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票難求,是我對電影《野蠻人入侵》的最初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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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6月,電影《野蠻人入侵》入圍上海國際電影節(jié)主競賽單元,并拿下金爵獎評委會大獎,同年9月在北京國際電影節(jié)進行展映。而在北影節(jié)開票時,該片引眾多影迷搶票,瞬間秒光。此后,我一直在影迷群中求票,仍然無果。
直至今年8月10日,《野蠻人入侵》終于被引進中國影院正式公映。前不久,看到這部影片后,我認為它真的值得當時的“一票難求”。
《野蠻人入侵》是馬來西亞導演陳翠梅自編自導自演的電影作品,講述的是演員李圓滿隱退離異后,成為了全職母親,她一邊照看難以管教的孩子,一邊準備主演合作多次的導演的新片,這次新片的拍攝要求是李圓滿要在武館習武,學習武術動作,完成動作片的拍攝。然而在習武的過程中,狀況百出,從母親的身份再到演員、角色等身份中,李圓滿一次次面對著“我是誰”的問題,探尋自我的冒險旅程就此開始……
“電影就是一切,一切都是電影”,我認為這句臺詞幾乎完美概括了電影與生活的模糊界限,正如許多觀眾在看完《野蠻人入侵》后,一直在分析影片中的虛實敘事的結構。
8月3日上午,我見到了陳翠梅導演,當時她正在房間里接受另一人的視頻采訪,我聽到的最后一個問題是導演平時都會看什么樣的電影。陳翠梅回答說其實平時看電影比較少,更喜歡看書,讀文學作品,但不論是電影還是文學,都是認識生活和理解世界的一種方式,最終還是要回歸到生活,對自己有益處。
這一回答,讓我想到了影評人“賽人”對《野蠻人入侵》的評論:“電影就是一切,遠不及一切都是電影來得更加遼闊、深遠,更能讓我們對人,對人所處的時空葆有持久的注視。”
每個孩子的誕生?就是一次野蠻人對文明社會的入侵
北青報:在觀影前,我看了您在上海國際電影節(jié)期間的采訪,幾乎都在談論您成為母親后,孩子作為“野蠻人”給您帶來的種種體會。因此,我在看到電影的第一部分時,一直認為這是一部討論孩子與母親關系的影片。但越看下去我才發(fā)現(xiàn),您想討論的不只是這些話題。
陳翠梅:很多人都把這部電影定義為女性電影,可能現(xiàn)在很多觀眾正在渴望著一部女性電影的出現(xiàn)。而正如你所說的,電影開始的第一部分中,女主角的確面臨著女性困境:她是明星,又是一位母親,要一邊演戲一邊照顧孩子。但是到了后面,她開始慢慢去尋找其他東西的時候,作為女人的身份不再那么重要了。
電影中一直在重復問著“我是誰”的問題。最開始回答這一問題時,答案可以是名字、職業(yè),我是誰的媽媽或是誰的妻子,而之后當這個問題不斷地被提出時,它就不只是屬于女性的問題了,它是面向每一個人的問題。
北青報:在籌備這部電影時,您最初是想要討論有關孩子和母親的這個話題嗎?
陳翠梅:2019年,香港天畫畫天影業(yè)有一個電影項目,他們把主題定為“愛情征服一切”,這也是我的第一部電影長片的名字。那時,我并沒有什么想法,只是想好了我的電影片名——《我只要你愛我》,引用的是德國著名導演法斯賓德的電影片名(中國翻譯為《我只希望你們愛我》)。我大概的想法是拍一個科幻小品,故事是關于一個女孩子去和人工智能聊天,談論自己喜歡的書和音樂,與人工智能談戀愛。
后來,朋友開玩笑說可以拍一個動作片的時候,我又改成了完全不同的故事,類似于中國之前上映的由唐曉白執(zhí)導、譚卓主演的電影《出拳吧,媽媽》。我改成了一位中國獨立導演找了一位女演員,要她演一部關于MMA(綜合格斗)的電影,送她去泰國普吉島的MMA一條街去學習,但是過了三個月,導演跟她說有其他的演員帶資進組,不需要她出演了。于是,女主角真的跑去參加了MMA的比賽,并且贏得了冠軍。
這兩個構思都是關于為愛所做出的努力。第一個故事是希望人工智能來愛她,第二個故事則是希望觀眾來愛她。后來我在寫劇本的時候,我們幾個人真的去了普吉島MMA一條街,同時我還帶著我的孩子去了,結果因為我的小孩很能搞怪,我被搞得很狼狽,什么事情都沒辦法做,計劃統(tǒng)統(tǒng)被他打亂了。
當時,我想到了曾經聽過的一句話,“每個孩子的誕生,就是一次野蠻人對文明社會的入侵”。在那時我才對這句話有了更切身的體會。所以,我當時想,應該把女演員寫成一位媽媽,她要帶著孩子去做MMA訓練,同時我也把電影片名改為《野蠻人入侵》。
接著我把劇情又修改成了小孩突然被泰國黑幫綁架了,女主角則變成了“野蠻人”的身份,用剛學的MMA去打斗。這些設計都是在后來慢慢想到的,最開始只是一個很簡單的類型片而已。
我們常常忽略身體的直接反應引發(fā)的思考
北青報:您在拍攝的過程中,會像電影中的角色一樣被孩子不斷地打擾嗎?
陳翠梅:沒有。我在拍攝的時候,就把孩子送到媽媽那里了。我們總共拍攝了一個月就殺青了,拍攝過程比較快。原本我們要在2020年4月開拍,但是因為馬來西亞的疫情,那年3月18日就突然開始封鎖管控。原本說是封鎖兩星期就好,剛好可以到4月開拍,但實際上一直延到6月才開始拍攝。
原計劃是分學武前和學武后兩部分拍攝,結果我們就在6月拍攝了學武前的劇情,又因為吉隆坡的管控政策,我們不能去計劃拍攝的一個東海岸小鎮(zhèn),只能在吉隆坡拍攝。于是在吉隆坡拍攝了三天的內景,等到8月我們才又去東海岸小鎮(zhèn)拍攝了外景。
北青報:這次您親自上陣飾演女主角,完成了所有的打戲。那么您在開拍前,做了多久的習武的訓練?
陳翠梅:其實我在2014年的時候就已經學過三個月的MMA。那時候是每天學泰拳。到了2018年,我想要嘗試重新學MMA的時候,卻發(fā)現(xiàn)我的整個身體因為生小孩,大傷元氣,沒有辦法再去做很多的事情。不過,2019年到2020年要拍戲的時候,我又去學了巴西柔術。
北青報:習武給您帶來了什么樣的體會呢?
陳翠梅:我不知道我的體會是一開始就產生的,還是后來感知到的。經過習武,我發(fā)現(xiàn)我們通常認為的“思考”,是“有語言的思考”。或者說,我們只把那部分關于理性的、邏輯的思考稱之為思考,而那些不理性的事物卻不被稱為思考。比如我們在捏陶瓷的時候,要捏出一個形狀,是需要手去運用很多觸覺的,有輕重緩急的分寸,那么我們的手就是有思考的——我們的身體本身有著思考,卻總是被我們忽視,因為它沒有語言。
北青報:就像電影中所展現(xiàn)的,當我們被打的時候,身體本能地去躲避和反抗。
陳翠梅:對,身體的反應是最基本的“自己”。當我們回答“我是誰”這一問題時,總是會給自己編故事,用理性、合理的方式講出自己是誰。但是回歸到身體層面,其實所謂的自己就是不想死的自己,這是最原始的答案。我們以疼痛感知到自己的存在,不需要任何的邏輯和理性,最直接的反應就是不想死,不想痛,想要避開危險,這都是用整個身體來做反應的。
我們總是沒有考慮到其他的感知也是思考的一部分,比如我為什么會生氣、為什么會高興或是通過悲傷來反映某件事,其實這都是跟世界產生連接的一種方式,但我們常常會傾向于“理性思考是高級的,是文明的;而身體感官產生的思考則是野蠻的,不文明的”。
北青報:所以在電影中,從武館出來后,女主角遇到的老和尚,代表的是野蠻與文明的思考上的不同嗎?
陳翠梅:不是的。老和尚是武館師傅的一種延伸,他們討論的是同一個問題。東方和西方對于武術的概念是不同的。西方會認為武術就是動作片,而東方拍攝武術就會涉及到哲學,比如一些禪宗上的思考。那么老和尚的形象是類似于達摩的形象,他的思路是很跳脫的,也會演變成許多文字。有些禪宗師傅是會“當頭棒喝”的,比如電影中的武館師傅就會突然打我一拳,讓我來不及反應,但是一拳打下來就會突然明白一些哲思,這是無法言說的。
我沒有要拍出好電影的野心?拍電影只是為了我自己
北青報:當您拍攝打戲的時候,身體的疼痛肯定是不可避免的,受傷也是常事嗎?
陳翠梅:在拍戲時,我受過一次傷。在彩排的時候,劇情是被武館師傅踢了一腳退到墻上,結果因為我退得太快,坐在了地上,當時我覺得沒事,只是忍著痛繼續(xù)排練,結果過了很多天去醫(yī)院檢查,才知道脊椎有些錯位,這一次比較重,其他時候還好。
北青報:對您來說,這確實是一個挑戰(zhàn),為什么不用專業(yè)演員作為主角呢?
陳翠梅:兩個因素吧,一是像楊雁雁和李心潔這樣的影后,確實很會拍打戲,但是邀請她們演出的費用會很貴,她們也不可能跟組訓練三個月。二是出于我的私心。如果請了頂級的演員,這當然會對電影票房有好處,也會讓我更專心地執(zhí)導影片,但如果我親自上陣去體驗的話,盡管我對票房沒有號召力,可是我能夠肯定的是,這樣的方式會“對我好”。
我沒有要拍出好電影的野心,拍電影只是為了我自己,因此我會選擇“對我好”這個選項。本身拍攝這部電影,我就是想思考清楚“什么是自己”或者說“我是誰”的問題,經過這次的體驗和經歷,會讓我通過自己的身體,產生一次深刻的思考,于我而言這是一次很難得的機會。
我認為更重要的事情是我們?yōu)槭裁匆獎?chuàng)作?為什么要做藝術?說到底還是為了讓自己變得更好。所以我要自己去演這部電影。如果我們做了那么多,卻不是為了讓自己變得更好,那是要干嗎呢?其實到最后,你所體驗的所有東西,都是要拿來用的,電影也是一樣。我們不應該只是把電影拍好或是熱愛電影,以為那就是一切了,其實應該通過電影讓我們更了解其他人,更有同理心,更能理解這個世界,更讓我們可以體會到生活才更重要。
北青報:在電影中很多影迷梗,其中有一句玩笑的臺詞是“你不會是找我來拍洪尚秀電影吧?”其實在我看完電影之后,我認為您的這部電影在形式上還挺有“洪尚秀”式的設計。
陳翠梅:我很喜歡韓國導演洪尚秀的電影。我最早是在2006年看到他的《女人是男人的未來》這部影片,就又去找他以前的作品來看。我非常喜歡他的《生活的發(fā)現(xiàn)》《江原道之力》,后面他拍了《夏夏夏》,洪尚秀似乎有一份要跟黑暗告別的宣言——電影中他的朋友就留在了黑暗的地方,而他去向了光明的地方。在這一部電影之后,我真的覺得洪尚秀變了,他變得很光明,他終于找到了他要的東西,不知道這是不是跟他談戀愛有關系。
我最早學到他的劇作形式是“重復”。在《生活的發(fā)現(xiàn)》中,后面和前面有很多重復的部分,比如這句“修成人不容易,你不要再做禽獸了”臺詞被重復了三次。電影《這時對,那時錯》則是整體內容的重復。
我發(fā)現(xiàn)完整敘事中的因果關系是假的
北青報:電影中很多的情節(jié)是否真的來源于您的生活?我記得有一句臺詞是:“當你成為了母親,你的身體就是屬于社會的。”作為一個男性,我感到慚愧的是很難真正理解這句話。
陳翠梅:正在懷孕的時候,我真的在電梯里遇到過陌生人來摸我的肚子,這是一個很奇怪的感覺。因為總會有人很關心孕婦,他們會情不自禁地來問一問,幾個月了?什么時候出生?然后就會來摸一摸我的肚子,盡管他們并不會讓我感覺到可怕。
所以,我會覺得因為變成一個媽媽,很多東西就改變了,包括這種奇怪的社交距離。可能是因為大家在原始心理上,還是會對小動物和小孩子有一種直覺的呵護吧。
而等到小孩正在成長的時候,情況又變了——所有人都會跑來跟我說,“你怎么可以讓他這樣”“你怎么不抱住他”等等的話,好像每個人都開始來管我。在此之前,我是要做什么就做什么,但是有了小孩之后,所有人都覺得他們有權利來教父母怎么做,或者說這個小孩是屬于社會的,我們作為父母只是為這個社會來照顧小孩而已。
北青報:很多觀眾會在網上討論這部電影的虛實結合的部分,會分析哪一部分是真實的、哪一部分是戲中戲的結構。而我在看完這部電影后,會把這部電影當作全部是虛構的,自片頭的“開拍”那一刻起,攝影機就開始構建著一部電影了。
陳翠梅:我從來沒想過這是一部“元電影”的影片,它不是這樣的一個設計。電影討論的是從“不知道自己是誰,完全沒有自主的控制”,到之后“可以控制自己的身體,至少是可以對自己的身體運用自如”,再到“失去記憶之后,走向更深的一個探索之旅”。在這整個旅程中,我設計的是全部都是假的,是電影式的。電影中并沒有“戲中戲”的邏輯,它是沒有邊界的。盡管電影開始的第一部分看起來很像真實生活,但其實從頭到尾都是虛構的。我還怕這一設定不夠明顯,所以在片頭一開始又加了一句“開拍”的背景音。
北青報:電影的后半段問了一個《黑客帝國》里的經典問題“你選擇藍色藥丸還是紅色藥丸”,引得觀眾大笑,這是一個非常存在主義式的問題,所以這是您一直面對的問題嗎?
陳翠梅:其實還是要回到剛剛談到的理性思考的問題上。理性思考會讓我們很清楚地知道我們在做什么?我們是誰?我們今天在這里對談是因為什么……我們都是以這樣的方式來理解生活的,我們會給自己構建一個完整的故事。然而完整的故事一定有因有果,如果今天是果,那么以前便是因。但我越來越發(fā)現(xiàn),這一敘事上的因果關系是假的。因為我們總是在今天得到的結果中,回溯以前的事情,在其中找到合理的原因,再倒推出合理的因果邏輯,這是我們自己塑造的因果關系,這是不真實的。當我們一次次追問“自己是誰”的時候,會發(fā)現(xiàn)很多東西都是我們構建出來的,是自己去想象和合理化的。我們努力尋找出一個理由,將其編成故事,這仍然是假的。
因此,我認為回答“我是誰”的一個方法,是要用心和身體直接來解釋自己是誰,這并非存在主義,而是在討論:是不是可以用“語言思考”之外的方式,去談我們到底是誰?
文/本報記者?韓世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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