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體里的投資秘密》約翰·R·諾夫辛格 克里·A·尚克 著 郝延偉 王凡 譯 廣東經濟出版社

談到生物，就不能離開進化的話題，進而離不開時間維度，需要回望人類歷史和展望人類未來；談到風險決策，就離不開對個體風險決策一般性規律的探討，需要從生物角度對現代金融理論進行批評；談到投資，就離不開對投資實踐的探究，價值投資、量化交易等豐富多彩的實踐與理論世界大相徑庭。我所在的西南財經大學中國行為經濟與行為金融研究中心致力于從心理、腦神經、激素與生理等角度研究人類的風險決策行為。作為發起人和負責人，我也努力將這些理論和實驗研究成果與投資實踐結合，基于生物、心理、行為這一邏輯脈絡所提出的資本市場投資策略在實踐中取得不錯的業績。我從上述三個維度來談談對這一話題的理解。

生物視角有利于做出更好的解釋和預測

(資料圖片僅供參考)

從某種意義上來說，人類文明史就是一部風險投資史。人類是進化的產物，生物面對風險的本能適應性成就了人類的祖先。大約在200萬至100萬年前，類人猿向現代智人進化期間，大腦進化出支持合作而共同面對風險的功能。大約從7萬年前啟動“認知革命”開始，人類作為一個整體就開始大規模地與風險和不確定性做斗爭。

隨著科學技術的飛速發展和社會組織形式復雜化程度越來越高，一方面，人類面對的外部和內部風險本身不會降低；另一方面，金融科技、信息科技、人工智能、生物技術、外太空等領域的發展將使人類創造出越來越多應對風險的工具。

現代金融理論將有效市場理論視為其基石和核心。所謂有效市場理論，是指金融市場上的價格反映了全部可獲得信息的理論。現代金融理論包括投資理論需要建立在人首先是一個生物體，生物體就有其復雜性這一基本的事實基礎上，這樣才能增強理論的解釋力與預測力。如果說傳統金融理論創立之初，人類對基因和大腦的結構和功能知之甚少，通過抽象的理性人假設建立理論情有可原的話，隨著基因技術尤其是磁共振、近紅外/腦電等腦神經影像技術的發展，研究人員可以研究特定基因與某類風險投資模式的因果關系，尤其是能研究個體風險投資決策與大腦中獎賞系統、風險評估和情緒處理等區域的協同活動，而且，風險決策受到社會因素和情緒因素的廣泛影響，如資本市場的羊群效應、處置效應、日歷效應、窄框效應和情緒傳染現象，這些系統偏離傳統金融理論的現象除了與社會結構和制度安排有關外，同樣深深植根于人作為一個生物體的基因、大腦和激素等生物因素，只不過這些投資者的真實行為極具諷刺性地被傳統金融學家稱為“異象”。當下的金融與投資理論正進行著庫恩所提出的“范式轉移”，從這個意義上來說，這本著作無疑是這場范式轉移的推動者。

理解人類生物性有利于提高投資業績

在投資實踐中，認識到市場參與人尤其自身是進化的產物非常重要。這一認識，盡管不是投資成功的充分條件，但據我的理解和實踐經驗，一定是投資成功的必要條件。人類進化并不完全。人類在進化過程中保存了很多原始的基因，我們并未徹底擺脫動物性，而動物性有時被稱為“動物精神”，如人類大腦中的杏仁核就與焦慮、恐懼、退縮、攻擊等情緒性反應相關，其他動物大腦的杏仁核也表現出類似 的特征，恰好是這些情緒性因素讓我們投資失敗。

卡尼曼基于對大腦、心理與行為的認識，提出了“系統1”和“系統2”的分析框架，“系統1”的運行往往是無意識的，反應快，耗能少，“系統2”的運行往往是有意識的，反應慢，耗能多。顯然，“系統2”更多需要人類前額葉區域的大腦皮層的參與，然而，人腦往往是一個極其“吝嗇”的器官，總是習慣以耗能最少的方式去做出反應，于是，大多數人習慣在大腦中“偷懶”。從根本上來說，投資者的“動物精神”和“吝嗇大腦”，讓投資成功變得遙不可及。

成功投資需要反人的動物性

真正取得成功的投資大師，無一例外都較好地控制了普遍存在的“動物精神”和“吝嗇大腦”。最為典型的就是所謂的價值投資，從格雷厄姆到巴菲特和芒格，從鄧普頓到林奇和馬克斯，他們都對價值投資有獨到的見解。以巴菲特為例，他的如“別人恐懼我貪婪”等金句，充分反映出巴菲特是一個控制“動物精神”和“吝嗇大腦”的高手。

除了價值投資，量化交易也往往是通過反人的動物性來取得成功的，美國著名的數學家西蒙斯創造了年化超過30%的超高收益，其核心便是利用統計學和數學建立大型量化交易模型，采用自動交易從根本上克服人的動物性。人們常說，成功投資需要反人性。在我看來，更精確的說法應該是，成功投資需要反人的動物性。這本著作將幫助你推開認識人體中隱藏的投資秘密的一扇大門，無論你是學者、學生、基金經理還是普通投資者。

（作者為教授、博導、西南財經大學中國行為經濟與行為金融研究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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