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種解讀10世紀中國的方式——

唐宋時代人們如何實踐“忠”

【資料圖】

今日之中國作為一個統一的整體是無可辯駁的，但這不應使我們認為中國及其邊界從古至今都必然如此。當安祿山于755年起兵反唐時，中華帝國就曾分崩離析。要知道，直至200多年以后，另一個中華帝國才最終重新建立起來。現在對這段歷史的回顧，都是事后的認知，這不僅恰好符合現代民族主義敘事的模式，而且驅使我們去探尋作為一個不可分割整體的“中國”所謂“重新統一”的根源。但事實上，在安史之亂后的200年甚或250年間，沒人會知道中華帝國將再次成為主導東亞的力量。本書則致力于對這一時段后期的研究，那時“中國”的走向，就像我們看到的，當東亞像歐洲一樣陷入列國紛爭時，就沒有什么形成統一國家的必然性可言了。

相反，在東亞的邊疆地區，出現了一條邊界線。從唐亡到澶淵之盟的一個世紀里，在遼與北宋兩國之間，逐漸形成了一條清晰的邊界線。從這一形成過程的末期可以看出，此時新的帝國秩序開始成型，某些基本方面更是影響深遠，甚至一直延續至中華帝國晚期。但這一進程產生的歷史環境與以往迥異，因為晚唐五代群雄逐鹿，雖然還在同樣的空間上演，卻開始以不同的方式相互角力。該時期這樣的變化值得記錄，因為由此可以看出，遠在民族國家和民族主義的概念產生前，現實中的“邊界”和觀念中的“分界線”就已經開始發揮作用了。在那種情況下，當時的人梳理生活經驗和做出選擇所使用的概念范疇，與現代讀者所熟知的完全不同，這一點我希望能描述清楚。因此，不能僅將邊疆地區看作某一龐大整體的一部分，更重要的是，要將其作為一個獨立的研究對象。

本書的主題便是，從人們在效忠對象的選擇上，看人們與邊疆之間的多元關系。

不同時代對這些選擇做出了不同的評價。歐陽修攻擊五代時期易主行為的激烈言辭，以及司馬光對他們的進一步抨擊，使得在這一時期他們普遍被視為叛徒、變節者，甚至是叛國者。這一觀點主要是將11世紀才有的道德標準強加到10世紀的人物身上。對此種行為的容忍逐漸被中華帝國晚期甚至現代愈發嚴苛的道德要求所替代。這些后來的標準認為政治邊界是明確的，而且毫無疑問，政治邊界、身份認同以及忠的界線三者是重合的，因此越境行為被認為是偏離正統的。用后來的標準去判斷過去，10世紀的越境者就被剝奪了選擇權，他們要么被直接否定，要么被認為情有可原。即便對他們的行為做最積極的辯護，也只是盡量將其置于可令其罪責減輕的情境中，這樣的話，雖說是為越境行為辯護，但仍然暗含了對他們道德的質疑。這樣的看法，并未將越境者的抉擇與行為視作正常的舉動；越境者的所作所為，也許需要諒解，但并未得到正名。

10世紀是唐宋變革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有時被認為是中華帝國歷史上最重要的轉折點。唐宋變革通常被認為始于公元8世紀中期的安史之亂。此后的兩三百年里，這一文化包容、幅員遼闊、立足西北、貴族當政，即便在其衰落之時，依然掌控東亞的唐帝國持續轉變。到11世紀中葉，代之的是一個文化單一、疆域狹小、立足南方、社會各階層相互流動的宋代，但它被迫接受了一個與他國共存的系統，而且在此系統中沒有任何一方能夠成為主導力量。然而，這樣對長時段概念化的描述不足以很好地解釋10世紀和越境行為。現在最需要關心的是如何解釋“我們是怎樣到達宋的”，而不是“我們是怎樣走出唐的”。也就是說，以前學者主要探尋的是宋源于唐（及以前朝代）的現象，而較少關注唐的特征在之后王朝的變化。因此，雖然此后10世紀的遼被認為與宋勢均力敵，但它在10世紀的政治優勢以及它在塑造唐代以后的世界所起的作用，在研究中沒有得到太多關注。

為了理解10世紀邊疆民眾的選擇，我們首先需要重新認識邊界、族性、忠誠的概念，它們構成了現代對越境的解釋。因此，開篇就明確限定了適用于解釋該時期越境者選擇和行為的詞匯，不將疆域概念與忠誠聯系起來，也不將族性視作忠誠選擇的主要因素。

對忠的概念的辨析對于我們的分析很關鍵，但對于其在10世紀的含義，我們知之甚少。因此，全書又考查了忠的概念的發展過程，從它的源頭一直考查到11世紀史家對它的徹底重新定義。10世紀初，人們在變亂時期的選擇，即對“忠”的看法，有很多種解釋。但一個世紀后，產生了一種新的政治形態，已不存在一個強權的國家，取而代之的是勢均力敵的兩個國家，人們的選擇開始明顯受到限制。并且通過研究900年左右至1005年澶淵之盟間忠與邊界的關系來探討，人們是如何來實踐“忠”這一行為的。因此，我們所要研究的是一系列現實中的邊界與觀念中的分界線，而它們未必是重合的。

最后的結論部分，梳理了“忠”的概念在10世紀以及記載10世紀的史書中的變化，并且探討了這些變化對我們理解11世紀前疆域、身份、道德及它們之間的關系所具有的含義。反過來，這些使得我們能夠更為深入地反思我們的分析框架，特別是民族主義敘事模式對我們的影響：比如對于略呈現代化特征的清代，我們常以這樣的視角去理解它；但對于確鑿無疑無此特征的前現代，該話語體系也經常誤導我們去這么看它。對于這些時代，需要做很多工作去仔細辨析這些詞語的概念范疇，看看哪些對當時人是有意義的，哪些對現代人是有意義的。只有這般比較，才能精進我們的理解。

（作者為英國杜倫大學東亞研究博士，英國伯明翰大學歷史學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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