獨輪車重汗如漿，

蒲秸芒鞋亦販商。

(相關資料圖)

我自行人更憐汝，

卻應達者笑予狂。

這是金代著名文學家蔡珪的詩句，講述他去金中都的路上所見，處處有小商販。蔡珪是名臣蔡松年之子，蔡松年曾抗金，后投降，參與了金兀術對岳飛的作戰，官至右丞相，詩名與“國朝（指金朝）第一作手”吳激并列，稱為“吳蔡體”。蔡珪則善文，被視為“國朝文派”之正，“辨博（指學識廣博，辨在此處通辯）號稱天下第一”。

金人在上京時，商業尚不發達。宋徽宗宣和六年（1124年）正月，為賀金太宗吳乞買繼位，北宋派尚書司封員外郎（六品，寄祿官，非實職）許亢宗任國信使（宋元時的國家使臣），許亢宗留下《奉使金國行程錄》，稱：“其京城無市井，買賣不用錢，惟以物相貿易。”

《三朝北盟會編》亦記，金上京“惟以物博易，無錢，無蠶桑，無工匠，舍屋車帳往往自能為之”。

可到蔡珪時，商業活動竟已如此活躍。與蔡珪同時期的詩人朱自牧也寫道：“川平佛塔層層見，浪穩商舟尾尾行。”

可見，此時金中都乃至中原地區商業頗繁盛，形成富民階層，他們承擔了金朝的大部分稅收，且穩定地方、促進文教、公益等。正因富民階層崛起，中原地區才迅速從戰爭中恢復過來。遺憾的是，金人本不抑商，中后期信奉儒學，亦“重農抑商”，加之征斂無度、腐敗等因素，致富民階層衰落，金朝亦隨之滅亡。

考察金中都乃至中原地區富民們的浮沉，令人唏噓。

金中都繁華遠超金上都

金朝最早定都于上京（今黑龍江省哈爾濱市阿城區南郊），據學者李瀟《金代市場探析》鉤沉，此地商業蕭條，學者喬幼梅認為：“在女真族聚居的地區，手工業、商業還沒有從農業中分離出來，社會上還沒出現獨立的商人，因而也就‘無市井’，更不可能以金屬貨幣作為等價物了。”

考古發掘顯示，上京北部是工商業區，南部是皇城，整體規劃不強，學者秦大樹稱它“帶有女真早期社會制度的遺風”。

到金世宗、金章宗時，上京商業才略見規模，有了市場，始用貨幣。

金中都則不同，除原城北市場，海陵王遷都后，又辟多個新市場，最大的在大悲閣（又稱圣恩寺）附近，此外一處靠近天寶宮，以及檀州街東部的柴市（今菜市口附近）等。

《析津志輯佚》中記天寶宮市場中的碑文內容“凡物之貨易，莫不依平而后定焉。況人役物，以為養馬之與人最為急用……總成人之交易，莫不以平為心。而雖有賣欲貴買欲賤者，皆取于一二言之定矣。”表明此地曾有馬市，不算家口，二百廿余人依此維生，“皆不耕不蠶，而取給衣食于是，非神默佑，焉能得搖唇鼓舌各取給歟”，可見規模之大。

據《析津志輯佚》，中都新市場還有“鳴玉坊，在羊市之北。展親坊、惠文坊，草市橋西”，以及“米市、面市，鐘樓前十字街西南角。羊市、馬市、牛市、駱駝市、驢騾市，以上七處市，俱在羊角市一帶。其雜貨并在十市口。北有柴草市，此地若集市。近年俱于此街西為貿易所。”

商業繁榮有四大原因

金中都商業繁榮，原因有四。

首先，基礎好。

據房山石經，唐代幽州已有白米行、磨行、新貨行、油行等諸業，城內有“幽州市”。許亢宗使金時，稱北京：“戶口安堵，人物繁庶，大康廣陌，皆有條理。州宅用契丹舊內，壯麗敻絕。城北有三市，陸海百貨萃于其中。……錦繡組綺，精絕天下，膏腴蔬窳（讀如裸，意為瓜果）、果實稻粱之類。”

其次，受戰爭影響不大。

金滅遼、金滅北宋戰爭對北京幾無沖擊。范成大使金時，寫有《攬轡錄》，見昔日繁華的汴梁“過東御園，即宜春苑也。頹垣荒草而已”，金中都卻“遙望前后殿屋，崛起處甚多，制度不經，工巧無遺力，所謂窮奢極侈者”，而金中都出宮城東北角第一門便是街市。

其三，金人初期不抑商。

據武玉環的《金代商業述論》，金人初期以武立國，好利崇實，《金史》載，金朝高官中甚至有人為獲利，拜有錢人為爹，比如崇義軍節度使（正二品）、行軍猛安（千夫長，從四品）忽睹，他是金熙宗的舅子，“其在橫海，拜富人為父，及死，為之行服而分其資”。目的是等富人死，合法繼承財產，不計輩分上吃虧。

金朝上至皇子，下至農民，皆喜經商。

其四，城市格局改變。

金中都雖分62坊，但無坊墻。傳統中國城市各小區用高2至3米、寬1.3米左右的坊墻分割。坊墻開四門，晝開夜閉，夜不入坊即有罪。坊墻制將商業機構分割開，主街無門面房，不利經營。從坊墻制到街市制，是傳統城市向近代城市轉化的大關節，金中都把握了契機。

富民維系著基層社會

金朝富民中還有手工業者、地主。金初手工業不發達，通過戰爭，俘獲大量匠人，靖康之役，金人“押工役三千家”北歸。為鼓勵手工業，金朝幾次籍民，將各地匠人調至中都，編入匠戶，世代不得脫籍。金朝中后期，手工業水準已不遜于南宋。蒙古窩闊臺伐金時，竟從中原“括其民匠得七十二萬余戶”。

地主則擁有較多土地，生產規模大，勞動效率高。

學者鄧子聰在《金代富民階層研究》中指出，富民家庭人口多，據出土墓志，超20人的家庭占33%，低于10人家庭的占42%，有兩家竟超百人，“自梁唐以來，未有如此之巨族也”。

金朝富民被稱為“豪民”，但與漢魏時擁有武裝、割據一方的“豪民”不同，受中原戰亂影響，窮家投富親戚，聚住一起而已。

金制，州府一級建學校與文廟，地方可申請朝廷撥款，不足由民間捐贈補齊，再下一級則全靠民間，富民是主力。此外，富民還是鄉村修廟觀、建路橋、節日慶典、賑災等的主力，他們承擔較多稅負，“大小科役無不及之”。

富民是維系基層社會的重要一環，據鄧子聰鉤沉，一方面，他們是鄉民的道德典范，在《千戶賈侯父墓銘》中，贊墓主“事父母以孝悌聞，待友朋以忠信稱，鄉黨宗族，莫不服其吉德”；另一方面，他們保一方平安，據《金暴益墓志》，贊墓主“一境之內，愛而畏焉。至于強梁悍愎之徒莫不側目而視之，田園桒（通桑）棗，無秋毫敢犯者”。

看來，金朝應優待富民才對。

富民承受著三類歧視

可金朝對富民很苛刻。

基于“為富不仁”的偏見，基層官吏在情感上偏向小民，富民落入司法困境。《金史》中記一案例：

10余家貸富僧六七萬緡，不愿償還，判案的銀珠哥大王不通漢語，這些人重賄翻譯。翻譯說：“久旱不雨，僧欲焚身動天。”銀珠笑，連說“塞痕”（女真語，意為好），眾人不知何意。一下法庭，“先期積薪，擁僧于上，四面舉火……竟以焚死”。

劉祁在《歸潛志》中稱：“如富家與貧家訟，必直貧民……嗟乎，貧富相爭，自有曲直，彼貧民中亦有桀黠不逞者，富家中亦有循良懦弱者，烏可執一哉？”貧人多富人寡，貧富產生糾紛，官員或囿于見識，或為博清譽，不惜曲法。

法律上歧視富民，經濟上也歧視富民。

金朝雜稅多，且“遇差科先及富者”。金海陵征南宋，“物力之外又有鋪馬、軍須、輸庸、司吏、河夫、桑皮故紙等錢，名目瑣細，不可殫述”，海陵王死后，這些雜稅仍長期存在，甚至鄉村雇管理人員，富民也要“以其戶十分內取三分”。

宋人出使金朝，按慣例，金人應贈禮物，開銷全由富民承擔，且“歲歲如此”，以致“行戶倍償都窮”。

富民難以應付，只好隱匿產業，北宋已“隱寄產業賞告之法”，許匿名舉報，誣告、濫訟不究責。金朝沿用，末期“朝廷括河朔、山東地，隱匿者沒入官，告者給賞”。

在政治上，更歧視富民。金朝視商人為“末作”，認為“農歲不登，流殍相望，此末作傷農者多故也”。大定十六年（1176年）甚至下令：“商賈舟車不得用馬。”

邁不過的兩道坎

富民有貢獻，金朝為何還要苛待？

一方面，權錢結合，金帝難應對。

金朝階級有兩種劃分法，一是基于民族成分，一是基于經濟能力。彼此交織，監管困難。金朝貴族為謀利，不計體面。比如晉王斜也（阿骨打的同母弟），讓工匠給他畫了一個佛像，自稱夢見此佛，應以金鑄之，讓縣里出黃金，結果像沒鑄，卻把黃金貪污了，百姓稱他是“金總管”。

據鄧子聰鉤沉，在鄉村，“縣民豪族大姓，通行賄賂，趨媚縣僚，貧民無所控訴”“縣豪民王八十者，持吏短長，為一邑之害，小不如意，陰以法中之，縣官熟視，不敢誰何”。

金章宗曾下令：“隨路點軍官與富人飲會，公通獻遺，宜依準監臨官于所部內犯罪究治。”

另一方面，金政府經商，與富民有利益沖突。

金朝專賣品多達十種，即：酒曲茶醋香礬丹錫鐵。其中鹽最多，據劉浦江先生研究，金世宗時歲課鹽622萬余貫，近全部財政收入四分之一。到章宗承安三年（1198年），增至1077萬余貫，致有“國家經費，惟鹽課”之說。

此外，金朝各級政府以放貸獲利。此法源于佛教入中原，寺廟以放貸生利。唐太宗李世民規定，各部門定期聚餐，餐費從放貸中來，各部門競相向民間放貸。金朝不僅貸款生利，還建流泉務，挺進典質業，名義上是為平抑民間典質的利息太重，但金朝濫發紙幣，“大鈔滯則更為小鈔，小鈔弊則改為寶券，寶券不行則易為通寶”，“興定通寶”剛發數月，即已貶值，小民受損更慘。

兩大問題成金朝繞不過去的坎，只好用“抑商”茍安。

市面繁榮卻民生艱難

金朝抑商的代價慘痛。

范成大使金時，金朝經濟正在恢復期，他卻發現：“民間荒殘自若，新城內大抵皆墟，至有犁為田處，舊城內粗布肆，皆茍活而已，四望時見樓閣崢嶸，皆舊宮觀，寺宇無不頹毀。”

市面繁榮、民生艱難，原因有三。

一是資金無法回饋農業。抑商政策下，金朝富民皆以經商為恥，想回歸農業，可金政府大量遷移猛安謀克戶南下，共三次高潮，近400萬人，商人買的好田，一旦被他們看上，即被無償占有。

二是雜稅太多。金朝多部門大搞行政收費，國家有正稅，應按規繳納，可地方借口粟麥運輸難，另加運輸費，中飽私囊，致“道路之費，倍于所輸”，貧人難承擔，只好逃走，所缺稅收由富民承擔。

三是貨幣不穩定，成了民間財富的抽水機。金朝鑄銅錢少，且禁民間多藏銅錢，只能用紙幣，可紙幣發行無節制，一遇通脹，富民損失慘重。可笑的是，濫發紙幣，百姓還要交“桑皮故紙”稅。

金朝給商家設各種限制，但“身犯私鹽、私酒曲、殺牛者，皆為世襲權貴之家”，并沒起到規范秩序的作用。

隨著富民變窮，民間資本缺乏，金末期社會赤貧化，大定號稱盛世，“南路女直戶頗有貧者，漢戶租佃田土，所得無幾，費用不給，不習騎射，不任軍旅”，“招討司女直人戶或擷野菜以濟艱食”，已不堪一戰。隨著蒙古大軍進襲，更出現“河南、陜西、徐海以南，屢經兵革，人稀地廣，篙萊滿野”的慘狀。

局面至此，何能久持？金朝興起快，滅亡也快，在富民問題上有失誤，亦是一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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