合晉人的風致，興盡而罷，也才是面對郗太傅進家門選婿時，還袒腹臥東床的王逸少。能夠與此帖相參差者，大概也就只有他的兒子王徽之“雪夜訪戴逵”的行為了。

又如能握筆者就知道的書法家顏真卿，他曾被唐德宗派往淮西，勸降反叛的李希烈。李希烈揚言活埋他，但顏真卿反而說：“生死已定，何必如此多端相辱侮！”李希烈別無他法，只得將他囚于蔡州龍興寺。又用點燃稻草威脅，揚言要燒死他，顏真卿反而自己撲向烈火。為辛景臻所救才作罷。李希烈用盡各種辦法皆不能使顏真卿屈服。顏真卿自度必死，乃作遺表，又自寫墓志、祭文。這是史書上的顏真卿。但書信中的顏真卿卻自有一番小兒女態，《寒食帖》中他這樣寫到：

天氣殊未佳，汝定成行否？寒食只數日間，得且住為佳耳。

天氣真不好啊！這次行程定下來了么？寒食就在數日之間，如果能住下，那就太好了。“得且住為佳耳”，保留了供收信人選擇是否前來的分寸，但讓人又能看出顏魯公的熱切期盼，而對友人到底能不能住下來的忐忑又躍然紙上。細膩的情感，令人懷疑這根本不是出自“堅貞一志”的文忠公的手筆。以致鄧廣銘先生箋注《稼軒詞》時，也誤以為這是晉人法帖（稼軒詞《霜天曉角·?旅興》中有“明日落花寒食，得且住、為佳耳”一句，即用此帖）。大師的偶然疏失，卻正好說明了一個問題，敢于在李希烈叛軍之中宣讀詔書的“猛人”，原來也有《世說新語》中晉人的逸氣。

書寫宋人的千面

仔細體會就能發現，書信中的歷史人物，比史書中的歷史人物更有血肉，更接近真實的人。選擇書信來作為探索個人生命史的切入點，揭示某一瞬、某一時段的歷史人物的不同面貌，確實是值得發掘的角度。仇春霞博士的《千面宋人——傳世書信里的士大夫》從書信角度切入宋人的世界，試圖解讀出正史書寫之外的宋人面貌來，正是從個人生命史的角度解讀宋人的嘗試。

宋是一個充滿魅力的朝代，雖然版圖沒能再現漢唐，但文化上卻猶有過之。王國維曾稱贊宋代金石學之創造：“宋代學術方面最多進步，亦最著……考證之學，亦至宋而大盛。故天水一朝人智之活動與文化之多方面，前之漢唐，后之元明，皆所不逮也，近世學術多發端于宋人，如金石學亦宋人所創學術之一。”王國維點出金石學乃宋人原創，其實不僅金石學，宋人于整個文化都有相當強的原創性活力。因此，“華夏民族之文化，歷數千載之演進，造極于趙宋之世”。宋人的精神生活更加豐富，而豐富的精神生活必然帶來更復雜的心理狀態。但兩宋人的心理狀態，往往隱于時代主題之下，北宋的“變法”，南宋的“戰爭”，是有宋一代的兩個主題，研究人物就往往以此為標準。誠然人不能脫離時代，但復雜的人際關系、志尚行動等，又實際上超越新與舊、戰與和的界限，以至于死守時代主題的人，每每難以理解宋人的生活與行事，其實是沒有注意到，人有不同的面相，宋人亦復如是。

從人際關系上來說，每個人都是社會人，尤其士大夫階層，更是有他們的人際關系網絡。正如仇春霞博士《千面宋人》腰封背后的那張關系圖所反映的人際關系網絡一樣，宋人的人際關系是復雜的，比如晏殊的女婿是富弼，富弼的女婿是馮京，馮京的女婿是蔡渭，即蔡確的兒子，這里面忠奸之辨很難說清；王安石變法的一大干將呂嘉問乃是呂公綽的長子，而呂嘉問的叔父呂公著又是堅定的舊黨，新舊的政治分歧，看起來又不是那么重要；再比如蔡卞是王安石的女婿，蔡京的親弟弟，蘇軾因王安石而出判杭州，但作為王安石女婿的蔡卞，又跟從蘇東坡一起，學習著名書法家徐季海的書法。因此說，宋代士大夫之間的交往，并不如后世人理解的那般非黑即白，恩怨分明，而是如亂麻線團一般，千絲萬縷，糾纏不清，剪不斷理還亂。在這樣的人際關系網絡中，每個人都有“千面”。

要想看到這些人的不同面相，從史書的明面上去找，當然能夠找到許多，但史書的下面，還有更多不為人知的東西，好比海水之下的冰山，只有通過各種手段看到整座冰山，才能知道其全貌。《千面宋人》正是為基于史料而又超越史料理解宋人的不同面相提供了某種可能。圍繞60余人、120余封宋代士大夫之間的往來私信，從戰場、為官、治學、人情、生死五大方面剖析宋代文人的社會關系、政治傾向、內心情感等，將書信中所涉的人、事、物及背后的故事巧妙地糅合成一個個完整的故事，還原出一幅在宋代歷史大背景下宋人普遍具有的性格共性拼圖，看見宋代士大夫的“千面”，可以說是一種全新的嘗試。作者研究美術史出身，因此所選書信皆有書帖傳世，在閱讀時既能了解歷史，又能帶來美的享受。同時，書中所選，有影響到整個遼宋夏金時代的大人物，也有命途多舛、身處江湖的小人物，被大時代裹挾的同時，又有自己的人情世故。

如蔡京害怕和金人談判已經到了“痔疾”發作的地步，這很符合蔡京“六賊之首”的歷史面孔，反面人物就應該丑態百出，這樣才能大快人心。但“奸佞”卻在面對下級時也能寫出“未果前造坐次，悚怍”來，這就頗不符合反面人物對下屬兇神惡煞的刻板印象了。但結合蔡京問候老領導言辭切切，諂媚徽宗喜抄王安石詩等事可以看出，奸臣雖然做事妥帖，令人感覺熨帖，但巧言令色往往是“鮮矣仁”，千面的蔡京又始終有奸的一面。不過，蔡京是否還有更多的面孔，就需要回到歷史場景中去思考，更進一步地說，蔡京“六賊之首”的判斷，到底基于何種歷史形勢和道德評價而作出，是誰作出了這些評價，他們的目的又到底是什么，又是讀史更需要深入的地方了。史書中的蔡京，未必就是蔡京的全部；而書信中的蔡京，那些令人愉悅的言語，也未必就是詐偽。人性的復雜，在人際關系網絡之外，又不能以某種簡單的是非加以評判。

蘇軾的更多面

《千面宋人》始終圍繞兩宋的兩個主題——即前文敘述的北宋的“變法”和南宋的“戰爭”——來書寫。其中穿插了許多的具體史實，在如此大背景下理解宋人是沒有問題的。但如何在這樣的背景下超出既有的理解模式，或者說拆除家與國，私與公的門檻，而不是始終以對立的姿態來解釋人物，盡量從各種方面去考量人、事，也許才是書寫“千面”更好的方法。這里不妨還是以書中提到的人物來說。

《千面宋人》中花費了很大的篇幅記載蘇軾的諸種書帖，一方面是蘇軾傳世的法帖確實很多，另一面方面是蘇軾確實也是宋代、甚至整個中國古代值得大書特書的最偉大的人物之一。將蘇軾放在各種交往和各種軼事中加以理解，是非常敏銳的。如“蘇軾與章惇的恩怨情仇”中，作者詳細說明了蘇軾寫《歸安丘園帖》的背景，從變法中章惇的立場講起，說到章惇參與變法和被貶的經過，進而說到章惇在被貶出京，蘇軾寫下《歸安丘園帖》以示勸慰。書中注意到了蘇軾的“促狹”，認為這可能得罪了章惇，當然沒有問題，但如果結合更多的材料思考的話，就不會只是給蘇軾貼上文學家，章惇貼上政治家的標簽，簡單地認為兩人的交惡其實是這種不同造成的。蘇軾與章惇的友誼，用現在的話說，多少有點“塑料”，但又并非全是“塑料”，“塑料”中透著真情，而真情中又確實有“塑料”，在豆瓣網站上已經有網友指出了這一點（參看豆友@?Bla?kie的文章《從〈章惇題名碑〉看章惇、蘇軾的塑料兄弟情》）。這種友誼或許從一開始兩人定交之時就已經埋下，章惇兩取進士，第一次族上有侄子考中了狀元，不甘心的他一意孤行放棄功名，二次又中進士甲第；蘇軾則在輕取進士之后，又取嘉祐六年（1061）取制科第三等，這相當于是一個狀元及第。說“惟愿孩兒愚且魯，無病無災到公卿”根本就不是謙虛，而是一種極致的驕傲，因為宋人至公卿基本上都是進士及第，愚且魯尚能輕取進士，不是驕傲又是什么。如此性格的兩人，又怎會對彼此服輸，所以“塑料”之中多少是有爭雄的意思，而真情又確實是彼此佩服而自然生出的。正如上文提及豆友的文章所言，年輕是兩人曾游仙游潭，其間悠游往來，唱和頗多，但蘇軾日后刪削、重整詩題，卻只字不提章惇，恐怕還是因為他怕暴露自己三次不敢過潭的“丑事”，畢竟制科第三等是任何小事都絕不輸給進士甲科的。也許早在少年時代，這絕頂聰明的二人，就已經將彼此視為“對手方”了。

若說蘇軾只是一個文學家，則又是刻板印象，因為蘇軾留下的軼事太多，以至于所有人都只注意到他文學的一面，而沒有注意到他的治政能力，以至于很多今人的認識，不如當時的一個女子。《姑溪居士文集》載《姑溪居士妻胡氏文柔墓志銘》中。記載了蘇軾和李之儀的夫人文柔之間的一段軼事：

余從辟蘇軾子瞻府，文柔屢語余曰：“子瞻名重一時，讀其書，使人有殺身成仁之志，君其善同之邂逅。”子瞻過余，方從容笑語，忽有以公事至前，遂力為辦理，以竟曲直。文柔從屏間嘆曰：“我嘗謂蘇子瞻未能脫書生談士空文游說之敝，今見其所臨不茍，信一代豪杰也。”比通家，命其子婦尊事之，常以至言妙道屬其子婦，持以論難，呼為法喜上人。子瞻既貶，手自制衣以贐曰：“我一女子，得是等人知，我復何憾。”

姑溪居士乃李之儀的自號。他的文集中記載了他的夫人文柔對蘇軾的了解，“讀其書，使人有殺身成仁之志”是讀起書，想見其人；而“有以公事至前，遂力為辦理，以竟曲直”則是李之儀親見蘇軾的治政能力。而文柔窺見蘇軾處理政事的實情之后，給了蘇軾極高的評價，從對一班文人“書生談士”的刻板印象中跳脫出來，看到了他“一代豪杰”的真面目。中國文學史上，蘇軾是能與李杜比肩的人物，但他并不是李白一樣單純的文學家。不過后人往往注意到他與文柔相交的軼事，進而又說東坡超越禮法云云，重點全在東坡文學、滑稽之能。不知到了“坡仙”那樣的程度，非特文學，他事也是旁人所不能為。

至于說變法，則更可見蘇軾的政治眼光。如果要貼標簽，蘇軾是結結實實的“舊黨”，若依“元祐黨籍碑”，則蘇軾更為“待制以上官”之首。熙寧年間，王安石變法時，蘇軾是被貶斥的對象。但若認為蘇軾只是這樣狹隘，就大錯特錯了。哲宗即位初，高太皇太后攝政，用司馬光而盡廢新法，當司馬光廢到“免役法”時，已回朝廷擔任中書舍人的蘇軾表示堅決反對，可見他對王安石變法是有超越新舊兩黨的認識的，只是司馬光一意孤行，氣得蘇東坡回到家中直罵“司馬牛”。由此可見，從杭州到黃州的經歷，讓他政治上超越了新舊黨的標簽，從國家的角度看待新法，因此他也深刻理解了王安石的一些做法，進而和王安石關系緩和。后來從黃州至汝州赴任到江寧的路上給王安石寫信，就有“始欲買田金陵，庶幾得陪杖履，老于鐘山之下”一句，這句話恐怕并非客套，因為在《與騰達道書》中有“某到此，時見荊公，甚喜，時誦詩說佛也”，可見他與王安石的關系確實緩和了。鐘山相會時，王安石騎驢來見，蘇軾見面第一句是“今日敢以野服見大丞相”，而王安石報以“禮豈為我輩設哉”，不僅是兩為執政之后看透一切的想法，也是在真認識到蘇軾的大氣象后才會說出的肺腑之言。看待蘇軾，不能僅僅只是看到文學的一面，他被文學盛名遮蔽的多面，也應該被看到。

細節處理的若干問題

作為一部有一定學術意義的普及類著作，有些瑕疵也有必要指出。《千面宋人》書中引用了許多宋人制度，應該略作解釋，宋人官職差遣十分復雜，制度設計精微到了疊床架屋的地步，許多文字不加以解釋很難讀懂，讓作者知其所以然，或者更能讓人貼近宋人的世界。比如“蔡京書信里的小心機”一篇中，《宮使帖》中“宮室觀文臺坐”一句，直接解釋其為“前任宰相”就讓讀者有些難以明白。宋代自宋真宗大中祥符五年（1012年）開始設置宮觀使以來，經過復雜的演變，到神宗朝時，宮觀使一般都是外戚、宗室和宰執罷官留京師時擔任，疲老不任事而又未致仕的官員也多任此職。于是形成制度：凡大臣罷現任，令管理道教宮觀以示優禮，無職事，借名“以食其祿”，稱為“祠祿”。這里的“觀文臺”是“觀文殿”的別稱，宋代宋慶歷八年（1048年）置觀文殿學士，由曾任執政大臣擔任；皇祐元年（1049年）置觀文殿大學士，由曾任宰相大臣擔任。這里的“宮使觀文臺坐”實際上就是“觀文殿大學士領某宮使”，而能領觀文殿大學士又充某宮使的，一定是致仕的宰相或執政。當然，這對于一般讀者來說，可能并不能成為問題。

不過書中許多的細節處理上確實存在硬傷。如書中圖17.張循王俊，即張俊，“循王”乃是他的追封王號，在南宋歷史上，高宗以降相繼追封了南宋初期的七位抗金將領為七王，其中的張俊就是循王。而圖下說明則以此“張俊”為“張浚”，可謂大誤；且其圖出自《中興四將圖》，就更不可能有張浚的存在。（《千面宋人》第50頁，下同）前頁將“朝廷倚為重鎮”解釋為“虔州是個非常重要的地方”也不正確，這里顯然是張浚言岳飛被朝廷倚重之意。（49頁）又如圖23.劉锜《分閫無功帖》寫成了“分囷”，（62頁）圖52.歐陽修的《夜宿中書東閤》寫成了“東合”（126頁）。認為黨項首領李繼遷乃是西夏開國皇帝李元昊的父親（實際上是祖父）。（241頁）

另外一些法帖的選取上，似也存在問題。如題為蘇軾的《天際烏云帖》，由翁方綱購得，但自徐邦達以來，鑒藏者多以此乃是學蘇者所作，爭議存在，選入應該謹慎。（95頁）又如所謂黃庭堅《砥柱銘》，清代以來學者都認為這是明代的贗品，近年來似只有臺灣學者傅申認為這是真跡，這件爭議很大法書，似乎不應該選入。（309頁）

最后要就文獻上的幾個問題略作說明。研究中國古代文史，最重要的依傍就是各種史料，而史料的使用又有所講究，比如我們在史料選擇中，如果某一史料有其他的版本，通常不使用四庫全書本，只有僅見四庫的史料，我們才使用四庫本；另外，掛名周紹良主編的《全唐文》由于近乎復制粘貼而成，我們也不使用，涉及《全唐文》的某一作者的文章，通常是回查文集，因為《全唐文》中偽作和誤收太多，且使用的未必就是善本，因此要盡量避免。1949年以來，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古籍整理成果豐碩，很多書都可以不再使用影印資料，直接使用整理本即可，這也為研究工作的開展帶來了極大的方便。加之現在數據庫的出現，更為研究提供了方便。當然，普通讀者對此或許并不在意，但研究者在研究中，仍然應該堅持嚴謹的態度。□馮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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