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得讀高中時語文試卷上有這樣一道題,現在估計不再會這樣出題了吧:以下哪位作家被稱為“世界短篇小說之王”?A.契訶夫?B.莫泊桑?C.歐·亨利。“正確答案”是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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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題目顯然有失嚴謹,“世界短篇小說之王”據說是法朗士給莫泊桑的稱號。當然也會有很多人認為這個頭銜更應當屬于契訶夫(或歐·亨利),盡管他們的創作手法大相徑庭。契訶夫本人卻對莫泊桑非常重視,契訶夫認為寫作是一件難事,因為畢竟莫泊桑的才華已經將寫作提到那么高的高度了——這意味著莫泊桑是他的一把“標尺”。
雖然屠格涅夫和托爾斯泰都對莫泊桑不吝贊美之詞(對于這兩位來說的確不多見),但對他們而言,長篇小說、大部頭巨著才是孜孜以求的目標——對于19世紀作家來說,長篇小說才是“珠穆朗瑪峰”,莫泊桑顯然也有此雄心壯志。但《一生》《漂亮朋友》等長篇顯然不如其短篇令人印象更深刻。對于短篇小說來說,機巧、突轉、“出乎意料又合乎情理”都很重要。但是俗話說“巧不如恰”,莫泊桑的短篇小說總能給人恰到好處感,總是在最恰當的時候結尾,余韻裊裊。他的長篇就難以給人這樣的回味。
莫泊桑的激情
契訶夫的“無聊”
契訶夫同樣以短篇小說著稱,他和莫泊桑總是被放在一起比較:這二位在男作家中都算得上相貌堂堂,連不同風格的胡須都成為被反復議論的對象,甚至他們都在人生最好的年齡去世。但是他們的小說卻如此不同。契訶夫是寫“無聊”的大師,無聊!這正是現代人的通病,即人生的虛無感,但是怎么辦呢?專家們說,契訶夫不告訴我們“怎么辦”。可是,他的主人公說,要忍耐,須耐煩,他的主人公不是浪漫主義文學中的英雄,他們要么在無聊中無聊下去,徹底成為無聊本身(《姚內奇》);要么在無聊的生活中找到自己生活意義的完整,哪怕在別人看來是平庸的(《海鷗》);要么他(她)本來就是自足的,比如,《寶貝兒》不正是和福樓拜的《一顆質樸的心》有異曲同工之妙嗎?
作為福樓拜的好學生,莫泊桑的主人公不能忍受“無聊”。福樓拜說,“包法利夫人就是我”,愛瑪·包法利并沒有什么原罪一類的過錯,她只是需要用想象力來裝點一下無聊的人生。莫泊桑的小說也寫人生的虛無,夢想的破碎,但是他的文字里總是有一種激情的涌動,這是帶有肉欲色彩的涌動。“羊脂球”是非常形象的、肉感的,她不是“微胖女孩”,而是“大碼女孩”。曾經收入高中語文教材的《我的叔叔于勒》多年后最最讓人印象深刻的就是其中對吮吸牡蠣的描寫。牡蠣這種食物和吮吸的動作都是有肉體意味的。莫泊桑似乎也寫主人公歷經艱辛后得到了生活的感悟,但是,《項鏈》的最后一句是什么?那個女主人公為之付出了青春的鉆石項鏈是假的。這不是在寫人生的荒誕又是什么?這與《一顆質樸的心》是完全不同的。
當我們回顧莫泊桑的時候會發現,他雖然和當時的大作家們一樣揭示了社會的轉型,批判資本給人帶來的“異化”,也體現在人的愛情觀、婚姻觀的“異化”上,但他筆下的人物總是保留著真正的愛欲能力。愛欲,是莫泊桑試圖用來抵御荒誕感的東西,盡管他知道這終究是不會成功的。他筆下的愛情也沒有“成功”的,但是那種精神和肉體的歡愉正是生命的一種證明,是帶有酒神意味的——他自己的早逝也與此密切相關——這種本能的感受在今天卻是尤為珍貴的,因為現代社會是一個各種科學“還原論”占主導地位的社會,連愛欲也已經被還原為一種“親密關系”。這就意味著它完全可以折算成各種數據來算計,但愛欲恰恰是不能這么算計的。今年是莫泊桑離世130周年。看到這個數字,仔細想來,其實并不算特別遙遠,他去世僅兩年后,電影就在法國誕生了。假如他能再多活幾年,會不會用這種新的媒介進行愛欲書寫?極有可能。
雷諾阿調亮了
莫泊桑作品的“色度”
不過,電影人可不會放過他的小說,無論從體量還是情節看,他的短篇小說看起來都比較適于銀幕化。但是實際上大作家的“大作”銀幕化后往往難以躋身一流的電影行列,反而有些不是那么出名的篇章到了大銀幕上更令人回味無窮。這是由電影媒介本身的特點決定的,沒有一個藝術家能夠完整“再現”另一個藝術家的藝術思維,更何況是用完全不同的另一種語言呢?但是也有這樣的情況,有的藝術家可以在小說中發現能夠產生一部影像的材料,這樣就有可能產生火花,留下影史杰作。
法國電影大師讓·雷諾阿的曠世杰作《游戲規則》近期在上海藝術電影聯盟十周年“法國電影大師展”上放映,這也是這部偉大影片的高清修復版首次登陸中國大銀幕。作為印象派大畫家皮埃爾-奧古斯特·雷諾阿的兒子,讓·雷諾阿是在法國文學藝術核心圈層里長大的,他本人和左拉等作家關系也很好。
《游戲規則》是雷諾阿自己編劇的,導演用絲滑的場景調度完成了情節的層層推進、人物繁復關系的交代、階級議題的表達,無可辯駁地證明了電影語言絲毫不亞于文字語言的藝術表現力。電影首先是藝術,是智慧,而不是科技加狠活。
這個故事隱約有著莫泊桑的影子:在愛欲關系中最付出、最投入的反而成了唯一的犧牲品,在這個以自私自利為底色的、密不透風的社會關系中,他成了不遵守“游戲規則”的那個人。但是這個荒誕、幻滅感的主題并非要讓人恐懼愛情婚姻,而是相反的,即沒有了愛,這個輕佻的、遵守游戲規則的世界是更令人難以忍受的。
雷諾阿的《鄉間一日》很少被重視,但其實這是一部極為杰出的電影。它改編自莫泊桑的短篇小說《郊游》。值得一提的是,托爾斯泰嚴厲批評過這個小說,因為他認為作者在其中表現出來的道德感是曖昧的。而雷諾阿改編這個小說的動機是他認為破滅的愛情,庸碌的一生,莫泊桑用幾頁紙就寫出了一部大部頭小說的內容,他就是要將這樣的精華搬上銀幕。當然另一個理由或許是,莫泊桑正是他父親的故交。除此之外,這也是雷諾阿的一次試驗,他想挑戰觀眾對短片的接受程度。不過這部作品實際上沒有最終完成,在二戰后根據他原來的創作意圖,才剪輯出我們今天看到的這個版本。但從40分鐘的體量以及完成度來看,很大程度上還原了原貌。
故事講巴黎的雜貨店老板娘過生日,老板杜富安排了一家人去鄉間郊游:杜富的母親、老板娘、女兒三代女性,老板和未來的女婿兩個男人。孰料兩個在此的水手從窗戶里看到了蕩秋千的美貌的母女二人,他們臨時決定來一場勾引/艷遇。他們用計將杜富先生和他的準女婿支開,各自對杜富夫人、杜富小姐施展手段,并各自順利得手。杜富先生和女婿對此毫不知情,于是一家人高高興興地回去了。
如果故事只寫到這里,那不過就是19世紀常見的一種寫偷情和出軌的文學,只不過是人生一段小插曲的描述。對于故事里的杜富夫人來說是這樣的,杜富先生顯然粗俗、庸常、市儈氣,和這個健壯俊俏小伙子的露水之歡,只是她生活的調劑,也就是說,是一種“游戲規則”,認真你就輸了。但是杜富小姐與另一個年輕人之間卻產生了強烈而真實的愛情。我們不能將其簡單粗暴地理解為“戀愛腦”:她回家后就結了婚,正是嫁給了那個不解風情的、滑稽的、接管她父親店鋪的年輕人。此后的一年間,杜富小姐和水手這兩個年輕人無時無刻不想著彼此,這種對愛的確認感越來越強烈——盡管后來發現愛情實際上是兩人見不到彼此的情況下發生的。然而,一切晚矣,一年后他們再相見,小伙子告訴杜富小姐,一年來他每周都來這里,每晚都在回憶。兩人相看淚眼,就此結束。這也是最動人的地方。“這一年”作者沒有寫一個字,卻仿佛又寫了千言萬語。契訶夫的小說《帶小狗的女人》的結尾仿佛可以為此做個注腳。這兩個人心里明白:離結束還遠著呢,那最復雜、最困難的道路現在才剛開始。
雷諾阿將這部影片獻給他父親那一代人。和后來的《游戲規則》不同,這部影片完全使用了自然外景,這當然是他想致敬的印象派美術本質決定的,印象主義,就是看待人與自然關系的一種新的視角。但是就當時的攝影技術來說,這是相當冒險的。雖然今天的后期軟件可以修成斑駁的油畫效果,但這種古早級別的攝影卻呈現出意想不到的清新自然感。影片中樹蔭的斑駁沒有任何“后期”感。導演的構圖無疑來自雷諾阿的《青蛙池塘》《秋千》等油畫,甚至可以說大部分我們看到的鏡頭都能與印象派繪畫一一印證。例如,杜富小姐蕩秋千時,穿的服裝都與畫中一樣,簡直就是從雷諾阿的畫中蕩漾出來一般。導演賦予了原著小說里沒有的視角,杜富小姐徜徉在自然中,聽著夜鶯的歌聲,觀察毛毛蟲,在懵懂的初吻中遭遇突如其來的滂沱大雨,都直觀地建立起一個和自然一體的女性形象。雷諾阿在莫泊桑的基礎上調亮了好幾個“色度”,但是,賦予原著以輕快明亮的氣息就是“膚淺化”嗎?未必。這部影片的“后勁”很大,很有幾分費穆《小城之春》的韻味。
《歡愉》對莫泊桑的“美化”
德裔法語電影大師馬克斯·奧菲爾斯的《歡愉》也對莫泊桑原著進行了“美化”。電影畢竟是電影,電影面對的觀眾畢竟不是文字讀者。莫泊桑說“現實主義”的時候,他指的是藝術要高于生活本身,他在訴諸文字的時候,需要做到冷靜、克制地表達自己的情感。是的,莫泊桑是一個情感動物……但是你會發現他刻意地抵制寫“美”,或許因為“美”對他是一種致命誘惑。但電影不同,總得吸引觀眾吧?不過,這歸根到底取決于電影作者的立場。當奧菲爾斯拍《歡愉》的時候,他當然是對莫泊桑進行了取舍的。
這部影片由莫泊桑的三個短篇小說組成,都與歡愉(pleasure)有關,但這三個故事的比重是不同的:第一個和第三個故事都只有不到20分鐘,第二個故事卻有一個多小時時長。歡愉,都與愛欲有關。第一個故事講的是歡愉與愛慕:曾經的舞場高手如今垂垂老矣,他因為要維持著自己依然受女人愛慕的幻想,給自己做了一個年輕的面具,他戴著蠟像一般的面具依舊夜夜跳到很晚,直到心臟病發作倒在舞場。第三個故事講的是歡愉和死亡,是一個“愛到盡頭覆水難收”的故事:畫家愛上了自己的模特兒,他們如膠似漆,寸步難離,愛漸漸成了一種糾纏和捆綁。畫家幾次欲離開,模特兒次次自殘,終于致殘,這段虐戀終于轉化成了一種道德義務,他們廝守終生。
開頭和結尾的故事顯然是為了烘托第二個故事,即歡愉和“單純”。但是“單純”的主人公卻有著特別的身份。故事改編自莫泊桑的短篇小說《泰利埃公館》。故事發生在法國的一個小城費康,“太太”開了一個“公館”,里面有五個女郎,她們像是女招待,但其實都是干“那個”的,主要服務小城各階層的人士。但是“太太”給她們一種尊嚴,不許客人們詆毀她們,在公共場合也要稱呼她們“夫人”。某日,太太接到諾曼底鄉下弟弟的來信,外甥女到了初領圣體的年齡(12歲)。作為孩子的教母,她要到場參加,便索性帶著五個女子一起坐上了火車。這里,我們看到19世紀中葉,火車已經成為城鄉之間的交通工具,現代城市文明對古老寧靜鄉村的腐化已經成為時髦話題。但莫泊桑沒有這樣寫。在他的筆下,諾曼底鄉下的農民保持著淳樸的精神,他們并不另眼相待這些奇裝異服的“夫人”,對他們進入教堂參加儀式也毫無異議。
奇特的一幕就在這里發生。“初領圣體”是天主教的儀式,通常都很鄭重,它意味著對救贖意義的理解。在這個時刻,其中最出挑的羅莎夫人被這種氣氛感召,流下了激動的淚水。而她的眼淚仿佛會傳染,從輕聲抽泣到淚流滿面,漸漸地教堂里所有的人都跟著流淚,這場禮儀真正成了“凈化/升華”的一個特殊時刻,而且這是由一個特殊身份的女人引起的,她與“抹大拉的瑪利亞”形成了一種奇妙的呼應,并因此還贏得了有淳樸信仰的鄉民的尊敬。
奧菲爾斯顯然抓住了莫泊桑這篇小說最重要的東西,雖然莫泊桑在小說中把這些女子寫得很難看、很丑,而且她們最后還是得回到城里去繼續她們的營生,但是最重要的是,小說中的這段描寫讓一切都發生了改變。一個漫不經心的讀者體會不到這一點,但奧菲爾斯將其變成了自己的一種獨特的個人印記:他起用法國電影第一古典美人達尼埃·達利約扮演羅莎夫人。由于她的演繹,也由于她本人的坎坷命運,救贖的意味更為明顯。導演將這一段拍得極具感染力,甚至可以說很催淚。這也讓《歡愉》和《伯爵夫人的耳環》《一個陌生女子的來信》一樣,呈現出導演本人的、迥異于文學原著的“作者風格”。
不止一位電影大師對莫泊桑“下手”。西班牙電影大師布努埃爾被低估的《沒有愛的女人》即改編自莫泊桑的短篇小說《皮埃爾和讓》,這也是一部有待重新評價的作品。在愛欲的激情和四平八穩的關系中選擇安穩,難道真的就會帶來心靈的安寧嗎?顯然未必。布努埃爾把握住了莫泊桑小說的主旨。而《羊脂球》除了在法國被多次搬上銀幕外,蘇聯電影大師羅姆的1934年版也可圈可點;而美國大導演約翰·福特的經典名作《關山飛渡》更是令人意想不到地將《羊脂球》的情節嵌入了美國西部片中。有意思的是,費穆生前監制的最后一部影片《花姑娘》(1951,朱石麟導演)也改編自《羊脂球》。以“余韻”見長的費穆或許也曾經從莫泊桑的藝術手法那里“偷師”。如果我們再大膽一點,甚至會發現,小津安二郎的《東京物語》雖然情節和故事與《羊脂球》完全不同,可是它的敘述方式、節奏、平靜敘述下跌宕起伏的內心活動,對“勢利”社會環境下人性的洞察,都與莫泊桑何其相似。這兩部作品呈現出一種共同的詩學質感。
小津說,電影以余味定輸贏——對小津頂禮膜拜的法國新浪潮一代導演們,不知是否也在其中感受到了莫泊桑的“余味”?如果我們覺得今天的電影鮮少有值得回味的,又或是電影里的愛情總有一股工業糖精的味道,不如回到莫泊桑這里看看,如何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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