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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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寫女性尋求獨立、彰顯個性、實現價值的大女主，在影視界已經不是新概念。近些年熱播的人物傳記劇、古裝仙俠劇、都市情感劇、職場劇中，事業有成、人格獨立、勵志圖強的女性，已經成為影視劇的主流形象之一。

在同樣的社會思潮下，大女主形象也出現在戲劇舞臺上，著龍袍的霸氣女皇，身披鎧甲的女中豪杰，穿旗袍的民國絕世才女……話劇《德齡與慈禧》、京劇《大唐貴妃》、舞劇《昭君》《花木蘭》、昆曲《林徽因》等，從歷史中汲取素材，演繹傳奇女性。而話劇《桂梅老師》、民族歌劇《扶貧路上》等，則選取了當代生活中的女性英模人物。

這些女性角色有的集美好于一身，甚至“完美無缺”；有的身上閃爍著崇高的光芒，獨立自強。但是，觀眾看多了光鮮亮麗和偉大傳奇，終歸要由遠及近落腳于對眼前的追問和審視。

顧雷編劇、導演的話劇《長翅膀的杜若》，塑造了一個反常的母親形象——杜若常年生活在閣樓中，不施粉黛，佝僂著背，邋邋遢遢，刻薄計較。丈夫剛去世，她竟暢想起未來的新生活——燙頭、鑲牙、跳舞。兒子無法接受母親瞬間放飛自我的態度，矛盾不斷激化，隨即牽扯出深藏于這個家庭的傷痕：母親年輕時熱愛舞蹈，光彩照人，但因為女兒的意外去世備受打擊，跳舞也因此被視為一種“詛咒”。往后余生，母親放棄了跳舞，如折翼天使般失去了對生活的熱情……

兩代人之間的牽絆向觀眾拋出一個問題：一個女性成為母親后，是否有資格為自己而活？

人老了就得放棄追求夢想？當了母親，當了外婆，就應該停止探索自我、探索世界的腳步？中國的老年女性一直被忽視、被符號化，而杜若身上那對“隱形的翅膀”，成為重塑自我、重新生活的象征。有些遺憾的是，結尾雖然母子關系有所緩和，但是杜若并沒有真正拾起高光時刻，而只能在另一個自由之境遇見年輕的自己。

杜若不同于舞臺上大部分的女性形象：她既不光鮮亮麗，也沒有傳奇一生，甚至有些離經叛道，但她足夠真實，足夠令人心疼。

近日，北京人藝小劇場上演了美國劇作家瑪莎·諾曼的《晚安，媽媽》，營造了一個看似溫馨的生活場景。觀眾剛剛坐定，女兒就率先發出了預告：“媽媽，我要自殺。”?是的，不要懷疑你走錯了劇場，這里并沒有“母慈女孝”的戲碼。劇中這對母女生活在同一屋檐下，卻撕破了傳統意義上母親與女兒的親密關系。

她們代表著個體與個體、個體與家庭、個體與社會的種種錯位。多病離異、事業無成、生活一潭死水的女兒，在自殺之前對自己的人生進行最后的梳理，與媽媽展開了一番關于人生的長談。二人的極限拉扯夾雜著小心翼翼的試探，也有短暫的溫馨回憶，但依然無法避免歇斯底里的爭吵。而媽媽對女兒從覺得不可理喻到奮力挽留，也最終化為無力的妥協。隨著一聲堅定決絕的“晚安”和一聲槍響，女兒選擇與世界告別，媽媽選擇了繼續活著。她們此時此刻不再是誰的母親、誰的女兒，而是回歸于生命個體本身。

《晚安，媽媽》沒有給劇中人戴上道德的枷鎖，沒有對誰的行為進行歌頌或批判，而是在哲學層面討論女性對于生命的選擇權。該劇聯合導演唐燁說：“在同一屋檐下看似最親的母女兩個人，怎么就過成了陌生人？原來我們總是呼吁要尊重生命，現在我們開始關注活著的尊嚴、價值，甚至去主動選擇的權利。”

此版《晚安，媽媽》場景極盡還原真實生活，水龍頭能擰出水、冰箱里塞滿食物、杯子盛著冒熱氣的巧克力飲料——這些細節擾動、感染著觀眾的情緒。創作者并沒有追求表面化的女性主義，也沒有刻意本土化，而是通過劇作扎實的結構和臺詞，為作品賦予了理性又感性、克制又具有張力的氣質，塑造了兩個復雜多義的女性——兩個不完美的女性，甚至帶著殘酷的色彩——在她們身上投射關于個體、家庭、生命、尊嚴這些永恒的命題。

當今女性的性格心理、人際關系、痛點都比以往更加多元，她們的精神世界顯然需要更深切的關注和展現。《長翅膀的杜若》《晚安，媽媽》的上演，讓女性褪去“完美”濾鏡，構建自我認同，為女性戲劇注入更多內涵。《晚安，媽媽》是上世紀七十年代的創作，距今已經40多年了，希望在我們的戲劇舞臺上，女性形象還能有更多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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