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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啟雄先生是知名色彩家，長期致力于中華文化體系與成就中的重要構成部分——傳統色彩文化的研究、實踐和傳承。21世紀初，曾先生的傳統色彩文化研究專著《中國失落的色彩》在華語地區產生廣泛影響，如今，他的簡體中文版新書《制色》隆重登場，成為傳統色彩研究領域的又一部重磅力作。

通過該書，曾先生從傳統色彩研究的角度，以靈動的文筆、翔實的內容、豐富的案例、精彩的插圖、豐盈的情感、獨特的洞見，將中華色彩文化的源遠流長、博大精深、自成一體、輝煌燦爛、美不勝收闡述與展現得淋漓盡致。

作為色彩領域的同行，我悉心閱讀后感觸頗多，其中最想與讀者分享的是兩個重要的關鍵詞：覓色與制色。

對歷代古典文獻進行收集、閱讀、整理、歸并、考辯、釋解、分析、研判，是傳統文化研究的切入點，同樣也是開啟中國傳統色彩文化體系研究的一把鑰匙。該書論及并系統總結了先秦以前的甲骨文、金文和《詩經》等，漢唐宋等的《說文解字》《釋名》《齊民要術》《唐本草》等，以及元明清的《本草綱目》《天工開物》《康熙字典》等與色彩記載有關的幾乎全部歷史資料，對傳統常見色調，如紅色調、青色調、黃色調、黑色調等做了集中梳理及精透解釋。這些研究看似是基礎性的工作，實際需要耗費巨大的心力，既需要長期的系統積累，又需要深厚的古文功底以及良好的專業研判，絕非一般研究者能夠勝任。

僅僅從典籍中覓色，顯然不能令曾先生滿足，“紙上得來終覺淺,絕知此事要躬行”。近現代國內外開展的大量田野調研成果顯示，一些古籍記載常常存在著與歷史真相不同，乃至大相徑庭的現象。為此，曾有歷史學者提出：材料的可靠性是研究的生命線。通過書中大量的實踐記錄，可以想見作者為了考據歷史文獻記載的可靠性，長期以來不辭辛勞，置身原生態現場環境，以實際接觸文物、與染色工匠面對面交流等調研形式，搜集色彩資料。在田野調研過程中，曾啟雄的足跡不但遍及祖國各地，還包括深受中華文化影響的日本、韓國等鄰邦。

以實地田野考察與歷史文獻記載相比照，這是曾先生在開展傳統色彩研究中始終遵循的重要學術研究方法，也為其研究成果及其結論提供了令人信服的客觀證據，改寫了歷史文獻里的一些不實記載。曾啟雄將中國傳統色彩研究從書齋學堂帶到田間地頭的舉措，對于相關研究領域厘清事實、分辨是非具有重要的開創意義和示范作用，從中也體現出作者嚴謹求實的學術態度。

而與大多數傳統色彩研究者不同的是，曾啟雄極為重視實驗考證。作為一位技藝精湛的染色家，其論著里介紹傳統染色的文本內容及圖片，都是他親歷親為、反復實驗后的成果，這也是該書最為精彩之處。在染色實驗過程中，除了復原了傳統顏色的本來面貌外，作者還做出如下貢獻：首先，通過大量實驗印證了古籍記載的真偽，并糾正了其中一些不實之處。比如，他通過在柘木里添加明礬、高溫染色后的結果，顛覆了以往認為唐代帝王穿用的“柘黃”袍服是暗淡赭黃色的普遍認知，印證其應為類似明清時代帝王使用的明黃色。其次，使用不少篇幅介紹了不同的染料、媒介物等因素對于染色效果等的制約作用。以石榴皮作為染材為例，當它與不同媒染劑，如明礬、鐵等進行染色時，則會形成由黃色到黑褐色的不同顏色。即使采用相同的染法，因棉麻絲綢等介質迥異，也會染出不同顏色等。最后，該書對于各種染料特點、工藝程序、顏色效果等的表述，較其他相關論著也更加纖悉無遺和引人入勝，如關于紫膠蟲的染色工序的詳盡介紹等，讓讀者有一種身臨其境、意欲參與的感受。

從覓色到制色的實踐中，曾先生始終保持著嚴謹的治學態度。書中，他對傳世文獻中關于傳統色彩的一些記述不清之處，提出了諸多質疑和困惑，例如，“朱”在《說文解字》中為何被解讀為“赤心木”的顏色，唐代起流行的“猩紅色”叫法的來源何處、特點如何，等等。再如，古代染藍色的植物里，常謂蓼藍、山藍、木藍、菘藍四種，而《詩經》里多次提及的“藍”，如“終朝采藍”的“藍”，是屬于哪類品種？作者從產地、習性、季節、色澤等多個角度出發，通過排除研究法，最后將其斷定為菘藍。這些追問，不是作者為了博眼球和造爭論，更多是為了引導相關領域對這些痛點加以深入思考、探討和辨識，意在補偏救弊，探求真相。這種不唯經典、實事求是、獨立思考的研究態度和學術精神，令人印象深刻，肅然起敬。

作為生活、工作于寶島臺灣的學者，作者旗幟鮮明地將本書的副標題標注為“中國人的色彩美學”，可以看出他對中國色彩文化的高度自信和無限自豪。曾啟雄在該書中多處借色寄情，流露出感人至深的濃濃鄉情：“站在高山上，遠眺四周環繞的蒼藍景色……總是在心里勾起淡淡的鄉愁……望著多良蘊含鄉愁的蔚藍海岸，竟然是那樣地思鄉。”作者的赤子之心、家國情懷溢于言表，盡在書中。

縱觀全書，《制色》是一本通過傳統色彩主題，旨在追溯、解讀、弘揚、承傳、應用中華優秀文化的論著。它從歷史文獻記載和歷史遺物、躬身實驗等方面充分說明中華色彩取得的偉大成就，不論是對于專業研究者還是普通讀者而言，都是了解與應用中國傳統色彩的重要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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