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南大學的李昕升副教授發給我《二十世紀中國水稻科學家學術譜系研究》一文，希望我為之作序。樂為之序的原因之一是因為昕升目前是農史界風頭正勁的幾位年輕學者之一，從知網上查到，迄今為止發表了80多篇文章，堪稱農史學界年輕人中的翹楚。

樂為之序的第二個原因是厚厚的文稿所承載的是中國水稻科學發展的人物譜系，是中國近代以來關于水稻科學發展的一個科學家人物網絡，其中有很多令人興奮的故事。

樂為之序的第三個原因是此書探討了有關水稻的歷史與文化話題，因為水稻對于中華民族來說，它的意義可謂重大，自然不會推托，反而想借此對近百年來的中國水稻人所作的貢獻，作進一步的宣傳。

(資料圖片僅供參考)

宋代以來中國經濟中心南移，其農業基礎是水稻的功勞

關于水稻，需要特別指出的是宋代以來中國經濟中心南移，其農業基礎是水稻的功勞，如沒有水稻，其后的歷史將是另外一番景象。到了宋元時期，水稻畝產量和總產量大大增加，成為全國首要的糧食作物，一直延續到今天。中國糧食作物中水稻播種面積最大（30%）、產量最多（50%），約有60%中國人以大米為主食，水稻關系國計民生，重要性不言而喻。中國人口的增長，如果沒有水稻，顯然是不現實的。關于明清人口增長的關鍵原因，有觀點認為是美洲作物的功勞，實際上主要原因如下：一是真正治理的面積擴大，清代是歷代有效治理面積最大的王朝，可以統計的地域大，顯得明清以來人口最多；二是取消了人頭稅，明代一條鞭法，清代康熙時期的“盛世滋丁，永不加賦”，及雍正時期的“攤丁入畝”，是促進人口增長的關鍵原因。

由于水稻的特別地位，新中國成立以后，給予了特殊的關注，其一是雜交水稻的協作運動，另外在生產領域，為了解決吃飯問題，南方旱地出現了大規模的改水工作。這是相輔相成的兩件事，可謂科學家與農民在兩個領域的殊途同歸的重要工作。

由于水稻在國計民生領域的重要地位，其突出的成就眾所周知，所以20世紀中國水稻科學家群體數量很多，成就也頗為突出，其學術譜系也具有很高的研究價值。

正如書中前言所談到，目前國內農史關于水稻史的研究很多，對老一輩農學家個人資料的介紹也很多，但是并未對水稻科學家學術譜系進行梳理，傳承關系脈絡不清晰，未能反映中國水稻科學研究學術傳統的形成和發展歷程。作為科學史研究的任務之一，科學家背后的學術成長也應該是對象之一。

比較完整地歸納和總結中國農學學科發展的演進情況

李昕升的這本專著，使用的學術譜系的概念是：具有相同或相似的話語范型、概念和知識體系、學理和價值取向；具有共同的理論元典、學理通約和公度尺度等。或者說，它相似于庫恩所說的“范式”，庫恩在《科學革命的結構》認為范式是一個科學共同體結構，是這個共同體團體承諾的集合，是為這個共同體成員所共有的范例、意會知識和直覺的能力等。顯然，他的研究視野與方法，已經悄然走入了一個全新殿堂。

昕升在書中比較完整地歸納和總結中國農學學科發展的演進情況，對20世紀水稻科學家學術譜系進行全面梳理，通過對學術隊伍與機構任務的傳承、學術理論與學術資源的傳承、思想觀念與學術風格的傳承三方面的歷史發展進行考察，梳理對中國現代農學有創建之功的開拓者、遵循這些學術傳統繼往開來的學術領軍人物，及眾多在這些領域有突出貢獻的專家學者，理清我國水稻科學學術傳統構建過程，分析這些學術傳承形成和發展的經濟、社會背景和影響因素，并在深入分析的基礎上探討加快水稻科學創新和科學團隊建設的政策建議，具有重要的學術價值和社會價值。

（作者為中國農業博物館編輯部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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