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歡顏》是騰訊X劇場繼高口碑的《漫長的季節(jié)》后推出的新作，自然是被寄予厚望。劇集由徐兵自編自導(dǎo)，演員陣容頗為華麗，集結(jié)了董子健、張譯、張魯一、廖凡、田雨等一眾實力派演員。

(資料圖片僅供參考)

《歡顏》保持著X劇場的探索性鋒芒，雖然它是紅色革命題材，但徐兵創(chuàng)造性地以公路劇的形式對其進(jìn)行演繹；雖然立意上是謳歌理想主義精神，但獨特的“徐兵腔調(diào)”又貫穿始終，讓紅色與荒誕形成奇妙的碰撞。《歡顏》的劍走偏鋒存在不少瑕疵，但敘事和風(fēng)格上的創(chuàng)新，終究讓它成為有個性的作品。

公路劇形式的革命題材

1930年，年僅21歲的青年徐天（董子健?飾），秉承父輩的信仰與囑托，從南洋出發(fā)到廣東，一路經(jīng)福建、江西、浙江，最終抵達(dá)上海，將資助革命的物資“三根金條”送交共產(chǎn)國際。

這是很常見的革命題材故事，講述一個人或一群人奔赴信仰、守護(hù)信仰，不惜拋頭顱、灑熱血。守護(hù)三根金條，守護(hù)的是革命經(jīng)費，守護(hù)的也是信仰本身。劇名之《歡顏》，取自“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是主人公完成使命時的喜笑顏開，更是理想社會圖景實現(xiàn)后，每個普通人都能有一張沒有被欺負(fù)過的笑臉。

這樣的革命題材，經(jīng)常包裹在諜戰(zhàn)劇或戰(zhàn)爭劇的類型中。但《歡顏》大膽地以公路劇的形式來演繹。

公路劇是以主人公的“路途”作為基本空間背景，比如徐天一路經(jīng)過的廣州、福建、江西、浙江、上海；它以逃亡、流浪或?qū)ふ覟橹黝}，人物帶著某個目的或動機出發(fā)，比如主人公徐天之所以出發(fā)，既是護(hù)送金條，也是實踐信仰。公路劇的重點是，主人公一路上遇到的形形色色的人、事與風(fēng)景，他們/它們與主人公的內(nèi)心世界產(chǎn)生強烈的碰撞，讓這一段旅程成為尋找、成長或治愈之旅。也即，公路劇的最終落腳點是人物的成長。

在《歡顏》中，出發(fā)時的徐天固然懷有信仰，但他天真稚嫩，對社會、對人性的認(rèn)知更多來自于書本，就像他對愛情的認(rèn)知來自于與未曾謀面的未婚妻的通信；愛情可以是空中樓閣式的浪漫主義，但信仰的實踐常常要付出血淚，要果敢，對敵人更要狠辣。此時的徐天，并不具備一名優(yōu)秀革命者的素養(yǎng)。

這一路的跋涉，讓徐天見天見地見眾生，讓他看見殘酷、狠戾、污穢、冷血、麻木、悲戚，也讓他看見了道義、忠誠、信仰、不屈、純粹、浪漫……到最后，他終于褪去臉上的青澀，他可以用刀砍下自己的手指，用槍射死敵人，用滿是傷痕的身體讓愛人依靠。

公路劇的成長內(nèi)核，與革命題材看似不搭，卻出人意料地嚴(yán)絲合縫。

亂世中的理想主義

“路途”中，徐天對眾生、對世界的認(rèn)知主要來自于人——亂世中的人。

1930年仍是一個亂世。清王朝雖然已經(jīng)覆滅，“中華民國”雖然已經(jīng)建立，但這并未徹底終結(jié)四五分裂的政治格局，政府混亂、軍閥混戰(zhàn)、外國入侵，山河破碎，民不聊生。革命的火種仍未呈現(xiàn)燎原之勢，還可能遭遇瘋狂的反撲。彼時的中華大地雖有暫時的平靜之地，但根子里仍是“亂”，人命如草芥、如螻蟻，隨時可能死在屠刀或槍口之下。

就像劇中有一個橋段，軍閥里的一個郭副官，因為徐天得罪了他，便把徐天抓了起來，在他頭上支起秤，不斷地在秤上發(fā)巴豆，只要秤上的巴豆掉了一顆，郭副官就要開槍打死寨子里一個無辜的平民，好幾個平民因此殞命……人命不是掌握在自己手上，而掌握在軍閥里一個小小的郭副官身上，被他所玩的一個無聊的游戲決定，被一顆巴豆決定。人們無法反抗，也不知道如何反抗。亂世中的人只能選擇茍且偷生，祈禱自己會成為幸存者。

好在，仍然有人挺起脊梁。他們奮起反抗，他們敢于說不，他們舉起槍支，他們握緊拳頭，他們或許說不出什么深刻的理論，但他們知道要保護(hù)革命的火種，他們堅守道義，他們信守諾言，他們愿意為了守護(hù)火種而舍棄安穩(wěn)、富貴和生命……雖然他們沒有明確信仰什么，但他們是那個時代里真正擁有信仰的人；他們也許不識字更不會寫詩，但他們卻是那個時代最具理想主義和浪漫主義的人。

比如，老孫（廖凡?飾）用生命護(hù)送徐天走完第一程，他就像徐天精神上的父親，經(jīng)由自己的死亡讓徐天認(rèn)識到殘酷，也理解了情與義的真正分量；比如，俞亦秀（張魯一?飾）愿意從那個封閉而又安穩(wěn)的寨子里走出來，拋下他所擁有的名聲、地位、榮華富貴，“朝聞道，夕死可矣”；比如，章加義（張譯?飾）明明可以過著老婆孩子熱炕頭的安穩(wěn)小日子，但他甘冒風(fēng)險成為守護(hù)徐天的一員，他知道什么才是對的，對的事情就值得他去做……

從這一層面上看，《歡顏》拓寬了紅色題材的書寫人群——他們不只是具備革命信仰的我黨人士，也可以是一群把真善美、把道義和承諾看得比生命還重的人；他們雖然不是舉起革命火把的人，但一路上他們奮不顧身地呵護(hù)火種、保護(hù)火種，為最后的星火燎原作出不可磨滅的貢獻(xiàn)。

“徐兵腔調(diào)”的奇和險

徐兵因擔(dān)任豆瓣9.1高分的《紅色》的編劇而聲名鵲起，之后走上自編自導(dǎo)之路。2020年的紅色題材作品《新世界》雖然有孫紅雷、張魯一、尹昉這樣的強陣容，風(fēng)格上也獨樹一幟，但70集的冗長篇幅備受詬病，豆瓣評分不及格。這一次的《歡顏》，徐兵再次延續(xù)了他《紅色》《新世界》中那種獨特的“腔調(diào)”。

“徐兵腔調(diào)”首先讓人聯(lián)想到幾年前一度流行的“民國范兒”，徐兵的這幾部作品均以民國為背景。“民國范兒”部分取材于歷史真實，但更多是消費主義的包裝，比如在很多民國題材的影視劇中，“民國范兒”就呈現(xiàn)為千篇一律的“民國風(fēng)情”，“瘦削的棱角臉龐，梳得一絲不茍的上過發(fā)蠟的背頭。呢子衣料，有墊肩的衣服，褲腳翻邊的較寬松的長褲，羊毛圍巾，呢子禮帽，用舊磨損的皮包，黑膠木的電話，爵士音樂，香煙，勤勞謙遜整潔的傭人，奧斯丁轎車，沿街低玻璃窗配小窗簾的咖啡館，彈硌路，到處昏黃的燈光，街上的長影”……

“徐兵腔調(diào)”中沒有“民國范兒”中那種“商女不知亡國恨”、只看見浮華沒看見亂世的虛假風(fēng)情，但他鏡頭下的人物卻保留了一種想象中的民國知識分子的“范兒”——不論人物是不是讀過書，有沒有文化，他們行動有著一種微妙的舞臺感，對話帶著特有的話劇腔，對白你來我往、簡潔有力，信息量雖然不高，卻不會讓人覺得無聊，而是荒誕中流露趣味。

劇中主人公雖然都叫徐天，但支撐起劇作氣質(zhì)的常常是徐天的兄長，比如《新世界》里的孫紅雷，《歡顏》里的廖凡、張譯，他們與革命題材中那些偉光正的角色略有不同，仍然保留著想象中民國舊派知識分子的一股“精氣神”：利落，得體，冷靜，從容，不卑不亢，殺伐果決……總之，非常“帶感”。

有這一“范兒”打底，已經(jīng)讓徐兵的作品形成一定的差異化。在此基礎(chǔ)上，徐兵“兵行險招”，放大劇中人物行動與對白的荒誕感：他筆下的人物經(jīng)常不按常理出牌，時刻在打破觀眾預(yù)期的路上，卻又不是胡編亂造，而試圖在荒誕中建立一種邏輯的真實，讓一切自圓其說。也由此，“徐兵腔調(diào)”不僅僅是“范兒”“荒誕”，還有一種突破套路和常規(guī)的“奇崛”。

但“徐兵腔調(diào)”本身也是很大的冒險。文本可以由大量臺詞堆砌，但臺詞的質(zhì)量必須夠高，如果沒有趣味性就會變成無聊；荒誕并非胡來，而是在更極端的情境下呈現(xiàn)更赤裸的真實，所以對人物的塑造、邏輯的構(gòu)建都有極高的要求。

《歡顏》讓人覺得可惜的是，劇集有“奇崛”的類型創(chuàng)新，塑造了“有范兒”的人物，情節(jié)與人物邏輯卻不無疏漏之處。比如沒了這三根金條就不能搞革命了？三根金條比那么多人命重要等。

不論如何，徐兵的劍走偏鋒在國產(chǎn)劇里是獨樹一幟的，這是徐兵作品的特色。縱然有瑕疵存在，也強過那些套路十足的平庸作品。只要多錘煉臺詞、多推敲邏輯、多打磨細(xì)節(jié)，徐兵的作品會有更大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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